苦难中的“并蒂莲”——《小姨多鹤》中女性形象之分析

《小姨多鹤》是作家严歌苓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中她塑造了两个形象鲜明的女性人物——日本女人“小姨”多鹤和中国女人“母亲”小环。战争的硝烟,命运的遭际,让这两个女人走进同一个屋檐,演绎了爱与恨牵绊着的一生。犹如一朵并蒂莲,严歌苓赋予这两个从苦难岁月中一路走来的女人以善与美,书写出人性的光辉。     

推荐者的话

这是一篇带有传奇色彩的小小说。土匪的匪性与人性的展示既充满悬念又显得合情合理。在“认命”与否的瞬间 ,看似“女人”的爱唤醒了“头儿”的人性 ,但实际上强调的是人性中“善”的力量。整个小说结构紧凑 ,情节的推进扣人心弦。“头儿”表面的残忍与骨子里的“善良”、“女人”表面上的刚烈与内心中的温情都在小说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非常富有人情味推荐者的话@罗小琴     

私语化小说的情感抒发与表现方式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私语化写作成为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最引人注目的一脉,这些作品从女性的生活和内心出发,写出了新时代中一类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生命追求,是极端的女性内心隐秘生活体验,是女性欲望的独特文本,是作家个人空间自恋性的私语。     

海明威的“青丝情结”——试论海明威的妇女观

海明威作品中的主人公包括拳击手、斗牛士、军人、猎人、酒客等诸如此类的“标准男人”形象,在其几部重要作品中,也描写了女人。因此,对她们给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文章通过长发型与短发型女人的对比,揭示了海明威的“青丝情结”和他内心的矛盾隐衷。     

夏尔·佩罗童话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夏尔·佩罗笔下的女性形象有两类比较突出：一类是理想型的女性。这些女性受到作者的高度重视和赞扬，她们外表美丽可爱，性格温和、有耐心，具有牺牲精神，对父母和丈夫都很顺从。这类女性几乎拥有完美的“公主”形象，最终通常会嫁给合适的“王子”。另一类是非理想的女人。如果是反面角色，她们常以“继母”或“女巫”的身份出现，性格常常是懒惰、粗鲁、愚蠢和贪婪的，如果是非反面角色，她们则常以公主和王子的媒人身份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在夏尔·佩罗的童话故事中，男性不服从禁令的结局与女性不服从禁令的结局截然不同。     

重返伊甸园——王安忆“三恋”的两性伦理解读

当代文学作品中表现两性关系的层出迭现,不同的作家、不同的认识所表现的两性伦理观亦不尽相同。20世纪80年代末,王安忆以她的性爱主题系列作品“三恋”对两性伦理进行了深入探究,集中透视了在纯粹的情与欲的纠葛中的男人与女人,以女性的立场和眼光,对两性和谐进行了伦理关怀。     

《荆棘鸟》中“魔女”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

《荆棘鸟》中有两个颇具反面特征的女性形象:玛丽.卡森和贾斯丁.奥尼尔,从澳大利亚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女性主义角度出发,重新解读小说中的这两位“魔女”,指出二者的“魔女”身份实际上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追求自主和解放的压抑和报复,是对真正的女权战士的扭曲和恐惧的表现。     

从“强女人，弱男人”模式看张爱玲作品的女性意识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作家童年的创伤性体验让张爱玲的作品中有着独特鲜明的女性意识。她用苍凉老辣的笔触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女性世界”,采用对照的写法,以女人的强悍来对照男人的懦弱,其作品表现出来的“强女人,弱男人”模式体现了张爱玲强烈的男性批判意识,是她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外化。     

劳伦斯的"妇女观":毁灭与再生

劳伦斯在女性世界中的特殊经历决定了女性在劳伦斯作品中的特殊地位。通过对劳伦斯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分析，我们可以窥视劳伦斯的妇女观，女人是一所学校，她以各种爱的“模式”来塑造男人的性格.只有实现了自我价值，才会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毁灭与再生是他对女性的一种诠释.     

张炜小说《你在高原》中的女性人物审美形象分析

张炜小说《你在高原》中的女性人物审美形象,按照其美与丑的体现,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美丽的大地女神、平实的贤妻良母、迷狂的人间魔女、丑陋的堕落天使、逐臭的黑暗恶魔。她们面对生存现实和内心需求时,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中做了不同的选择,呈现出不同的生活状态,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寄托了作家对现实世界人们审美观念的洞察和批判,对理想的审美人生的建筑。     

香港女性作家亦舒深切的女性关怀

香港女性作家亦舒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这些既现代又传统的女性形象向我们展示了香港女性在追求自己的生活和爱情的时候，无可奈何地陷于中国情感和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的文化漩涡之中的人生图景，体现了亦舒对香港女性生活的深切关怀与思考。     

现代上海女作家文本中的“娜拉出走”

易卜生作品中娜拉的出走是女性主动选择的结果,而苏青和潘柳黛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出走多少有些不情愿,女性本无意抛弃孩子,作品也因此摒除了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也是男性文本和女性文本的差异。女性从父母主宰的旧家庭出走隶属于知识分子为了追求真理而离家这一模式,只是出走由男性变成了女性而已;邢禾丽则描绘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娜拉出走＂。离家是男性知识分子寻找真理的一种方式但不一定是女性寻求幸福的方式。     

略论萧红小说中的身体在场感——以萧红小说中的生殖场景为例

萧红小说中的生殖场面,鲁迅等评论家认为它是与男性作家的审美写作规则一致的,即转喻、升华女人的身体经验,使其成为对国家、民族的象征表达,但以克里斯蒂瓦的＂卑贱＂概念重新分析生殖场面,却有着不同的意义显现,即女人的身体没有被符号化缺席在她的小说中,在场的女人的身体以卑贱为表达机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反抗父权文明对女性自身经验的压抑,这才是萧红小说身体在场感的真正意义。     

士族影响下唐代小说的女性形象

在唐代笔记和传奇婚恋故事中分别出现了＂妒妇＂和＂贱妇＂两类女性形象,她们因其社会地位的迥然之别尤其是有无士族的支持而有着不同的婚恋遭遇,产生了不同的心态与反抗方式。唐笔记中的妒妇与唐传奇中的贱妇在时间上以中唐为承接点,这恰是士族于唐代进一步衰亡的转捩点,文学作品中女性从＂妒＂到＂贱＂,反映着唐代士族的渐衰。     

《大地》中的阿兰与《母亲》中“母亲”形象之比较

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及《母亲》等一系列描写中国的杰出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跨越了种族的鸿沟","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以更深的人性洞察力去观察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另一世界的道路"并且"符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对未来的期望"①而授予她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赛珍珠描述中国农村题材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不仅表现了中国农村妇女共有的特征:善良、坚强、勤劳、勇敢,而且塑造了两种具有不同性格特征的中国农村妇女形象。我们将1931年出版的《大地》与1934年出版的《母亲》作比较,不难发现《大地》中阿兰表现出一种介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间的沉默,《母亲》中的"母亲"则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的反抗精神。无论是沉默的阿兰还是勇于抗争的"母亲"都真实再现了当时中国农村妇女的生存现状,都展现了中国女性无穷的魅力。     

沈虹光“小人物”剧作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沈虹光的作品风格朴素平实,细腻隽永。按照题材可以分为"小人物系列剧"、"革命战争题材剧"两大类。"小人物系列剧"中作者通过琐碎平常的生活场景还原了生活的原生态,塑造了"无我"、"自我"、"独我"三种不同的女性形象。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有真实可感的一面,但大都没有女性意识,一些"高大全"式的女性形象明显没有摆脱"十七年"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窠臼,而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味和主旋律色彩。     

莫里亚克“德斯盖鲁”系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德斯盖鲁＂系列小说是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的代表作品之一。四部小说围绕觉醒了却又找不到人生方向的女主人公苔蕾丝·德斯盖鲁展开,揭示了人性的脆弱与犹疑以及莫里亚克对宗教信仰与救赎的深思。该系列创作的别致之处在于除了对苔蕾丝的深入刻画外,还极其精准与细致地展示了苔蕾丝身边的各色人物以及他们与苔蕾丝之间各种不同的关系。这些人物的刻画既是情节描写的需要,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莫里亚克通过不同人物与苔蕾丝之间的关系,为其建立了一个难以挣脱的人生之网来象征苔蕾丝在封闭、压抑的阿尔热鲁斯庄园、圣克莱尔庄园与外部自由世界之间的游离、挣扎与无法逃脱。在这个复杂的网中,不同的人物象征着不同的力量,代表着苔蕾丝命运的不同侧面。     

完整的自我与和谐的统一——从《日常家用》中的迪伊看沃克的妇女主义思想

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提出的＂妇女主义＂思想,对黑人妇女解放产生了深远影响。《日常家用》是体现她的妇女主义思想的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其中的黑人女性形象迪伊通过其自身努力实现自我,在其寻根过程中表现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肤浅理解,在这个个性十分鲜明的人物形象身上,体现了作者沃克追求完整的自我与和谐统一的妇女主义思想。     

以快感对抗教化——桑塔格论艺术目的

传统＂内容说＂把文本当作承载道德伦理和教化的＂内容＂来看待,人们阐释作品无非就是要揭示并传达一种教化思想,一种道德伦理观念。正是这种对永恒道德伦理观念的不懈追求才导致了对文本源源不断的阐释,也使批评家们乐此不疲地充当起道德家。桑塔格的＂反对阐释＂首先反对的就是这一认识论及其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她接过反理性先驱手中的接力棒,以＂新感受力＂来对抗艺术的道德教化,旗帜鲜明地提出＂艺术的目的是提供快感＂,对感性欲望予以彻底解放。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提倡艺术的目的是带来快感,才能以激进的态度来抗击阐释的流弊。     

太平天国占领区清方妇女死难情形研究——以同治《苏州府志》所旌烈女为研究范本

通过对同治《苏州府志》列女传所旌表烈女事迹的梳理,苏州妇女死于太平战事的人数是相当多的,且殉难方式多种多样、死难情形相当凄惨。死难地点遍及苏州府各县、镇和广大乡村。战争带来的暴力和恐怖气氛,太平军的强制“掳妇”和奸淫妇女,以及吴越地区妇女浓烈的“名节”观念等因素导致大量妇女自杀身亡。太平天国战争,由于多种原因（包括太平军的残暴无情）,大大加剧了妇女遇难的人数,给清方妇女带来了极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