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

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我国学界和实务界长期关注依法行政的程序功能和法的安定性作用,近几年才对信赖保护问题予以重视,目前对其含义、价值和适用规则等也尚未有足够的认识。我国《行政许可法》虽然规定了信赖保护原则,但未得其精髓。本文首先阐释在行政许可中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功能和价值,其次基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介绍信赖保护原则的现行规定,再次则分析行政许可中信赖保护原则的缺陷,最后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     

对我国企业破产法设立破产管理人制度的思考

破产管理人制度是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建立的一项新制度,相对于旧破产法中规定的破产清算组制度,破产管理人制度更加规范、科学.文章具体阐述了我国企业破产法设立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必要性以及该制度对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创新与完善.     

完善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法律思考

执法为民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其中,公众参与科学立法是执法为民的前提,因此,立法者越来越看重立法中的听证制度。立法听证是公民参与立法的重要环节,也是人民群众监督立法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也确立了立法听证制度,但由于制度确立时间较短,在制度的适用范围及遵循程序上还有很多漏洞,在实际应用中还应当不断完善。本文通过对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分析,探究立法听证制度的现状,并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应对策略。     

中共反腐报道的经济视角

中共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反铺张浪费"等党建反腐新规发布后,迅速引发全球舆论关注。新华社在"八项新规"发布当天和随后的一周里连续发出对外中英文消息及评论多达20余篇,详细论述新规的内容意义、公众的期待以及如何落实,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德新社等等国际主流媒体纷纷转引。     

多元一体讲好中国故事

随着全球形势的变化和新媒介的发展,传播逐渐从新闻宣传向公众外交转型,公众外交也日益从新闻报道向讲述故事倾斜。公众外交的主体可以多种多样,多部和声才能讲好中国故事。由政府、媒体、企业、民间社团以及公民个体等组成的多元传播主体是当前国际传播中最主要、最有效的理念与实践。通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可调动多元传播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强大合力,实现"复调传播"的多元格局。对外传播必须依靠多元传播主体共同努力,尊重多元主体所代表的利益阶层和价值取向,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目标,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之间的能动性。同时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资源,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四项原则,凝聚政府、媒体、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五方力量,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合力,共同开创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局面。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些许思考

为了防止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滥用,我国在新颁布的《公司法》规定了有关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内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有效地弥补了由于公司人格滥用给公司债权人带来的损失,保护了公司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一种积极补充。但新公司法中对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规定比较模糊且法律条文过于简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德国青年就业支援制度的特征

近年来,青年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德国为了帮助青年们就业,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援助措施。其特征主要体现在就业法规、职业指导、职业培训及职业教育制度上,特别是德国职业教育最有代表性的双元制,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进行试点后,至今仍然是职业教育领域最常用的概念之一。德国青年就业支援制度主要包括劳动科课程的设置,以及具有德国特色的双元制培训制度。其优势就在于由立法规定企业参与职业培训的义务,使得企业广泛参与到学生就业支援中来。     

我国公众政策参与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学者们主要对公众政策参与的价值与功能改善作了积极的研究。文章就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了扼要综述,以供同仁参考。     

独立董事制度的正确价值定位

独立董事制度是一项"外来"的制度,在引进的过程中引起广泛的争议,褒贬不一.伊利独立董事被罢免、科龙独立董事集体辞职等一系列事件,更是令人们开始质疑这项制度引进的价值.文章旨在从制度价值的视角分析论证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价值,为理论界与实务界进一步探讨独立董事制度运行的配套制度尽绵薄之力.     

我国公众政策参与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学者们主要对公众政策参与的价值与功能改善作了积极的研究.文章就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了扼要综述,以供同仁参考.     

电信诈骗中“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目的犯是我国刑法规定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犯罪,将其作为故意犯罪的一种特殊情形是确定犯罪行为性质的需要,我国刑法的条文中反映出了目的犯的特定目的之诸多特性。研究目的犯的特定目的在犯罪主观方面中的地位以及特定目的和犯罪动机之间的关系,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电信诈骗犯罪作为"非法占有目的"类型的目的犯,司法机关在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时应当严格遵循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合理地适用司法推定制度,严格把握客观证据的证明标准,重视证据链条的完善程度,通过客观现实来重构主观事实,进行分析论证。     

论行政保护情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构建

在政府主导下的非遗保护工作中,传播是一项重要的保护制度,其中,利用互联网进行有效传播有利于提高公众的非遗保护意识。近几年开始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其构建的情景、动机、特点以及存在的不足值得我们探讨。     

人本视角下的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思考

历史文化街区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核心地区,也是保护与发展冲突最为集中的地方。在城市更新的时代背景下,历史文化街区在更新发展过程中往往面临建筑质量维护欠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缺乏、历史环境整治不当、生活延续性割裂等问题。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下,重点关注街区安全、全龄友好、文脉传承、合理发展和公众参与5个方面,结合部分城市的实践经验,对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技术方法和实践模式进行综合思考。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大利模式解读与启示

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近几年,我国逐渐开始关注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研究发现,高度社会化的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大利模式"实质为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各地方政府主导与"文物监督人"及"遗产领养人"共同保护,该模式使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本文通过解读"意大利模式"并对比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提出意大利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对我国的启示。     

基于三项制度改革提升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研究

三项制度改革是现阶段国有企业工作的重点,贯彻三项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直接体现。三项改革详细是指劳动制度、分配制度及人事制度改革内容,在三项制度改革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环节中的重要性随之凸显出来。基于此,本文主要阐述了国有企业实施三项制度改革的意义及三项制度改革下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剖析了三项制度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研究了基于三项制度改革提升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相关措施,以期为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提供可行性参考。     

经济适用房流转法律问题分析

经济适用房制度是一项保障低收入家庭住房的措施,对于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适用房制度在现实应用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经济适用房的购买指标转让及继承问题等,甚至还出现了法院对经济适用房借名协议效力的纠纷裁判不一的情况。本文试图分析和探究经济适用房流转的法律问题,通过对常见问题的分析,提出完善建议和可采取的措施,并就现有规定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     

保险人违反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

《保险法》第17条第2款对保险人违反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作出了这样的规定:"……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该条规定简单、含糊,且将所有未经提示或明确说明的免责条款都归于不生效力的做法,在理论界引起了相当大的质疑,导致各种学说产生,《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也采取回避态度,使得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基于此,提出建议:通过对免责条款的司法审查、效力的类型化设定以及有选择引入"合理期待原则"来提高"不产生效力"规则的司法适用性。     

论适用《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自愿平等原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自愿原则,二是平等原则。自愿原则是指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所订立的劳动合同必须是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协商一致,而不能将一方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尤其在我国当今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更应该加强自愿原则。这是劳动合同法的基础,也是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主旨所在。在我国劳动合同的订立阶段,《劳动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     

善治价值的重构和传播——讲好环境治理的中国故事

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类社会的共同关注,中国环境治理的对外传播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建立起与中国环境治理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成为复杂国际形势下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环境治理的对外传播中,一方面要体现回应性、问责制、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等善治的基本价值要素,另一方面要突出中国环境治理的效率和国际责任担当,讲好环境治理的中国故事,彰显中国的环境治理能力。     

《合同法》第402条的理解与适用

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规定了有别于《民法通则》中的代理制度,这是立法机关特别考虑当时中国外贸代理制的现状,突破了直接代理的局限。为兼顾委托人、代理人、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立的一种特殊“代理制度”。但是此两项规定自设立之始就不可避免与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冲突与矛盾。这是当时的立法者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