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理学，经学也”新释

顾炎武“理学,经学也”这一著名命题,是试图对“理学”概念作一种历史释解,并表明了他所提倡的社会改造理论的一种致思趋向。现代著名学者侯外庐先生批评了全祖望的说法,以为全氏之说缩小了顾炎武“经学”所涵盖的内容,而认为顾炎武此论主要是区别古今思想的异同离合和批判理学－禅学式脱离现实的空谈。宋人所论“理学”,即顾炎武所述的“今之所谓‘理学’,已非孔子儒学;其专论“心”、“性”,空谈义理,故顾炎武斥之为“禅学”。     

汉代“宗室”是否“上下通称”考

<正>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有"上下通称"条,其中就谈到"今人以皇族称为宗室,考之于古不尽然,凡人之同宗者即相谓曰宗室。"①这是"宗室上下通称"说的开端。此说是否适于两汉,顾氏并没有给出直接答案,而从顾氏所列材料看,既有两汉之前春秋时期的,又有两汉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偏偏没有两汉时期的。看来顾氏"考之于古"的"古"是无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微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开一代考掘学之风。乾嘉年间，考据学发展到鼎盛，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试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论宋明理学的经学观

以己意说经,不受旧注疏的约束,这体现了宋明理学各派经学观的共性.在此基础上,程朱重视"由经穷理"、我注"四书",陆王强调以经书为吾心的注脚,但就形式与解经的目的即理学家的思想实质而言,理学各派均是把经学形式与性理学内涵相结合,说经的目的在于阐发自己的性理、心性之学,而不是为解经而解经.     

论顾炎武的理学思想

顾炎武作为清代考据大师为世所称道,许多学者都认为其治学惟重考据而不重义理,即有义理亦纯为宋学余绪,而无特立之论。其实这是对顾氏思想的一个误解。顾氏理学以经学为基础,而以经世致用为指归,是一种与宋明理学基本精神完全不同的新理学。     

明代性理诗人的诗歌传统及其理路

明代性理诗人有其遵循的较为稳定的诗歌传统,大致可分为《诗经》风雅传统、效陶传统、崇杜传统以及理学家诗歌内部承续传统。他们认为《诗经》义理完备,存乎天道,是诗歌创作的经典范式和最高标准;陶渊明的性情和诗风高度契合性理诗人的理学思想,故有道者之诗多效陶;杜诗拘于声律对偶,工夫义理不及《诗经》,但其诗风雅健,且有道学气象,而致性理诗人疑杜与崇杜并存;以邵雍、陈献章为代表的理学名家的诗歌乃合乎天道者之言,明代性理诗人热衷对此鼓吹宗尚,由此形成了因承有序且相对封闭的诗歌审美传统。这四种传统对应了理学与诗歌深度融合的四重理路。以理学为核心,以与理学的关联程度为半径,可以将明代性理诗人的诗歌传统划分为四个圈层,依次是理学家诗歌内部承续传统、风雅传统、效陶传统、崇杜传统,最终聚合为一个兼备诗法、诗评与诗作的“同心圆”。     

从"经学即理学"到"六经皆史"说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 ,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 ,考据学发展至鼎盛 ,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 ,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 ,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 ,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 ,反对为考据而考据 ,企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微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 ,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 ,考据学发展到鼎盛 ,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 ,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 ,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 ,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 ,反对为考据而考据 ,企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清初经学复兴及其特征

清初经学的复兴,本着经世之目的,虽有尊汉抑宋的倾向,但仍然是汉宋兼采;随着满清政权渐趋稳定,统治者的官方价值体系的选择,理学由清初仍对王学的回护明显的转向尊崇、笃信程朱理学;对陆王心学总体的抑制与驳斥,黜空谈心性的空疏转而强调尊崇实学、实用躬行。     

北宋朔学之经学体系与思想特征

北宋朔学以司马光、范祖禹、晁说之、刘安世等人为代表,除了突出的史学贡献外,他们在经学领域也颇有建树。朔学之经学著作涉及五经、四书、五子等类目,但在《周易》《中庸》及《孟子》方面成就突出;其经学思想所探讨的虚气说、中和论、人性论、格物论等学说,对理学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同时,朔学在学术渊源上崇扬抑孟,治学宗旨注重经世实用,弱于义理探讨,治学路径强调学习修身,追求道德至善,体现出自身鲜明的学派特征。从整体上探究朔学之经学思想成果、体系和特征等问题,对进一步全面认识朔学成员的学术成就,深入理解朔学在宋代经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微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考据学发展到鼎盛，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流井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企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从“经学即理学”到“六经皆史”说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考据学发展至鼎盛，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企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由性理转向经史:明清之际学术的新趋向

在16、17世纪，中国大多数学仍然恪守理学道德心性的思辨体系，但有少数学却转而根据实证标准从事经史典籍中的事实性考辨。在顾炎武之前，归有光、唐顺之、钱谦益以及陈第、方以智的学术取向，都与明代的性理之学迥异。这表明，在乾嘉学派形成以前，已经有一批优秀的学在从事经学、天、小学、地理以及数学方面的实证性研究，由他们那里发轫出来的学术意识与研究方法，恰是清儒考据学重要的来源之一。     

“习行”、“主动”的教学法理论探讨

"习行"、"主动"是颜李学派关于教学法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主张,也是其学术思想的基本精神,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主要途径。颜李学派反对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以为汉唐崇尚章句,口讲耳听,流为佛老;宋明"穷理居敬",静坐读书,空谈心性,虚妄无实。所谓把"身实习之,身实行之"作为治学的根本,认为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上著力"(《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强调只有通过亲身实行才能获得知识,而且要通过反复习练去巩固知识。     

顾炎武对古韵分部及其演变的研究(上)——阴声韵的离合及相关问题

本文讨论的是顾炎武关于古韵分合及其演变的研究。虽然古韵分部是顾炎武古音学的主体部分 ,但本文研究着眼于这样几方面 :( 1)顾氏离析《唐韵》的根据及古韵分部的原则 ;( 2 )顾氏对古韵分合及原因的探讨 ;( 3)顾氏古韵分部的理由 ;( 4)顾氏对古韵交叉关系 (合韵 )的认识。顾炎武在几方面有成功的地方 ,也有不足之处 ,本文都一一作了分析。文中着重讨论顾炎武对阳声韵分合的研究     

论汤斌的学术思想及成就

汤斌顺应明末清初实学思潮,以振兴儒学为己任,讲求实效,为处于困境中的理学增添经世致用的因子。在学术上,他不辨门户,不主空谈,提倡读经,认真考证,为扭转明末空谈的学风作出了贡献,并推动了清初学术由理学向经世致用之学、继而向经学考据的转变。     

博学宏儒程瑶田

人之常言:“博学宏儒”,能当之者谁乎?顾亭林云:“经学即理学”。经学家而通理学的,又有几人?姚惜抱谓“义理、考据、词章不可偏废”,然如何合一?合一者谁?戴震由经学进而言“理”。然在当时评价不一:或以为戴之“可传者不在此”;或以为戴正因此而“功不在禹下”。然戴毕竟年才五十多,论著未竟。真能恢宏江戴之业,兼收刘(大櫆)姚(鼐)之长,合考据     

李因笃音韵学研究的得与失

李因笃对古音韵的研究依傍顾炎武学说,述而不作,没有顾氏那么深透。对汉诗音韵的研究也只是简单举例阐发,无归纳总结。作为一位诗文大家,他的音韵学研究偏重于实用,不是从＂小学＂的基础上研究古音。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传播和维护顾炎武古音学以及反对毛奇龄通转叶音说上,李因笃颇有功绩,为乾嘉时期古音学的繁荣作了一定的铺垫。     

程颐《易》学与理学建构

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易》学是程颐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程颐理学的重要理论根据,他的思想理论体系主要来源于对《周易》的解释。他将很多《易》学解释的原则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哲理,而这些哲理是其哲学体系的重要思想源泉。     

程颐《春秋》诠释方法与思想探析

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借助对传统儒家经学的解释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理学,这对后来的经学解释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他对于《春秋》的解释,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程颐对于《春秋》的解释,具有自己的特色,如会通三传、义理解经、以四书说解《春秋》、注重"春秋笔法"、以理学解读等,这些都为后来理学家解释《春秋》,即理学化《春秋》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典范。可以说,程颐《春秋》学在宋代经学解释学史上具有突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