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尴尬”谈到“静态采访”

“尴尬”者,态度不自然之谓也。记者在采访实践中偶遇“尴尬”,往往是难以避免的。这里就有一例。在武钢某厂办公室里,一位年轻的记者与被采访者开始了采访交谈。记者:我们参观了武钢之后,真是大开眼界,武钢规模宏伟,果真是全国最大的钢铁基地呀!……被采访者:(插话)不,不是最大的。记者:噢,是全国最老的钢厂了。被采访者:也不是最老的。记者:嗯,对了,那就是最先进的了。被采访者:也不是最先进的。记者:(脸上泛起了红晕)嗨!您别谦虚嘛!     

让新闻人物"我就是我"

《新闻战线》2003年笫7期刊登了一幅漫画《采访记》,说的是记者在采访中给被采访者提供“台词”,被采访者亦将记者的“台词”照本宣科。读过漫画,感触很多。漫画点出了我们某些记者采访中的一个通病:引导被采访者按记     

对采访“感想”之感想

在记者采访中,我们不难听到这样的发问:“哎,你当时想什么?”“哎,你有何感想?”几乎成了发问“模式”。采访对象是多种多样的,而记者的发问绝不应是“千人一腔”。如果见了谁都是“想”呀、“感想”呀那句老话,不但自己抓不住“活鱼”,而且被采访者会反感的。中国女排获四连冠时,有记者问郎平:拿下四连冠你是怎么想的?郎平说,     

对采访“感想”之感想

在记者采访中,我们不难听到这样的发问:“哎,你当时想什么?”“哎,你有何感想?”几乎成了发问“模式”。采访对象是多种多样的,而记者的发问绝不应是“千人一腔”。如果见了谁都是“想”呀、”感想”呀那句老话,不但自己抓不住“活鱼”,而且被采访者会反感的。中国女排获四连冠时,有记者问郎平:拿下四连冠你是怎么想的?郎平说,我想睡它三天;棋手聂卫平战胜日本高手后,有记者问,你是怎么想的。聂卫平说,什么也没想,下棋时只想下棋。口头访问是一门艺术,也是记者采访的基本功。基本功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会不同。1984年     

七年关注成就的一组摄影作品——《恩施日报》摄影作品《再见,索道你好,公路》的背后

这是一组长达七年关注后完成的新闻摄影作品。早在2013年,记者看到一组网友拍摄的照片:村民坐着“铁篮子”,从几百米高的悬崖上凌空飞渡出行,网友配文:“没有公路,只能飞出山……”然而没有留下任何拍摄地点的线索。通过多方打听,记者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铁炉白族乡渔山村。     

“送温暖”照片为啥年年一样?

岁末年底,报纸上“送温暖”报道渐渐多了起来。但我发现,多年来,“送温暖”照片似乎都是一个样子:“送温暖”的领导一手端着慰问物品,面向镜头,一脸笑意,作深情慰问状。而被慰问者双手捧着慰问物品,感激地看着领导。照片中,领导大都是“正面形象”,而被慰问者多是“侧面形象”。我就禁不住想,“送温暖”的照片为啥年年一样?记者们为什么就不能换个角度呢?记者可能会抱怨:拍摄“送温暖”照片,多是奉命行事,而且往往要“突出领导”,也只能那样拍。但是为什么每张照片都拍成那个样子呢?这一是记者有了固定思维模式,虽然镜头里的人不一样,但也不…     

我的新闻启蒙老师

在编纂传记丛书《新闻人》过程中,使我陷入敬重、感激心绪而深切怀念的,莫过于我的新闻启蒙老师邵红叶。在１９４８年末平津战役中,我被调到天津日报后,是邵红叶分配我当记者的。在房东的东屋里,他操着上海口音问我想做什么工作？我说：“服从组织分配。”他说：“好,你做文字记者怎样？”我说：“那可不行。我不会。”他问我会做什么？我说：“我会摄影,冲卷、洗印放大照片都会点儿。”他说：“摄影,以后再说,你先搞一段文字记者试试,好不好？”我说“不行”,他却说：“就这样定了！”从那时起,我和从华北局城工部调来的十几个…     

网络时代，每个公民都是记者

2007年6月22日,我的同事,<新闻调查>的记者柴静在博客中发文,号召全国各地的网友拿起相机,拍摄自己身边政府的豪华楼堂馆所,然后将照片或线索贴到她的博客上,在文章的最后,柴静说了这么一句响亮的话:你是公民,也是记者!     

“一堵墙“与“一颗心“

近日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郭梅尼作品的生命之源》,介绍的是科技日报记者、《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的作者(和徐家良合作)、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郭梅尼“磨笔头”的故事。文中说,有次她到岳西一个贫困偏僻的山村采访,“是一家一家 地跑,打开碗厨看看剩菜,掀起床单摸摸铺垫”,“样样事都那么一腔热情”,“吃饭时还要和村干部聊天”。 郭梅尼采访为什么有“一腔热情”,被采访者为什么与她“心有灵犀”?在读她的属个人体会性的文章《在人生的跑道上》中,我找到了答案,她说:“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往往有一堵墙”,“这就要求记者掌握一把打开人物心灵宝库的金钥匙”,“尽快地推倒”这堵墙,“使自己的心和采访对象贴近”。     

“末流记者”咏叹调

90年代初踏上新闻岗位的人,需要经受许多诱惑,经历许多困惑。某日出差,与几位“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乘客在火车里闲侃。听说我是人民日报记者,一位“款爷”高诵一支《记者谣》:“一流记者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拿红包,四流记者写本报。”诵毕,两眼盯着我问:“你是几流记者?”我淡淡地吐出几个字:“末流记者,把夜熬。”“熬夜”这个字眼,我并不喜欢;对于朋友,我常这样说:一年里的所有双数月份,我都属于月亮。那是些“暗无天日”的日子。     

记者的“身后”是什么？

从高校退休的邻居张教授是个特别认真仔细的人。一次他突然问我:“你们记者的‘身后’是什么?”我一时被问得糊里糊涂。他见我搞不明白又笑着说道:“你们在搞新闻报道,常常有个记者对着镜头作一段开场白。”“那叫现场报道,”我插嘴解释。他说:“对!就在这个现场报道中,十有八九的记者都说,‘我的身后’怎么怎么着。”张老怕我不信,边说边拿出他的记录给我看:某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淡》播出的《悉尼——另一个赛场》,报道北京在悉尼申奥情况。记者张洁面对镜头介绍说:“观众朋友,我‘身后’就是     

从“尴尬”谈到“静态采访”

“尴尬”者,态度不自然之谓也。记者在采访实践中偶遇“尴尬”,往往是难以避免的。这里就有一例。在武钢某厂办公室里,一位年轻的记者与被采访者开始了采访交谈。记者:我们参观了武钢之后,真是大开眼界,武钢规模宏伟,果真是全国最大的钢铁基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由《中国走势访谈录》说起(下)

记者的工作重心在采访。可以说,采访的效率和采访质量,不仅决定着一篇篇具体的报道的水平,也决定着一个记者终身成功的程度。所以,有事业心的记者一方面在日夜地奔波,一方面在钻研如何用眼睛观察,如何讲究访谈技巧……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采访的效率和采访质量并不是完全由记者单方面决定的,它还决定于被采访者——不仅决定于被采访者的友好的配合,也决定于被采访者     

浅谈采访中的“危机”处理

在采访中，从表面上看，记者是主动的，而被采访者是被动的，但许多时候恰恰相反，被采访者其实是处在主动的地位。比如，记者提的问题，他可以毫无保留地回答，也可以来个无可奉告。所以。记者在采访中对主动与被动要有一种辩证的看法，要力争变被动为主动。记者要掌握采访中的主动权。有两层意思：一是记者要想法让采访对象配合自己的采访，让他提供记者所需的新闻事实；二是记者在采访中要注意不被采访对象牵着鼻子走，避免因做了被采访者的“传声筒”而为其所用。     

如何应对“拒绝采访“

近年来,中国内地新闻界开始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愈来愈多的被采访者敢于向新闻媒体的采访说“不”,使新闻媒体记者更多地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采访危机感。尤其是对地方性新闻媒体来说,这些年,“拒绝采访”现象呈现直线上升的态势。记者们开始意识到:现在是必须认真面对这个现象并采取相应对策的时候了。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国内舆论环境日趋宽松、受众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二是媒体自身工作出现的一些问题,影响了公信力,最终影响     

也谈“尴尬”和“静态采访”

今年《新闻战线》第三期,肖新生同志在《记者业务探讨》专栏中谈到以“静态采访”作为记者摆脱“尴尬”境地的手段。我想,这个问题很有商榷的价值。对于一个年轻的记者,“无知”不属“丑行”,而无知+固执,就不仅讨嫌,而且是致命的弱点。“静态采访”若作为记者的十八般武艺之一种是可取的,若作为摆脱尴尬境地的办法,则可能有害而无益。从肖新生同志文中引用的记者与武钢某厂被采访者五个回合的对话,不难看出,双方都很自负。记者缺乏常识,准备不足,又固执已见,更显捉襟见肘。而被采访者显然对此反感,不失礼貌地进行了有分寸的反唇相讥。如此采访,     

“137”的来由

这里所说的“137”,是指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三、七版上稿子的事。去年10月18日,海外版一版刊登了一张我拍的新闻照片: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新购买的一架波音747—400大型豪华宽体客机到达北京。三版上刊登了我写的一篇人物通讯:《鹰击长空飞万里》,同时也配发了一张我拍的照片。在七版副刊上又刊登了我的一篇特写和照片:《在天安门广场看秧歌》。上面说的是同一天报纸的一、三、七版登我拍摄照片的事实,我称之为“137”。一天中登了三幅照片。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但是有必然性才会有偶然性。     

校正“一市民”、“一村民”背后的观念

在电视荧屏、各类报刊上, 经常看到记者就某一事件、某一现象进行采访时, 这样为受访者“介绍”: 对于各级官员, 哪怕是一个社区主任、村支部书记, 都在其前面注明头衔, “××书记如是说”、“××主任如是说”, 而对于一位普通市民、一位普通村民, 除非是文中的“主角”、“典型”,一般就用“一市民”、“一村民”来表示了。如果是批评报道, 我们还可以理解, 毕竟是为了保护被采访者, 避免其“抛头露面”带来麻烦。但在一些正面报道中, 哪怕荧屏上一个市民在谈城市建设和精神文明, 下面仍不出现被采访者的姓名,这就让人匪夷所思: 张三就是…     

“非正式采访”也能发现好新闻

记者、通讯员采写新闻,与被采访者面对面交谈,并随手记在采访本上,似乎是正儿八经的采访了。有人觉得只有经过这样的“正式采访”,才能写出新闻来。其实,好多不错的新闻往往是从“非正式采访”中发现的,有些还是“正式采访”中发现不了的。从不带采访本的闲谈中发现新闻。“记者除了睡觉,都在工作”。平时不露身份,利用坐车、散步、等人的时间与人闲聊,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新闻。有一次,我路过一个乡,为了今后采访方便,请乡长把各村书记、村长的名单写给我。他写了好一会,只写出三分之二,又去找秘书帮助补充。我就问:“怎么,这些人你不知道?”他说村级班子刚调整,换了一半人。但我认为正因     

“骨灰级”是什么?

讲话是一门艺术,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见什么人讲什么话,大有学问。写文章亦如此,平铺直叙读来亲切,引经据典眼界大开,一针见血痛哉痛哉!那叫“写”在“点”子上。“说”不到人心里,“写”不到“点”子上,会被耻笑为傻瓜式的“对牛弹琴”,或叫空脑壳的“信口开河”。2005年11月25日晚,66岁的辽宁男子篮球队主教练蒋兴权,在山东临沂率队取得一场胜利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心平气和地说了几句话突然脸色一沉,话锋急转,对着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大声斥责:“我今天在你们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说我是什么‘骨灰级’的教练,这对老人很不尊重。我年龄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