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蒙古寺院土地及其经营

寺院土地是清代蒙古地区土地所有制形态的重要类型,也是清代蒙古寺院经济中的重要生产资料之一。按其生产经营方式,可分为牧场、耕地和城镇寺院周围的地铺三种。牧场一般在寺庙建立初期由当地扎萨克或官员从所辖游牧区域中划给呼图克图或寺院,其生产经营方式主要是通过放苏鲁克从事畜牧业生产;清代汉族农民移入较多,开垦较早的呼和浩特地区、内扎萨克蒙古东部地区和其他适合农业区的寺院土地多以耕地为主,并零散分布于寺院四周或离寺庙较远的地区,由扎萨克官员划给的香火地、自私招垦牧场、王公、台吉和富有的蒙古箭丁捐献的土地、上层没落的台吉、塔布囊和下层民众因贫穷所迫而典当或卖给或寺庙喇嘛动用庙仓现银现钱购置等渠道构成,其生产经营方式是通过佃租给民人或旗民耕种而获取地租——银粮或小部分土地由寺院喇嘛人口和所属沙毕纳尔耕种;寺院地铺分布于呼和浩特、多伦诺尔、阿拉善和硕特旗定远营、内扎萨克蒙古锡埒图库伦喇嘛旗等城镇的寺庙周围或城内其它街道,以租赁为主要经营方式。     

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

明代北部边防形势的演变与蒙古族进入河套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朱元璋在建立北边防线时对河套问题重视不够，朱棣即位后将大宁都司和东胜、兴和撤向内地，使明朝防御蒙古族的北边防线出现两大缺口，导致宣德年间开平卫撤向内地，土木之变后北边险要尽失，河套问题遂凸显出来，关于蒙古族各部进入河套的时间，诸史记载颇多不间，同实蒙古族早在宣德年间即已进入河套，正统初年开始扰掠明边，到景泰，天顺年间已有比较著名的部落在河套活动，成化以后河套成为蒙古族永久的根据地，蒙古族进入河套之后，给明朝的北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形成明代中叶延续百余年之久的北部边防危机。     

陈庭长智断梧桐案

梧桐案的双方，是一位村书记和他的一个村民。事情是这样的：村书记在前山开了一块荒地种番薯，种了几年便弃地不种了。事隔几年，有一个村民在此重新开垦，一直耕种到现在。这块地的后坡长着两棵高大挺拔的梧桐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汉族移民与“犋牛”村名的产生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迁徙来了不少山西汉族农民。他们开荒种地，重建家园，在村庄的命名上沿用了晋北汉族习俗，“犋牛”村名的产生即为例证。结合清代文献及山西方志来分析，“犋牛”的含义应是指开垦土地的数量。     

耕地的荒芜与拓展

在荒野里有一片开垦出来的耕地,原来的开垦者因为要外出三年,就暂时转让给一位懒惰的邻居耕种着。懒惰者每年耕种的时候,都在耕地的四周留了一点点边,没有种上庄稼。这样三年过去了,耕地就被荒草侵占了绝大部分。     

内蒙古河套地区农业开发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分析

河套地区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商品粮基地，随着近代农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土地盐碱化、土地沙化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趋突出，已严重制约了该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河套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是自然过程和人类社会长期发展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就是近现代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开展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化相关关系的研究，将为河套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     

清代移民与鄂西北的水利问题——以十堰市为例

在清代．大量移民涌入鄂西北山区．他们不仅开垦了大量的荒地．还垦殖了宝贵的森林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移民们在其生产、生活的地区兴修了大量的各类水利设施。     

清代移民与鄂西北的土地垦殖——以历史时期十堰所辖区域为例

在清代，鄂西北地区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各地区缺乏土地的农民所吸引．纷纷移居本地。他们开垦出了大量的无主荒地．在此基础上，有效地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促进了鄂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开发过度．特别是对森林资源的掠夺．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清代晚期徽州山区经济研究——以婺源茶叶贸易为例

分析了徽州山区的自然条件和清代晚期的经济产业结构,回顾了婺源的茶叶种植和贸易历史,探讨了清代晚期婺源地区茶叶贸易的经营方式与特色。认为清代晚期婺源的茶商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和商业道德,推动了社会发展。     

从清水江文书看锦屏县田赋的征收情况——以锦屏县加池寨现存文书为例

从清水江文书中的纳税凭单、田赋收据等资料来看,锦屏县加池寨地区的田赋主要采取夏秋两季的征收方法,在清代至新中国成立期间,田赋征收税率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清代改土归流的实施和清水江流域的开垦促进了黔东南地区的土地开发,田赋从而演变为清水江流域政府工作和农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清末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逐渐调整了对蒙政策。清末新政期间,禁垦蒙地政策被“放垦蒙地”所取代。放垦蒙地与新政的“裕度支”密切相关。它的推行是对内蒙古西部地区蒙汉各族人民的疯狂掠夺。清末对蒙地放垦开了不顾当地自然环境、大兴垦务的先例,后人纷纷效尤。超出了生态系统本身的调节能力。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制度与政策影响下的北京南苑环境变迁

北京南苑地区在元明清三代都是皇家苑囿,清末民国年间被垦为农田。各个时期的国家制度与政策对此发挥了关键作用,显示出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对于环境变迁的影响。本文讨论制度与政策刻意保护之下的南苑历史自然面貌、制度与政策被迫松动后的南苑土地开垦、清末全面招垦后南苑土地功能的急剧转换与聚落的迅速增长等问题,由此探讨制度与政策因素对区域环境变迁的影响,并为认识当代社会类似问题提供参考。     

移民实边与19世纪美国移民运动比较研究

19世纪美国的移民运动与20世纪初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推行的移民实边,起初两者的目标类似、措施雷同。但由于它们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的,且又土地政策取向趋异,其移民运动就呈现出殊异的历史特点,构成了各自的开发模式。     

科尔沁右翼后旗人口结构变化研究

清末放垦后,大量外盟旗蒙古农民和汉人涌入科尔沁右翼后旗,迫使该旗从事牧业的人口大量减少。更多的原住旗民招外来蒙、汉农民垦种,不仅改变了该旗蒙古人户数及民族结构。而且加快了该旗由牧转农的进程。     

清代伊犁屯田的水利问题

新疆伊犁地区在清代有着各类屯田,水利自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从管理体制上看,伊犁屯田中,总兵和总管兼管兵屯和旗屯水利,密喇布伯克专管回屯灌溉,渠长管理户屯水利。新疆建省后,密喇布伯克、农管、水利为基层水利管理人员,大阿訇负责调处全县水利纠纷。在水利纠纷的问题上,政府做了制度和政策上的预防安排。伊犁建有九城,兵屯、旗屯、回屯分城而居,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分河而驻,蕴涵预防纠纷的深意。在工程技术上也设计了分水措施,在干渠、支渠、村庄、农户间实行分水。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水利纠纷仍时有发生,如各种屯田形式内部统治者侵占渠水、不同屯田形式间的水土纠纷、各农户间的争水,等等。由于制度上的措施,特别是分水措施发挥了作用,同时实施了土地轮耕休作制度,根据伊犁河水量和粮食存储数量决定耕作数量,减缓了对水源的需求,这些对缓解水利纠纷起了重要作用。     

清末察哈尔右翼地区的移民垦荒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清统一蒙古之后,对蒙地实行封禁政策。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推行"新政"。新政期间,调整了对蒙政策,代之以"放垦蒙地",使持续了200余年的封禁政策不攻自破。内地民人大规模迁入蒙地,察哈尔右翼的前山地区成了规模较大的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盲目垦殖,粗放经营,超出了生态系统本身的调节能力,致使原本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清代汉族移民进入内蒙古地区的原因

清朝建立到灭亡(1644—1911)的二百多年是内地汉人流入蒙地的重要时期。内地人地矛盾、自然灾害和战乱、清朝的政策导向、蒙旗私招私垦现象的存在等都是汉族移民进入内蒙古地区的原因。其中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及战乱等迫使内地汉人走上背井离乡的移民路。清朝政府所采取的鼓励农耕发展农业的政策和全面放垦蒙地政策的实施以及蒙旗私招私垦现象的存在，也促使大量内地汉人流入内蒙古地区并加快其进程。     

清代察哈尔右翼地区农垦进程研究

清朝康熙十四年（1675）,察哈尔部定牧于宣府、大同边外,其中察哈尔右翼主要在大同边外,今乌兰察布市的大部地区。这里从康熙末年特别是雍正三年开始出现农耕景象以来,基本上在乾隆年间变成了农业社会,以后各朝少有开垦,光绪年间又出现了三次（基本可算两次）较大规模的农垦,最终完全变成了农区。     

清初政权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

明清交替时期，黄教对中国“三北”地区影响重大。无论是蒙古、满洲还是沙俄都对黄教以及黄教的圣地西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与黄教以及黄教圣地西藏的联系中，满洲政权的黄教及西藏政策更具主动性。正是这一积极的姿态使得清初政权有效地利用黄教来扩大自己在蒙古各部中的影响，并为它对蒙古各部施加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清廷对西藏以及黄教政策的灵活运用还为清政权统一中国、成为“华夏共主”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民国初年东北松花江航运业的振兴

松花江是中国近代东北内河航运的重要河流。清政府解禁东北以来,大量垦殖移民进入东北。民国初年松花江航运业也得到了开发并日渐兴盛,松花江航运业的振兴,改善了东北交通条件,促进了东北区域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