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视野下的教育政策执行主体行为偏差成因——基于对农村教育布局调整政策运行状况的考察

农村教育布局调整政策执行实质上是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基于各自利益需求,运用各种策略进行角逐的博弈过程。在变通执行政策所获高收益与低成本支付的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采取多种策略与中央政府进行非合作博弈,最终双方博弈策略组合产生的"囚徒困境"引发政策执行偏差现象出现。制度是博弈的约束性规则,可通过制度调适、优化及创新等预防和矫正政策执行偏差行为。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

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充斥着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博弈,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自身特定的利益偏好而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来看,地方政府在教育政策执行中兼具"政治人"与"经济人"的双重特质。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追求效率而牺牲公平、注重布局调整速度而忽视公共利益、关注任期内政绩而忽视长远利益、追逐部门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等情况普遍存在。这使得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盲目性,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农村学校、普通教师、家庭以及学生的负担,一些农村地区的辍学率回升。以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审视教育政策执行,地方政府应从正式制度建设与非正式制度建设两个方面入手,促进教育政策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内在耦合,确保教育政策执行效能与教育公平的有机统一。     

公共政策视角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探析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从公共政策视角来看,导致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价值取向倾向于效益,未能更多地关注公平;地方政府未能恰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使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失真;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执行主体是地方政府,目标群体主要是村民和学生,二者存在利益冲突,目标群体利益受损;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在制订过程中科学性和民主性不足,在执行过程中准备、实施和总结等环节不够完善。     

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执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视角

利用11个省(自治区)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调研数据,本文探讨了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执行中的相关议题。研究发现: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认识"和"行动"的巨大差距,政策执行方式行政化色彩浓厚、执行阻力较大,政策执行存在较大扭曲,未来仍有四成左右县(市)希望进一步撤并学校。笔者认为,提升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县域教育规划中的决策地位,理顺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财政分担比例,建立多方参与的政策问责机制,能为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有效执行构筑必要的制度保障。     

教育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以中西部6省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为例

教育政策的执行是政策推行者与接受者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使村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冲突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利益不同,地方政府与村民作为两个独立的利益主体以"讨价还价"形式出现的政策博弈就在所难免。协调双方利益冲突的关键是要适度满足村民的正当利益,实现利益均衡。     

减除“个体选择”:学校提高教育政策执行效率的关键

学校在执行教育政策的过程中存在个体选择,主要是教育政策的公共利益与学校利益存在冲突,是学校的自利行为造成的.从教育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要求来看,学校执行教育政策的个体选择导致教育政策权威性丧失、主体的道德失范、教育政策失真.减除学校执行教育政策的个体选择,关键在于教育政策制定关注弱势学校的利益诉求,强化学校执行教育政策的指导和管理,加强学校执行教育政策的监督.     

农村教育政策的误区与建言

本文对农村教育发展政策进行了研究,指出从政策方面看,国家提出的“三级统筹”、“绿色证书”等封闭性政策。以及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过于强调统一的规模效应,缺乏民主参与过程的简单化的政策是导致农村教育滞后的政策误区。为了摆脱农村教育落后的局面,需要进行政策调整。给农村学校校长更多办学自主权,给农村学校更多的资源,允许农村学校开发校本课程,鼓励特色学校建设等十分重要。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两为主"实行近10年以来,该政策的落实情况和执行效果不容乐观。现行政策涉及多方利益主体,诸如政府、学校、城市儿童家长、流动儿童家长等,他们基于各自利益的得失,对现行政策抱有不同的态度,影响政策的执行和调整。政策的本质是利益的分配,政府在对教育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时,必须遵循:强调政府责任,平等保障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实现教育公平等原则。     

教育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以中西部6省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为例

教育政策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是政策推行者与接受者利益之间博弈的过程。博弈的最终结果决定着政策执行的实效,我国当前正在推行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当然也不例外。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效度刍议

为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深入开展,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法规,起到了指导与保障作用,但也存在校企合作政策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不强、缺少吸引力以及政策执行者态度消极、执行监督不力等问题。校企合作政策效度的提高有赖于政策体系的完善、政策执行主体职责的明确及校企合作协调机构的完善。     

我国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的政策变迁及其出路探寻简

200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了布局调整,被称为“撤点并校”。这一政策在当时的条件下,较好地整合了教育资源,提高了办学资金的利用率,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子女在“有学上”之后“上好学”的愿望。但是一些地方的过度集中办学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此政策在实施十年之后,被国务院紧急叫停,2012年11月,教育部要求各地暂停撤点并校。文章对撤点并校政策十年的变迁进行整理了分析,找到政策变迁背后的原因,为完善撤点并校政策提供合理的建议。     

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政策变化分析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其动因在于政府逐渐意识到小规模学校存在的价值,认识到小规模学校在学生成绩、经济效益等方面比大规模学校表现更好。当前我国正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美国小规模学校的政策演变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应放缓全面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

本研究旨在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政策的阶段性成效进行评估,并就2012年加大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举措提出建议。主要结论和建议是: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行为与办学质量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这影响了中等职业教育助学金和部分学生免学费政策效果的达成。在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布局和管理体系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目前加大中等职业教育的中央财政投入应以诱导地方政府完善学校布局、改革管理体系、提高办学质量为核心目标。换言之,不赞成近期内以实施全面免费为加大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优先选项。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研究——基于周口市M县的调查分析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调整力度逐渐加大。但由于在撤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所以国家在2012年又进一步规范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工作。通过对周口市M县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现状的调查发现:学校总数和学生人数呈现减少趋势;县城与乡镇的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分别呈现增加与减少趋势;公办与民办的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分别呈现减少与增加趋势。研究认为,农村初中布局调整已基本结束并且比较合适,农村小学仍然存在学校数量较多、学生人数较少、教学质量不高、教师压力较大等问题。为更加有效地规范和推进农村小学布局调整工作,需要把握以下几方面: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规范化建设,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整合教师队伍,合理调配教师资源。     

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及其变迁特征

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研究是上承清朝末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研究和下启新中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研究的关键性、重要性研究内容。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大致经历了民国前期发轫与渐进、民国中期发展与改革与民国后期调整与拓展三个阶段,并在政策制定、实施与变迁中体现和遵循着其特有的历史规律,回眸民国,以期总结得出符合当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变迁特征。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地方性理解与实践

自2001年中央发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指示十余年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对S省两地的实证调查发现,中央有关布局调整政策到地方层面执行时,由于行政官员自身的理解使政策带有地方性色彩,在政策执行中将政策目标简单化理解并量化操作,出现政策执行与政策指向相背离的情况。大量撤并村小和教学点、农村小学布局过于集中及隐性强行撤并的思路和做法,造成教育资源浪费,使农村小学生就近入学的教育机会受到损伤,也改变了一部分农村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应建立一整套民主的教育政策决策和纠错机制,强化国家行为,保护处境不利群体的教育机会,最大程度地增强政策的理性。     

随迁子女教育财政责任分担政策再造中的“秩序协商”——基于Colebatch二维政策分析框架的窥探

教育政策执行实质上是利益相关者进行“秩序协商”的过程,它是由“利益冲突”“博弈互动”“达成均势”等一系列链条有机组合的循环过程,Colebatch的二维政策分析框架为剖析随迁子女教育财政责任分担政策再造过程中的秩序协商提供了理论视角。从垂直维度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流入地各级政府之间围绕事权与财权的划分展开互动与协商;从水平维度来看,随迁子女家庭与城市居民家庭、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的“讨价还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随迁子女的学校选择行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责任分担政策再造中的秩序协商兼具“强制性”与“诱致性”的双重特征,“算计取向”催生了个体追求利益的自发性,协商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表达的显性化更增添了冲突的复杂性。因此,国家以“管制取向”逻辑对个体行为进行调控,促使“算计”思维向“合适”思维的转变,将利益冲突转化为和谐的秩序协商,保障了“均势”的达成。     

学校布局调整背景下乡村文化传承的困境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着手进行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工作,其在优化农村教育资源以及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它使乡村文化面临着传承的困境,不仅迫使乡村文化的学习主体——乡村儿童和少年“不在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学校教育与其他教育系统间的疏离.这启示我们在制定乡村教育政策时,要积极寻求各方专家以及事件直接相关者的意见,处理好乡村文化传承问题以及学校教育与社会和家庭教育间的关系,在发挥政策最大优势的同时,尽量减少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经历了渐进性制度转换、探索性制度置换、建构性制度微调等三个阶段。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可以发现,政府决策和社会市场需求等宏观性因素影响着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学习效应、协调效应、适应效应及高昂的运行成本等阻碍性因素使劳动教育政策变迁产生路径依赖。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动力来源于政府、市场、学校三方的权力博弈。如何抓住制度创新的重要契机,不断突破路径依赖,是我国劳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