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职务科技成果的权利配置规则研究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的权利配置表现为一种单位主义的模式,但在实践中的运作效果不理想,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较低。其原因在于只是从初始分配上来界定科技成果的所有权,而未能对科技成果的社会利用进行有效的制度激励,混合所有制改革虽然在权利配置上产生较大的激励效果,但也面临正当性的难题。科技成果的权利配置涉及多重利益关系和制度目标,因此,不存在一个价值最大化的分配方案,在设计科技成果的权利配置规则时要充分考虑知识产权转化机制和市场机制,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选择,以多种方式实现权利的优化配置。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产权的配置:含义与应用——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

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视为一种交易行为,进而分解其契约结构.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重新审视了科技成果产权配置的经济含义.并认为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理论成果的产权应归于政府,使之成为公共品;技术成果的产权应归于高校或科研人员;科技商品化成果的产权应归于企业.这样的产权结构有利于提高高校科技成果的转换效率.     

“拜-杜”法案、权利配置创新与大学职务成果转化——以美国常青藤大学为例

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研究美国常青藤大学的职务成果权利配置创新。研究发现美国大学形成了"法人优先、发明人劣后"的处置权配置创新;"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基层学术单位、发明人"四方激励兼容的收益权配置创新;大学内部形成了收益权与处置权相互关联、浑为一体的"激励——行动"闭环反馈机制,推动大学完成了法人主导、有组织有目标开展创新活动的现代化转型。基于以上研究提出我国大学在法人层面推进职务成果权利配置创新、加快现代化转型的政策启示。     

协同激励创造与转化的职务发明制度重构研究——兼论《专利法》第6条的修改

以某大学为代表的"职务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对职务发明制度的修改,试图通过权利归属的重构促进职务发明转化。从鼓励创造说、财产分配说发展形成的职务发明制度理论——利益平衡说,强调发明人与社会利益平衡。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形成的"新利益平衡说",强调以鼓励创造为职务发明制度的价值本源,区分职务发明创新与转化的源流关系;关注单位与发明人等权利人间以及权利使用人和社会权益间平衡,以鼓励创造与转化协同为价值目标。本文认为职务发明制度再改革和《专利法》第6条职务发明制度修改应当依照新利益平衡理论,协同激励创造与转化,配置位阶明晰的权利归属、权能行使、权益分享,并完善相应的规则体系。     

职务发明人科技转化中权益保障的对策研究

职务发明人的权益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中受到的损害日益严重,有必要赋予职务发明人科技转化的参与权。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参与权是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参与技术转化的权利。科技成果转化参与权,是完成人基于自己的发明创造享有的其它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它构成了对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持有权的限制和有益的补充,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     

职务发明人科技转化中权益保障的对策研究

职务发明人的权益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中受到的损害日益严重,有必要赋予职务发明人科技转化的参与权.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参与权是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参与技术转化的权利.科技成果转化参与权,是完成人基于自己的发明创造享有的其它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它构成了对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持有权的限制和有益的补充,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结构性差异与配置困境——基于TOE理论与扎根理论的联合探索

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低一直是推进科技赋能、实现科技强国的阻力。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提升，需要从各要素出发，探索要素结构性差异和配置困境，助力科技成果转化全要素配置。结合TOE理论和扎根理论，构建包含技术、组织、环境3类主范畴、8类次范畴在内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分析框架，对16个不同领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案例分类进行对比。研究发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配置结构主要分为4类：环境制约型、技术—组织依赖型、环境—组织依赖型、均衡配置型；要素配置困境主要来源于政府、市场、高校、专业服务机构、科研团队五大主体，当前存在顶层设计缺失、专业服务体系不健全、人才流失、技术与市场供需不匹配等困境。     

“拜-杜”法案、权利配置创新与大学职务成果转化——以美国常青藤大学为样本的发现

“拜-杜”法案是美国首创、全球广泛扩散的旨在推进大学职务成果转化的制度创新。我国在2002年引进该制度创新,但却未像美国那样取得全球瞩目的制度绩效。本文以美国常青藤大学为样本,研究大学的职务成果权利配置创新,发现“法人优先、发明人劣后”的处置权配置,“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基层学术单位、教师”四方分配兼容的收益权配置,既实现了该法案的落地、取得巨大的制度创新绩效,又推动大学完成了法人主导、有组织有目标开展创新活动的现代化转型。根据这些研究发现,论文提出了我国大学在法人层面推进职务成果权利配置创新、加快现代化转型的政策启示。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的结构性差异与配置困境——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理论与扎根理论的联合探索

对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科技成果转化复杂系统中，不同要素组合模式或权重导致成果转化面临不同困境及决策走向的探索历久弥新，因此尝试突破单一理论框架，深入阐释要素组合模式或权重差异等结构性问题，以及有效解释不同领域的成果转化要素结构模式。联合技术-组织-环境理论和扎根理论，以湖南省6所高校16个不同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团队为案例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半结构化访谈、电话访谈、历史文献考证等多种方式获取相关数据并进行分类对比，构建包含技术、组织、环境3类主范畴8类次范畴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分析框架。结果发现：基于对不同要素的关注度不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配置结构主要可分为环境制约型、技术-组织依赖型、环境-组织依赖型、均衡配置型4类；此外，当前存在顶层设计缺失、专业服务体系不健全、人才流失、技术与市场供需不匹配等要素配置困境，这些困境主要来源于政府、市场、高校、专业服务机构、科研团队五大主体。为此，需要促进五大主体协同发力，通过强化顶层设计的宏观指引、构建适宜的政策环境与组织环境等举措，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全方位科学、优化配置。     

职务科技成果共有权的政策要义及制度路径

科研人员与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分离的权利格局造成了消极权利冲突,是促进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提出的共有权模式为科研人员与单位共同行使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和具体的操作指引。在制度路径方面:其一,科研人员共有权的法定原始取得方式有利于防止单位的不当限制,平衡单位与科研人员的利益;其二,基于职务科技成果的特殊性赋予单位享有控制性处置权比例体现了公平原则,而双方协商基础上的限制性收益分配机制则有利于促进成果转化,体现了效率原则;其三,科研人员的长期使用权是共有权制度的必然延伸,是以科研人员为核心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理念的最终体现。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结症何在

从科技部门获得的信息让所有人触目惊心，在已登记的专利发明中有90％的不能获得经济利益，70％以上的发明人负债累累。在科技成果集中的高校，转化率也不足10％。科研成果转化问题的结症在哪里?阻碍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通过市场观察总结认为，交易数目庞大，交易成本高，缺乏市场集合金是问题的结症所在。     

产教融合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评价研究

基于2014—2018年江苏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数据,构建SBM-DEA模型研究产教融合背景下各城市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结果表明,江苏高校成果转化综合效率水平不理想且呈下降趋势,各城市间综合效率差异较大,与其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反差巨大;大部分城市的高校能充分利用成果转化资源,实现了纯技术有效但规模效率普遍不佳,已经出现了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16年高校微观面板数据,通过网络DEA模型对其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测度,并探索其空间收敛性,进而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构建空间误差模型实证检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其空间相关性显著;东部地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空间集聚效应有减弱趋势,导致中西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无追赶东部地区的趋势。②政府资金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2012年以前更为显著;企业资金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在2008—2012年不显著,在2013—2016年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他资金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③高级职称人员显著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科技成果获奖情况难以实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提高,2012年以来奖励评价机制有了一定改善。     

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高校义务及其履行研究

高校存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立法在赋予高校成果转化权利时缺乏对其转化义务的规定。高校承担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义务既是权利义务对等的要求,也是高校履行国有资产管理义务的必然选择;同时,"拜杜法案"也明确规定了高校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义务。据此,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应当明确规定高校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对该义务进行细化,具体设置及时披露研发成果、申请专利、报告实施情况等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为了促使高校及时履行这些义务,立法应完善政府监督机制,设置完成人催告权和转化权;同时,高校也可参考美国斯坦福大学经验,充实其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关于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研究

要解决高校成果转化难的问题,应当从评价体系、项目源头和项目外部入手,形成有利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构建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创新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机制,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管理人员队伍,有效地促进高校的科技成果向企业的转移.     

科技成果市场转化模式与效率评价研究

分析科技成果转化的国内外管理和研究现状,对科技成果分类进行界定,研究不同类别科技成果的转化模式,得出专用技术成果转化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性作用;基于委托代理模型进行科技成果市场转化分析,得出由于成果生产方在科技成果市场转化中处于信息劣势,通过市场依托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能够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以江苏高校为对象进行科技成果市场转化效率评价研究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苏高校科技成果市场转化效率还不高;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促进科技成果市场转化的对策建议。     

高校职务科技成果作价入股转化的实现路径与完善对策

针对我国高校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主要以转让或许可方式进行，导致成果实际价值被严重低估的现状，分析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对提升高校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收益的激励作用。在梳理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的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激励政策的基础上，总结得出目前我国高校职务科技成果作价入股普遍采用“先投后奖”和“先奖后投”两种模式，并分别以上海理工大学的“太赫兹”项目以及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陶瓷膜”专利技术作价投资作为典型案例，分析两种模式下高校职务科技成果作价入股转化实操中存在的问题，即“先投后奖”模式下科技成果完成人（团队）现金奖励机制、资产管理公司自主经营决策机制不够完善，“先奖后投”模式下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分割机制、转化对象遴选机制和成果完成人（团队）内部收益分配机制够不完善；进一步针对完善上述机制提出具体对策思路和建议，为推动创新和优化高校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提供参考。     

高校学生科技成果商业化应用中权属界定和利益分配研究

科技成果商业化一直是国内外的研究热点。2016年起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商业化已成为中国的发展重点之一,但目前的政策和研究都倾向于关注教职工科技成果的转化,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应用。以高校学生的科技成果商业化为切入点,运用经济与法律交叉分析的方法建立模型,界定商业化效率最高的权利归属;通过博弈论明确产生最大化效益时高校与学生的状态,运用引入两部收费(two-part tariff)的纳什讨价还价(Nash bargaining)双边道德风险模型,制定出一种能有效推动学生科技成果商业化的利益分配模式。     

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及路径优化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16年中国高校的微观面板数据,首先通过网络DEA模型对其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测度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构建动态面板GMM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受政策影响较大;东部地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高校,且中西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无追赶东部地区高校的趋势。（2）政府资金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2012年以前更为显著;企业资金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在2008-2012年不显著,在2012-2016年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他资金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3）高级职称人员显著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科技成果获奖情况难以实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提高,2012年以来中国奖励评价机制有了一定改善。     

成果权属事关科技成果的产出和转化——我国财政资助科技成果权属政策的演进与局限

文章分析了我国科技成果权属政策的演进过程,总体来看,科技成果权属政策的演进是一个渐进式的权力下放和放开的过程。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起了以国有资产属性为特征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其所有权被授予科研事业单位,处置需遵循严格的审批程序。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2011年开始在中关村开展科技成果处置和收益权改革试点,800万元以下科技成果由所在单位自主进行处置,处置结果报财政部备案;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也由完全上缴中央国库调整为分段按比例留归单位。201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选择在中关村等区域开展部分中央级事业单位使用、处置和收益权的深化改革试点,单位可自主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不再审批,科技成果转化获得的收益全部留归单位,这是我国科技成果权属关系改革的重大突破。但是,我国的科技成果权属政策还存在大学、科研机构国有事业单位身份所导致的科技成果现实所有人的虚拟化以及科技成果权属中对科研人员实际贡献的体现不足等问题和局限。这是我们科技成果权属关系下一步调整所需要重点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