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档案数据”研究述评

“档案数据”是当今档案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档案数据”概念的源起及演变路径进行梳理,有利于概念基本含义的界定,规范概念的应用形式及情境。本研究在描述“档案数据”领域文献分布规律的前提下,以技术背景为依据,分“档案工作自动化时代”“档案信息化时代”及“大数据时代”三个研究阶段对“档案数据”领域文献的研究主题及内容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对相关研究的特征及不足进行了评述。最后,本文对“档案数据”的概念含义与研究价值进行了简要探讨。     

“档案数据”一词的使用语境与学科内涵探析

数据时代到来后,“档案数据”一词的使用频率逐年攀升,但因内涵不明,存在误用和乱用现象。通过对国内外“档案数据”一词使用语境与学科内涵的深入分析,本文认为正确理解和规范使用该词,首先,应准确把握“档案数据”的术语结构以及“档案”一词的限定意涵;其次,应明确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使用“档案数据”的语境区别与内涵差异;此外,要清晰界定档案学科内“档案数据”的内涵并规范对其的使用。     

打造“时光机器”：城市逆向记忆工程理论与实践初探

应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知识图谱、虚拟现实等多种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城市历史时空的逆向建模和回溯是推进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智能化档案数据服务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多重需要。本文在介绍欧盟“时光机”等城市时空回溯类数字人文项目的基础上,综合“城市记忆工程”和“逆向工程”理念,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逆向记忆工程”概念并对其学术内涵、理论基础、实践策略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剖析。“城市逆向记忆工程”是城市档案管理部门及公共文化机构以收藏和保存的历史档案文献为依据,通过语义数据反向推导和关联融合,在网络空间重构城市空间格局,模拟社会活动过程,构建城市时空本体数据集,并通过多种形式呈现和利用的过程,是我国城市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前沿领域,具有城市历史文化传承和人工智能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双重战略价值。     

“一个人与一个学科”—— 甘乃光档案思想述评

行政效率运动为中国近代档案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土壤与实践根基,文书档案改革作为行政效率的“突破口”,不仅推动了行政效率运动的深化,而且促进了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为行政效率运动的倡议者和组织者以及文书档案改革的推行者,甘乃光对于档案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居功至伟。研究甘乃光的档案思想不仅可以厘清档案学科的源流,而且对于档案学科的创新和持久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是“毒药”还是“良药”——论社会记忆档案化与档案记忆社会化的互化交融

社会记忆档案化是将社会记忆以档案的方式加以留存,档案记忆社会化则是将档案留存的记忆重新转化为社会共享的记忆。两者是一种双向转化的行为、过程和结果,需要我们超越单向度的思维,在社会记忆再生产的统一性中把握双方的互化融合,认识到它们是“良药”,而非“毒药”。     

“案牍”一词源流考

“案牍”是由“案”和“牍”两个单音词素组成的联合式复合词。该词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其原始含义包括泛指的官府文书、特指的司法刑狱专门档案以及用来指代公务活动。此后,逐步延伸出名册、官名等含义。使用次数在宋代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之后小幅回落,到了清朝出现了最高峰。民国以后,随着“档案”与“文件”二词的产生与发展,“案牍”一词逐步消亡。     

“十四五”时期我国档案事业发展主要任务解析与未来展望—基于省级“十四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文本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31部省级“十四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分析,解读“十四五”时期我国档案事业发展任务与重点,为未来五年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利用文献调研与文本分析法对“十四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文本中主要任务进行研读与总结,划分出七个重要主题,并借助数据分析软件搭建主题关键词的共现网络,从而思考我国“十四五”时期档案事业的建设重点,并提出未来主要从服务中心大局与民生、加强数字转型、推进档案文化建设、确保档案安全、助力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促进我国档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域下“文献遗产”概念：形成、演变及启示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世界记忆项目并产生广泛影响。厘清其所倡导的“文献遗产”概念是推动我国相关实践发展的首要前提。本文首先回溯“文献遗产”概念的形成背景,在此基础上选取“上位类”与“同位类”视角对“文献遗产”概念进行双维审视。其次按照时间线梳理“文献遗产”概念的衍生发展。最后得出对我国文献遗产工作理念调整的启示：明确“文献遗产”概念指涉,跳出档案局限;厘清“文献遗产”概念要义,聚焦价值判断;把握“文献遗产”概念衍生,关注原生数字遗产。     

比较法视域下的我国法定“公共档案”定义方法探析

借鉴外国档案法律法规对“公共档案”定义的经验,总结外国法定“公共档案”定义的共性和差异,分析各国在定义“公共档案”的所有权归属倾向、立法定位、保存与管理主体的确立,以及保存时间和公开利用限制的规定等五个方面产生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形成者与形成过程、价值、特点、属概念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协调等五个方面对定义我国“公共档案”的方法提出建议。     

认知与保障：档案学语境下的“真实性”研究

本文从认知与保障两个角度,结合档案、口述档案与电子文件三个研究对象,梳理我国档案学语境下的“真实性”论题演进脉络。研究发现：在真实性认知方面,档案真实性争鸣由档案学视角转向多学科视角,口述档案真实性论争由国外争论引介演变为国内真伪之争,电子文件真实性讨论由替换传统档案原始性到对接电子证据真实性;在真实性保障方面,档案真伪鉴辨由经验鉴定法发展至多元鉴定方法与技术,口述档案真实性保障由整体性探索走向精细化分析,电子文件真实性保障从探索到发展再到创新性突破。进而提出以下研究展望：构建档案学语境下的真实性概念体系;拓展新型档案管理对象真实性保障研究;重视档案真实性保障过程中的伦理问题。     

“档案宣导”还是“档案倡导”?— 前沿概念的准确表达及内涵解读

本文依据advocacy的词源释义,参考社会学和行政管理学领域的概念界定,评析档案学界已有概念界定的优缺点,提出将advocacy引入国内档案界时,应将其译为“档案倡导”,并科学界定“档案倡导”的内涵,说明其成为前沿概念的理由。     

“智能+”时代档案管理方法创新探讨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运用会极大地提升档案智能化管理水平,减轻档案工作人员的压力,提高档案工作的质量与效率。本文通过对我国当前档案智能化管理的实践现状进行梳理,深入分析其目前面临的挑战,从而提出“智能+”时代档案管理方式的转变需要提高档案智能化管理意识、加快数据驱动、创新技术应用以及深化开放合作。     

秦代县行政文书运作研究— 以“徒作簿”为例

秦代“徒作簿”作为官府劳力管理的簿籍文书,政府对其制作、审核、校对、存档等细节有着严格管理。本文通过对里耶秦简所见诸多“徒作簿”的考察,结合岳麓简“内史仓曹令甲 ”,可知秦代“徒作簿”至少分为“日簿”和“ 簿”（或“月簿”）两类。县属机构是“徒作簿”的制作部门,县廷负责“徒作簿”的审计。“徒作簿”以“疏书”的格式记录,以“牒”的形式呈送及存档。“徒作簿”的呈送方式依据县属机构距离县廷的远近,所需呈送的日期、频率、地点各有不同。但在实际呈送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也可灵活处理,显示出秦代政务运作的适度灵活。     

年鉴编纂“纸屏互动”新模式研究

本文围绕年鉴数字化和智慧城市建设,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以当前年鉴遇到的现实问题切入,为改善传统纸质年鉴编用脱节、互动性不强、社会服务较弱等问题,研究探索阅读延伸模式、书影融合模式、增值服务模式等纸屏互动新模式,让年鉴“活”起来,为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及“中国之治”提供借鉴。     

“数智”赋能档案治理现代化：话语转向、范式变革与路径构筑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移动互联等“数智”技术全方位、多维度赋能档案治理,驱动档案治理立体化、系统性、整体式重塑。本文通过分析“数智”话语情境的全面来临和档案治理范式的数智化演进,提出从战略治理、数据治理、智慧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五个维度构筑“数智”时代的档案治理路径,推动档案事业数字化数据化转型、智能化智慧化升级,增强档案治理能力,提升档案治理能级,助力档案治理现代化。     

2021年中国档案学研究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

运用“遥读”和“细读”相结合的方法,对2021年《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通讯》所刊发的220篇学术论文进行研究力量布局与研究主题分布分析,发现高等院校仍是档案学研究的主体力量,但国家档案局的研究力量突显。2021年中国档案学研究主要关注“档案治理”“档案学基础理论”“电子文件管理”“中国古文书学”“档案与数字人文”“档案资源服务”“档案教育”等主题,并呈现出较强的本土性和跨学科性。未来中国档案学研究仍应加强本土化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要关注“人”的需求,体现档案学研究的人文主义;需关注跨学科问题,实现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理论与方法的双向互动。     

我国省级档案网站互动式信息服务“期望—满意指数”测评体系建构、验证及优化策略

在顾客满意理论基础上,本文提出“期望—满意指数”测评体系,包括“期望—满意指数”概念,数学模型的构建,以及档案网站互动式信息服务效果量化规则,并利用所构建的数学模型,采用文本挖掘方法,从陕西档案网和浙江档案网的用户留言、档案馆回复信息中抓取相关数据对两个档案网站互动式信息服务效果进行了测评。本研究为档案网站互动服务定量测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研究思路,并为提高档案网站在线互动信息服务效果提供优化策略。     

基于文本计算的我国档案政策法律协同性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2020修订版）和《“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为蓝本

作为国家档案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2020修订版）和《“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探寻其协同关系不但有助于档案工作者准确把握新时代国家档案工作总体设计方向,还能使地方政府正确贯彻执行国家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因此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2020修订版）法律文本和《“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利用LDA主题聚类及相似度计算方法对其主题和内容协同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两部政策法律在档案信息化建设、档案人才培养方面具有较强的协同性,这为促进我国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及地区档案政策法律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凸显“三思维” 突出社会化—2021—2022档案年会主题折射国内外档案工作的最新特点和趋势

本文通过梳理2021—2022年国内外档案年会主题,评析各国年会主题的内容特点,概括出当前国内外档案工作的最新特点和趋势—凸显倡导、赋能和时机“三大思维”,突出档案工作社会化。     

档案学基础理论的适应性发展— 基于组织沟通视角的分析

数字时代下的古文书学档案思想和档案后保管思想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档案学发展路径,使得当前以“三位一体”为主要内容的档案学基础理论在司法行政和文化社会两种语境下产生一定的错位。本文主要采用比较理论研究方法,引入组织理论,建立了正式、非正式组织—沟通的四维分析框架,将古文书学档案思想和档案后保管思想的实质放置在上述框架下进行阐释、对比并作一致化理解。论文在此基础上探讨档案学基础理论适应性发展问题,从认知理论和方法理论相统一的角度提出一种可能性,认知理论研究从档案管理经验归纳延伸到档案现象认知构建,方法理论研究从归纳档案管理原则标准延伸到关于档案制度正式化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