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建设的生产特性及其治理需求研究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生产特性源自对生产概念的如下理解：把生产仅看作将资源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技术性过程;而生产特性,即在此技术性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点。文本将非遗档案资源建设区分为“非遗建档”和“非遗档案保存”两类工作,将非遗档案区分为“非遗本体”与“非遗保护工作”两类档案,对非遗档案资源建设的具体工作内容及其生产特性进行了细致考察,并以考察结果为依据,从有效生产制度安排层面深入分析了非遗本体建档、非遗保护工作建档与非遗档案保存三者各自的治理需求。     

“智能+”时代档案管理方法创新探讨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运用会极大地提升档案智能化管理水平,减轻档案工作人员的压力,提高档案工作的质量与效率。本文通过对我国当前档案智能化管理的实践现状进行梳理,深入分析其目前面临的挑战,从而提出“智能+”时代档案管理方式的转变需要提高档案智能化管理意识、加快数据驱动、创新技术应用以及深化开放合作。     

基于“四重境界”的“互联网+档案”建设策略研究

“互联网+档案”应是当前档案服务发展的目标。应在了解档案部门实际状况与档案用户痛点问题的基础上,以“四重境界”精益迭代模式推进“互联网+档案”建设,并应用霍尔三维模型生成“互联网+档案”建设策略体系。     

“数智”赋能档案治理现代化：话语转向、范式变革与路径构筑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移动互联等“数智”技术全方位、多维度赋能档案治理,驱动档案治理立体化、系统性、整体式重塑。本文通过分析“数智”话语情境的全面来临和档案治理范式的数智化演进,提出从战略治理、数据治理、智慧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五个维度构筑“数智”时代的档案治理路径,推动档案事业数字化数据化转型、智能化智慧化升级,增强档案治理能力,提升档案治理能级,助力档案治理现代化。     

2021年中国档案学研究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

运用“遥读”和“细读”相结合的方法,对2021年《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通讯》所刊发的220篇学术论文进行研究力量布局与研究主题分布分析,发现高等院校仍是档案学研究的主体力量,但国家档案局的研究力量突显。2021年中国档案学研究主要关注“档案治理”“档案学基础理论”“电子文件管理”“中国古文书学”“档案与数字人文”“档案资源服务”“档案教育”等主题,并呈现出较强的本土性和跨学科性。未来中国档案学研究仍应加强本土化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要关注“人”的需求,体现档案学研究的人文主义;需关注跨学科问题,实现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理论与方法的双向互动。     

档案馆评估指标设置的国际经验及其本土化研究—以ICA和英美澳评估指标体系的批判借鉴为中心

为助力2035年我国档案事业走向“世界前列”,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点、契合国际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是档案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瞄准这一问题意识,研究ICA的《档案共同宣言：评估工具》和英、美、澳等发达国家的档案馆评估标准文本和绩效报告文本。在这一基础上,笔者提出“明确定位,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档案馆”“立足国情,围绕档案事业发展新需要”“守正创新,批判性借鉴国际评估指标”三个吸纳国际经验的本土指标构建原则,形成了“引入”“调整”和“保留”三种借鉴策略,并探索性地对部分国际指标进行了本土化改进,以为相关的实践提供参考。     

打造“时光机器”：城市逆向记忆工程理论与实践初探

应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知识图谱、虚拟现实等多种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城市历史时空的逆向建模和回溯是推进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智能化档案数据服务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多重需要。本文在介绍欧盟“时光机”等城市时空回溯类数字人文项目的基础上,综合“城市记忆工程”和“逆向工程”理念,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逆向记忆工程”概念并对其学术内涵、理论基础、实践策略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剖析。“城市逆向记忆工程”是城市档案管理部门及公共文化机构以收藏和保存的历史档案文献为依据,通过语义数据反向推导和关联融合,在网络空间重构城市空间格局,模拟社会活动过程,构建城市时空本体数据集,并通过多种形式呈现和利用的过程,是我国城市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前沿领域,具有城市历史文化传承和人工智能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双重战略价值。     

“十四五”时期我国档案事业发展主要任务解析与未来展望—基于省级“十四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文本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31部省级“十四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分析,解读“十四五”时期我国档案事业发展任务与重点,为未来五年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利用文献调研与文本分析法对“十四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文本中主要任务进行研读与总结,划分出七个重要主题,并借助数据分析软件搭建主题关键词的共现网络,从而思考我国“十四五”时期档案事业的建设重点,并提出未来主要从服务中心大局与民生、加强数字转型、推进档案文化建设、确保档案安全、助力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促进我国档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SOR理论的学术型档案用户利用意愿研究

文章通过用户访谈法,在SOR理论的框架下,构建了基于SOR理论的学术型档案用户利用意愿模型。其中S指影响学术型档案用户利用意愿的外界刺激,包括“档案服务”“档案资源”“社会环境”三个一级标签;O为学术型档案用户特质和用户行为中介效应,其中用户特质包括“学术背景”“用户需求”“档案认知”“档案利用能力”四个一级标签,用户行为中介效应包括“情感中介”“认知中介”两个一级标签;R为利用行为,包括“积极行为”“中立行为”“消极行为”。本研究期望能为档案馆了解档案用户利用意愿和档案利用行为发生提供参考。     

数字环境下基于连续体模型的档案术语体系研究

档案术语体系是反映档案理论的概念系统。连续体模型既建立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可靠的记录保存体系,也创建了一个连续的、体系的、多元的档案术语体系。“records”是该档案术语体系的元概念,是由“document”“record”“archive”“archives”组成的有机组合,能够把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联系起来,为各种社会行为提供“证据体系”支持。从逻辑和价值角度分析,连续体模型中“records”翻译为“记录”更为恰当。     

“档案数据”一词的使用语境与学科内涵探析

数据时代到来后,“档案数据”一词的使用频率逐年攀升,但因内涵不明,存在误用和乱用现象。通过对国内外“档案数据”一词使用语境与学科内涵的深入分析,本文认为正确理解和规范使用该词,首先,应准确把握“档案数据”的术语结构以及“档案”一词的限定意涵;其次,应明确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使用“档案数据”的语境区别与内涵差异;此外,要清晰界定档案学科内“档案数据”的内涵并规范对其的使用。     

比较法视域下的我国法定“公共档案”定义方法探析

借鉴外国档案法律法规对“公共档案”定义的经验,总结外国法定“公共档案”定义的共性和差异,分析各国在定义“公共档案”的所有权归属倾向、立法定位、保存与管理主体的确立,以及保存时间和公开利用限制的规定等五个方面产生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形成者与形成过程、价值、特点、属概念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协调等五个方面对定义我国“公共档案”的方法提出建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肇始与应变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档案高等教育事业的诞生。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中国档案高等教育伴随着对苏联经验的引进、对初创时期的规划设想而逐步发展。随后的十余年,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档案高等教育先驱们固有的革命传统以及档案学自身的性质与功能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应变,在秉承档案学实践性的同时,强化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理性,促进了学科自觉的发生,完成了从职业教育向专业教育的转变,并逐渐从“苏联蓝本”中过渡到“本土化”的教学体系。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肇始与应变所体现出的档案学科的“独立性”“专业性”与“本土化”定位,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代档案高等教育及档案学的发展。     

档案数据基因系统：概念、机理与实践

应对档案信息化建设由“信息管理范式”向“知识管理范式”迁移的挑战,为档案数据化工程技术规范的制定提供基础逻辑支持是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迫切任务。本文在梳理档案数据化工程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提出“档案数据基因系统”的概念,从逻辑框架、数据模板、数据规则和技术体系四个方面解析了其原理并对实践应用提出若干建议。“档案数据基因系统”是致力于实现大规模多源异构档案数据跨系统融合共享的逻辑框架、数据模板、数据规则和技术体系的总称,对于提升档案数据化工作的规范化程度,建设可信社会记忆基础设施,提供智能化档案信息服务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国内“档案数据”研究述评

“档案数据”是当今档案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档案数据”概念的源起及演变路径进行梳理,有利于概念基本含义的界定,规范概念的应用形式及情境。本研究在描述“档案数据”领域文献分布规律的前提下,以技术背景为依据,分“档案工作自动化时代”“档案信息化时代”及“大数据时代”三个研究阶段对“档案数据”领域文献的研究主题及内容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对相关研究的特征及不足进行了评述。最后,本文对“档案数据”的概念含义与研究价值进行了简要探讨。     

“案牍”一词源流考

“案牍”是由“案”和“牍”两个单音词素组成的联合式复合词。该词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其原始含义包括泛指的官府文书、特指的司法刑狱专门档案以及用来指代公务活动。此后,逐步延伸出名册、官名等含义。使用次数在宋代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之后小幅回落,到了清朝出现了最高峰。民国以后,随着“档案”与“文件”二词的产生与发展,“案牍”一词逐步消亡。     

数字网络时代档案安全保护的刑法治理研究

随着数字网络时代的到来,档案形式发生重大变化,从“有形档案”向“无形档案”转变,危害档案安全的档案犯罪也呈现出新形势、新特点,现行刑法的规定日益显示出不能完全适应数字环境下档案安全保护的需要,存在着犯罪主体的复杂多元性、犯罪对象范围狭窄以及行为方式规定的滞后性等问题。为有效发挥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功能,需要在数字环境下档案安全刑法保护的理念上强调国有档案与集体、个人档案同等保护的价值取向;在刑事立法上调整刑法的有关规定,做好《档案法》与《刑法》的有效衔接;在刑事司法上完善档案犯罪情节的认定标准,充分发挥刑法治理作用,保障档案安全。     

档案法律融入数据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问题与路径

档案法律应融入整个数据法律体系,其内在逻辑在于“数据”与“档案”的密切关系,即“数据态”是档案的存在形态之一,档案是需要长久保存的数据,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数据需要归档。然而,当前档案法律在数据长期保存中的角色有待明确,数据法律对档案工作造成挤压,档案法律对数据归档的解释力不足,为公共利益的存档与个人数据权益存在矛盾。为此,应该重塑“档案”认知和“归档”思维,构建数据协同治理机制,促进档案法律和数据法律下位法的协调。     

“档案宣导”还是“档案倡导”?— 前沿概念的准确表达及内涵解读

本文依据advocacy的词源释义,参考社会学和行政管理学领域的概念界定,评析档案学界已有概念界定的优缺点,提出将advocacy引入国内档案界时,应将其译为“档案倡导”,并科学界定“档案倡导”的内涵,说明其成为前沿概念的理由。     

中国立场,国际表达— 中国档案学术话语体系自主建构的理与路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布局,揭示了话语体系的核心内涵,并将档案学术话语体系进行了揭示。从自在与自为的视角,对当前档案学术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下‘中国’话语的逆差”“‘信息技术革命’下‘档案’定位的迷失”及“‘三大支柱理论’下‘学术’厚度的不足”三大矛盾进行了总结及分析,阐释了中国档案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必要性。最后,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三个角度提出档案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及习近平新思想的指导;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中国档案实践的统一及吸收外来话语及回归汉语表达兼顾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