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互动关系的考察 ——以克林顿时期为例

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中国政策上的互动,表现为在制定中国政策问题上,既有矛盾和冲突又有合作和妥协.总统的决策影响着国会,国会的决策同样影响着总统.总统和国会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都制定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在中美关系的经贸问题上,总统和国会合作多于冲突.在中美关系人权问题上,总统和国会目标一致,那就是给中国施压,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国会内部的党派区分并不能完全决定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并随美国国内政治的波动而波动.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演“双簧“,也不要认为国会总是和总统过不去.     

克林顿政府的环境外交

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美国环境外交颇为引人瞩目,体现了1990年代美国参与国际环境事务的政策要旨。不过,这时的美国环境外交呈现出了从复兴再到回落的波动过程。本文主要探讨1990年代美国环境外交的特点,及影响克林顿时期美国环境外交取向的诸多因素。     

影响美国国会对华决策的因素分析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国会在外交上享有一定的权力,它通过各种途径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影响。在美国的对华决策上,国会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宪政体制中总统与国会在外交决策上的分权是美国国会对华决策的法律渊源;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是国会对华决策的变量;意识形态是美国国会对华决策的内在情结;利益集团是美国国会对华决策的外在压力。     

影响美国总统与国会外交权消长的因素分析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与国会分掌美国的外交决策权。在权力分配上,宪法倾向于国会的权力稍微占优势,但两者大体上呈现均衡状态的关系格局。但从历史发展来看,总统在外交决策领域所占优势越来越大。     

论克林顿执政时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因素

美国对华政策是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受到政府、国会、利益集团和新闻媒体的影响。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各方在影响对华政策的制定上起了不同作用，使得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现出曲曲折折、摇摆不定的特点。     

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功能性失调之因探究

借用计算机中央处理器及其缓存增长有限性的原理,可以发现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存在功能性失调即高端处理能力的局限.具体表现为美国总统对外交决策的高度垄断,而美国总统因受各方牵制与干扰,经常会造成决策出错,从而造成美国软实力的严重下降.当然,目前美国外交决策机制高端的缺陷在应付普通危机时不会有严重问题,但与大国博弈时,美国外交决策机制高端的任何低级错误,都会对美国利益造成深度伤害.     

中期选举后的美国外交:变与不变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打破了共和党连续6年同时控制立法和行政的局面,使民主党在野12年后终于赢得国会多数席位.两党分别控制政府和国会的局面必将对美国外交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能否在布什剩余任期内扭转美国外交方向,值得人们关注.尽管宪法规定国会与行政都有外交权力,但是国会由民主党控制的事实,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外交政策内容,无论民主党对现行外交政策有多大不满,结果恐怕是变的少,不变的多.事实上,无论是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还是布什政府,目前在外交上的选择余地都不大,美国外交很可能还得按照当前的趋势继续走下去,至少在布什政府任内难以发生根本变化.     

人权和美国的“人权外交”

美国的人权外交始于卡特任总统时期,里根时期加以完善;到布什时期,成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其对外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美国的人权外交是美国政府和国会把美国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人,以维护人权为名,干涉他国内政的对外政策行为。它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形式     

论尼克松时期总统与国会的对外军事权(1969-1972)

对外军事决策是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和国会分享.尼克松时期总统权力达到顶点:他从战后历届总统手中继承了庞大的权力、本身对于外交事务的了解以及组建了"保卫白宫型"的决策团队,从而保证了决策过程的集中有效性.但是在他任内以及下台后国会通过立法权重新收回部分对外军事权力的事实又说明制衡原则在美国制度中根深蒂固的影响.     

影响中国对欧外交战略定位的几个因素

21世纪的中欧全面伙伴关系是具有重要世界性影响的特殊的双边关系,准确定位影响中国对欧外交战略的主要因素对制定正确的对欧战略与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欧盟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及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性质、欧盟对华政策文件的战略内涵和影响中欧关系的主要因素三方面分析了中国对欧外交战略所应具有的定位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对欧外交战略所应依循的总体框架。     

大众传媒影响美国政府外交决策的途径

大众传媒是影响美国政府外交决策的文化因素之一。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媒体也高度现代化,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探讨了大众传媒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式和途径。     

亨利·基辛格的外交思想

美国虽然发展的时间比较短,还是发展的速度可以说是全球最快的一个国家,其中亨利·基辛格是美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基辛格不仅仅是一位政策执行者,同时也是出色的外交决策者,它曾担任过美国国务卿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两个重要职务,彰显了他运筹帷握,纵横裨阖的气势,即便是在下野后,他仍旧纵论天下,深孚众望。结合他的理论著述,我们就可以奠定基辛格作为一名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的地位。尼克松总统掌权期间,基辛格执掌外交大权,其研究出的外交理论在国际外交上影响甚远,所获得的成果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环境治理国家化、环保主义者与美国环境外交的滥觞

在现代美国环保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决策的科学化取向促成了白宫决策层环保认知的提升,国会立法赋予联邦政府环境治理权责的不断扩张,并从认知与建制两个层面推动了环境治理国家化趋势的形成。在这一趋势下,尼克松政府中的环保主义者首倡性地将环境议题纳入对北约的外交政策议程中,成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境外交滥觞的重要推力。     

智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方式及原因探究

20世纪末,在美国国内国际事务日益复杂的大背景下,智库蓬勃发展并且在美国外交决策中担任重要角色。这些智库在具有传统智库特征的同时,也有着自身明显的特色,按职能标准将美国智库分为学术智库、游说智库和合同智库三种。由于美国政府决策的各阶段、各层次决策主体特点的不同,智库有针对性地采取诸如组建专业总统竞选团队、"旋转门"效应、利用大众传媒引导和教育公众、利用人脉和专有渠道举行学术会议、发布会以及午餐会、出版刊物、发布报告提供外交思想和政策建议等方式施加影响。智库对美国外交决策施加多种影响是由美国政治制度、政治传统及智库本身特点决定的。美国智库近年来出现了在数量上不断增加、研究议题多样化、工作网络日益国际化及与政府政策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这些趋势使得智库研究外交政策的范围更加广泛。可以预见,美国智库在外交决策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将在今后进一步增强。     

论中美关系中的国会因素

美国宪法明文规定外交权乃是一项由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的权力。在现代外交实践中,美国总统几乎主导着美国对外事务的大政方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会外交出现了一些复兴的迹象。通过对国会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几个重点案例的分析,提出了以后在发展中美关系中如何开展国会工作的建议。     

美国环境外交:发展、动因和手段研究

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美国外交日程中的重要问题,环境外交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影响也愈发明显,并从多方面折射出了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及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美国政府和国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美国努力与他国合作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所施行的环境外交是建立在捍卫本国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起着扩大其国际影响并巩固其全球地位的作用.美国奥巴马新政府将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回归到多边主义轨道上来,并将会对其他国家进行环境外交施压.     

从大国领导人看其国家政策走向

克林顿能否“跨世纪”？1999年伊始、克林顿仍是美国新闻界的头号焦点人物,被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困扰多时的克林顿能否坐稳他的“跨世纪总统”的宝座,仍是时下人们关注的热点。克林顿绯闻案成为去年美国全年的政治专场,已从年初闹到年尾,至今还未收场。此案关系克林顿的去留,自然也关系到美国国内政治的未来走势。去年12月1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对克林顿总统的两项弹劾条款,指控他在莱温斯基案中犯有一项伪证和一项妨碍司法罪,使克林顿成为130多年来继安德鲁、约翰逊之后第二位受弹劾的总统。今年1月6日,美国新一届国会开幕,第二…     

关于美国外交的一些思考——《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2004年》一书的结语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是在荒野中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美利坚民族为了图生求存,在洪荒莽原中栉风沐雨、胼手胝足,培养成讲求实际和实效的特性,成为世界上最具务实精神的民族之一。但是,美国也是一个注重思想建设的国家。体现在外交领域,美国外交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思想和精神,几乎每位总统都能抛出一个“主义”来作为其外交的纲领指南。就因为如此,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的外交,很少有盲目的、即时性的、权宜性的、一时冲动的决策,更多的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周密谋划的、具有长远目标的决策和行为。美国外交有着广阔和深厚的思想渊源,尽管…     

从人权与贸易脱钩看美国的人权外交

从人权与贸易脱钩看美国的人权外交梁立华今年５月底，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有条件”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之后，在《环球观点》上撰文《我为什么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并把人权与贸易脱钩》，解释他采取这一决定的考虑，强调，“我们必须把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放于我们在亚太地...     

美国对外政策是如何制定的

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是一个以总统为主、多方参与的复杂过程，是各种权力中心之间的一场斗争，也是相互妥协和让步的结果；在不少情况下对所谓美国的利益意见不一．美国宪法和历史惯例使得总统在对外政策制定上居于主导地位，甚至通过“行政协定”以避开参议院对条约可能的否决。国会自身的重要程序改革，也有助于国会在外交事务中采取更积极的态度，然而它却缺乏行动迅速的特点（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不易）。本文还具体分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各种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和大众传媒对总统外交决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