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主体的生成与消亡——基于福柯的后现代主义主体解构观

米歇尔·福柯透过后现代主义及后结构主义视角提出了主体解构观念。通过解构主体,福柯深刻揭露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包括教育领域中的"人"的生存现状。福柯通过对主体进行"考古"性的挖掘和考察,最终形成了他的关于主体实质和命运的独特见解和理论体系。在福柯看来,主体具有历史性,是知识、权力、道德的奴役化和实践化的产物,现代社会的知识型决定着主体必将消亡的命运。基于这些思考,他最终喊出了"人死了"和"主体的消亡"的口号,这体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主体解构观,也表达了福柯对现代社会中人的问题的担忧。通过运用福柯的主体解构观来观照教育主体,揭露教育主体的真相,描述教育主体的"生产"过程,阐释教育主体必将消亡的趋势,对于教育中主体的真正解放,回归人的本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福柯思想的三个重要来源

一般认为福柯的思想深受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深刻和复杂的。福柯使我们对人类的知识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他展示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知识论，一种对传统认知模式颠覆性的知识话语。但我们不要认为福柯是一个横空出世的思想家，他不过是继马克思以来那些不断怀疑西方唯心形而上学体系的颠覆中的一个，他是近代以来西方批判思想的继承和一个与传统知识对话的探险。我们在这里围绕身体、权力和主体性三个主题来分析福柯是如何与这三位思想家以及西方思想传统对话的。     

尼采主体性文论的现代性阐释

从现代性理论的角度阐释尼采的主体性批判理论,通过分析“上帝之死”、召唤“超人”以及张扬“酒神精神”等重要理论命题,可以看出尼采主体观的现代性诉求,是通过一种张力模式来呈现的。他既猛烈地抨击和摧毁资产阶级主体赖以存在的道德、科学和形而上学信念,又维系了个人主义社会传统的生命血脉。尼采的主体观展示了“反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这一悖论式的理路,其中蕴涵了将主体性批判和现代性批判相结合的萌芽。     

德勒兹与福柯：主体的同一种读法

自笛卡尔以来，主体问题始终是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在不同的时期，随着人们对主体的理解和定位的不同，特别是在后现代，出现了一种强劲的消解主体的倾向，譬如，德勒兹与福柯。德勒兹对主体的解构奠基于他的事件哲学、块茎说及伦理价值学说；而福柯围绕着主体的诞生和消亡对现代哲学史、思想史进行了历史考察，最终得出了这一结论：主体必将，也正在死去。并且，德勒兹和福柯在对主体这一概念的规定上、解构的重点内容上或者逻辑根据上，以及主体解构所使用的方法上是不同的。通过比较得知：后现代对主体的破与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体化的，即定调的开端首先就是“无-有”“破-立”的生成悖论。同时，通过比较也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作为主体的人要认识到自身能在的限度及自己的“身位”,切忌骄狂地认为自身可以作为一切事物的“尺度”。     

后现代性哲学之后——回到马克思哲学

哲学家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变革形而上学,后现代性哲学只是像黑格尔、马克思等的哲学一样,试图革除以＂个人主体性＂为基本原则的现代性哲学的肌瘤。然而,人们不可能用非形而上学的东西解释形而上学,后现代性哲学通过解构形而上学来终结形而上学只能是僭望。这就意味着,哲学应该走向后现代性哲学之后。同时,后现代性哲学以经验为根基的出发点,恰恰又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灵魂,因此,马克思哲学具有消解后现代性哲学理论困难的可能。     

存在·语言·诗歌——西方美学史上的重要问题

海德格尔批判传统形而上学,认为传统哲学没有能理解存在,把存在者当作了存在,因而提出了他的现代存在论;海德格尔还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观,以及分析哲学的语言观,认为它们都把语言当作了一种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他则把语言与存在联系起来,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并把这种与存在相关的语言称作为"本质的语言";而诗与思的语言就是这样的显示存在的"本质的语言",因为诗歌给存在以命名,因而它是"存在之家",伽达默尔则进一步把它称作为"世界的窗口"。     

"‘人是价值的存在'及其教育学意蕴"辨疑--与王啸博士商榷

价值关系说的主客关系原则不是价值"物化"的根源,"法由己出"的真谛是:主体需要和主体选择是作为完整的主体不可或缺的部分,自由选择与自觉选择是作为完整的主体性不可分割的指向,这也就是价值主体性教育应当依循的方向.价值理论创新固然需要打破传统哲学为主体性原则设下的形而上学前提,但亦应提防掉入唯心主义的陷阱.     

交互主体性教育理念探析

交互主体性教育理念是一种亟待提升为哲学层次的教育新理念。在教育中引入交互主体性概念是为了消解教育中主体中心和主客对立现象,达到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交流、沟通。交互主体性概念思想中所蕴涵的最核心和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主体间意识上的"同"和言行上的"一",哲学家们对交互主体性认识是言行上的"一"与意识上的"同"的关系,二者是辩证的,即二者互为因果。强调交互主体性教育理念及其重要性,目的在于使我们所开展的教育实践能真正为社会培养富有时代精神的创新人才。     

论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的冲击

女性主义不论在理论基础还是现实前提上都有其自身的困境,主体的经验性、个体性、矛盾性特质构成了女性主义的非一致性、差异性、多样性。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消解权威无疑与处于社会和文化边缘位置的女性主义者反男权中心相一致,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和思想武器;但其"解构"本质也构成了对所有"主义"包括女性主义的消解,也许就是在消解的地方更能催发人思考,重新出发。     

重绘人类解放新议程——论德勒兹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建构

德勒兹通过"精神分裂症"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对人的深层控制,以及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毁灭。他用"块茎"理论拆解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树状思维"模式,用"解辖域化"鼓吹革命性、解放性和颠覆性,释放对资本主义具有威胁的精神分裂者、块茎、游牧者等后现代主体的能动性,建构能够让"游牧者"自由驰骋的"千高原",重绘人类解放新议程。德勒兹用后现代理论解构马克思主义,又通过批判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建构对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现代哲学的日常化倾向

西方现代哲学抛弃了传统哲学的核心课题——本体,而表现为从日常经验现象出发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全面背离。现代哲学是一种以日常生活世界的现象为考察对象的哲学,在现代语言哲学、人生哲学和艺术哲学中,这种“日常化”的倾向极为鲜明。     

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危机略论

一旦信念基础瓦解,道德就面临危机。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场道德危机。一方面以宗教或形而上学为信念基础、以共同体为价值取向的传统道德,作为一种整体的范式,在现代社会丧失了其有效性;另一方面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在其信念层面上必须经得起现代理性的反思,并将基本的公平价值包含在内,但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比较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主体理性精神,以及基于其上的公平原则,此外,权钱交易、裙带主义等社会丑恶现象又严重破坏了现代道德对公平原则的基本信念。     

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本质

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在本质在于它是一种现实性哲学。现实性哲学把思维的反思局限于现实性范畴之内,至于现实性范畴本身则是自在自为、无条件,呈现为内在超越性,而把现实性无法解释的现象当作外在、不实、空洞、抽象的东西加以排斥。正因为传统哲学的视域只局限于现实性范畴之内,而思维的内在冲动又促使其试图突破现实性的羁绊,才导致了传统哲学不得已表现出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特质。但是,这种现实性哲学到了现当代逐渐暴露出其缺陷,各种试图超越现实性范畴的批判理论也由此应运而生,彰显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危机。现当代哲学的繁荣,正是在置疑、反思、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是深化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在超越,另一方面则是开启了新型的哲学思维方式。     

Māori in the Kingdom of the Gaze: Subjects or critics?

For Māori, a real opportunity exists to flesh out some terms and concepts that Western thinkers have adopted and that precede disciplines but necessarily inform them. In this article, we are intent on describing one of these precursory phenomena—Foucault’s Gaze—within a framework that accords with a Māori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Our discussion is focused on the potential and limits of colonised thinking, which has huge implications for such disciplines as education, among others. We have placed Foucault’s Gaze alongside a Māori metaphysics and have speculated on the Gaze’s surveillant/expectant strategies with some key Māori primordial phenomena in mind, such as ‘te kore’ (nothingness) and ‘āhua’ (form). We posit the Gaze as an entity and thus aim to render it more relevant to Māori, so that it can be addressed appropriately. We also (but relatedly) preface that discussion by theorising on some of the challenges that confront us as Māori authors in even referring counter-colonially to the Gaze. Whilst we do not seek to destabilise the Gaze by positing it as a metaphysically based entity, we do hint at the possibility that critical indigenous philosophy may even for a short time bring the Gaze into focus for Māori. By introducing an awareness of an alternative (Māori) metaphysics, we may have unsettled the self-certainty of the Gaze.     

早期道家“性情的形而上学”探析

在当代新儒家中,唐君毅提出"性情的形而上学",牟宗三提出"道德的形而上学",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对中国哲学精神传统作一清理。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性情"一词其实和"道德"一词是相对而共生的,反映了早期儒道两家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可以说"性情的形而上学"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拟从早期道家的思想来讨论道家是如何体现出"性情的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超越与复归

对形而上学的超越与复归构成海德格尔哲学的重要内容。他在批判与否定传统形而上学中,通过对“在”本身的追问,致力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并把对新的形而上学的建构与对人类现代生存状态的哲学追问和深切关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形而上学得以提升并向其本真状态复归。     

福科“批判本体论”的批判

福科在<什么是启蒙?>中提出并给予了深入论述的批判本体论是晚年福科对自己一生思想的重要总结.作为一种被定义为态度和气质而不是思想观念与理性原则的批判本体论构成了对传统人道主义的否定.批判本体论具有同质性品格、普遍性意义和系统性结构;它强调能力和权力关系的分离,要求在历史建构性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主体的存在.     

反对阐释与解构主义

反对阐释作为一种批评主张,与解构主义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是两个不相关的概念。但是在后现代理论语境中,这两个概念却发生了密切关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反对阐释的理论倡导者几乎都有一种解构主义气质;二、反对阐释理论从语言学层面对西方传统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质疑与批判,使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解构主义逻辑。     

交往的家园--论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

哲学的目光从形而上学的思辨转移到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是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生活世界“被主题化从而受到众多哲学家关注时,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于将“生活世界“由单纯的认识论概念向丰满的文化一社会学概念的转变作出了令人敬佩的努力,文章试图从内在精神、背景结构以及功能内涵三重维度为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勾勒出一幅整体图景.     

Rhetoric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uman sciences: A Foucauldian tale untold

Michel Foucault’s famous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focused on “the order of things” and in doing so it overwhelmed a rhetorical perspective that can track the arts of moving souls: pedagogy, politics, and psychology. If we revisit Foucault from a rhetorical perspective there are consequences: (1) at the level of architectonic, we rediscover rhetoric’s role at the inception of the human sciences, and (2) at the level of thematic, we can make better sense of rhetorical phenomena such as the sixteenth-/seventeenth-century sacred arts of listening, which feature a “public ear.” Foucault’s late interest in the pastoral picks up this rhetorical thread, although he never was able to revise the disciplinary and biopolitical history implicated therein. This article initiates just such a revision,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istoriographic questions, and to recent discussions of biopower that wind up looking very different from this rhetorical persp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