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资源诅咒与区域创新——基于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大陆30个省份2001-2009年的面板数据探索拉力型政府干预、推力型政府干预和自然资源依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对科技论文、专利、技术市场交易额以及区域创新综合产出具有显著拉力作用,研发投入仅对专利产出具有显著推力作用,且自然资源显著负向影响区域创新产出。结果暗示市场导向的拉力型政府干预在促进区域创新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而研发投入的推力型政府干预效果有限,且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国家研发财税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的R&D活动

现有文献缺乏国家研发财税政策在企业层面上对研发活动影响的研究。本文选取2008-2014年北京市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探讨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和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都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产生促进效应;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与高新企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其中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同时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研发产出的影响则不显著。本文的发现为国家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推动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启示。     

所有制性质、研发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2009—2013年我国493家上市公司的1 132组观测数据,通过数据包络分析计算出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表现以及创新程度方面的差异,再通过一个非平衡面板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显著优于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但其研发创新投入却不如民营上市公司;(2)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这种正向影响,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表现得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可以通过识别研发投入中高社会效益的创新,从而更好地提升本身的社会责任表现。     

税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挤出效应与避税激励——来自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1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税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为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提供微观经验证据.实证结果发现,企业税收负担改变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前期税收负担越高的企业,研发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越强;税收负担越高的企业,报告的研发投入强度也越高.实证结果说明,税收负担挤出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投资,同时也强化企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避税的激励.挤出效应削弱企业创新能力,避税激励导致企业报告的研发投入强度偏离其真实研发投入水平.     

资本市场开放对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

将公司治理作为中介变量探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借助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12－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的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实证资本市场开放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沪港通制度实施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2）沪港通政策能通过优化标的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主要通过降低公司治理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成本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3）沪港通政策对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为此提出政府应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规则和监管制度等,而企业也应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大创新投入。     

资本市场开放对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

将公司治理作为中介变量探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借助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12—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的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实证资本市场开放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沪港通制度实施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2）沪港通政策能通过优化标的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主要通过降低公司治理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成本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3）沪港通政策对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为此提出政府应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规则和监管制度等,而企业也应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大创新投入。     

政府补助、市场势力与企业创新

将企业创新决策分为"是否创新"及"投入多少"两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加上市场势力这一解释变量,研究不同的市场势力和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基于2007～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使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对以上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助和买方势力对企业创新决策和创新投入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卖方势力可以显著提高研发概率,但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企业拥有不同买方势力和卖方势力的组合时,政府补助的效果存在一定差异。     

政府干预、股权性质和盈余操纵——基于首次发行股票的实证研究

以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在首次发行股票(IPO)过程中政府干预行为——批准持续经营时间不到三年的公司提前发行股票上市,对公司在IPO过程中盈余操纵行为的影响,以及政府干预与控股股东性质对盈余操纵的交互作用。实证分析发现:在IPO过程中,政府干预提前上市的公司呈现出比非政府干预上市公司有更严重的盈余操纵行为。在IPO过程中,政府干预的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呈现出了最严重的盈余操纵行为;非国有控股的非政府干预上市公司,呈现出了较严重的盈余操纵行为;国有控股的政府干预公司,呈现出了次严重的盈余操纵行为;国有控股的非政府干预上市公司,呈现出了最低的盈余操纵。     

创新激励政策、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投入

以深圳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8年～2011年四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税收优惠、研发补贴、金融支持、产权保护及人才激励五项创新促进政策的实施效果,并研究风险投资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性问题。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及人才激励政策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挤出效应---政府的研发补贴显著地减少了企业研发投入;金融支持政策效没有显著地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风险投资从总体上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没有非常显著影响;有风险投资的企业研发产出高于无风险投资的企业;风险投资的持股比例对企业的研发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政府研发资助、企业研发投入与中国创新效率

本文采用2003-2012年中国地区面板数据,利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就政府研发资助和企业研发投入对中国创新效率的影响及政府研发资助和企业研发投入的最优强度区间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在我国创新过程中,政府研发资助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负,存在一定的"政府失灵",企业研发投入能够促进创新效率的提高,"市场失灵"现象较少出现;政府研发资助强度的最优区间为0.282以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最优区间为0.688-0.775。     

政府研发资助、合作研发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在国家创新系统和企业资源理论框架下,建立政府研发资助、合作研发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以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资助不仅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还通过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间接促进作用;政府研发资助对产学研合作研发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企业间合作研发没有显著的影响;产学研合作研发、企业间合作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0—2015年沪深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均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当二者同时存在时,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相互促进,且政府补贴的促进效果要优于研发投入;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也呈显著正相关。     

研发补贴、非研发补贴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

政府补贴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和持续性发展意义重大。为了探讨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企业金融化与所有权性质在两者间的调节作用。本文运用我国2007-2019年上市企业数据,基于信号理论分析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非对称影响,并探讨企业金融化与所有权性质在政府补贴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政府的研发补贴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倒U型影响,政府非研发补贴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积极影响;(2)企业金融化会使得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倒U型影响效应更凸,并负向调节政府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3)国有企业属性会负向调节政府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且国有企业的金融化对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弱于非国有企业;(4)不同地区和上市板块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的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的非对称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民营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研发效率与政府资助

本文利用2013年有关北京市中小型民营科技企业的调查问卷数据,通过建立Ordered Probit模型和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分别研究了政府资助水平对企业研发投入及研发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资助水平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企业的研发效率无显著影响。此外,企业的研发实力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也有较大影响,而企业获取资助的成本、企业规模及企业的行业属性对企业的研发效率具有显著影响。     

任务环境与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交互影响研究

以206家中国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任务环境(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和制度环境(法制环境和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法制环境与企业创新正相关,而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法制环境对任务环境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政府干预对技术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对市场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则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异质性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广东数据验证

利用2008—2019年广东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门槛检验和回归等方法分析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异质影响下的政策效果。结论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激励效应,但效应非线性呈门槛特征,补贴强度大于4.30%时效果更显著;同时,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分别存在以企业规模和股权集中度为控制变量的双门槛效应,具体表现为对资产小于6.712亿元的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最显著,对股权集中度介于1.109与4.718之间的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最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对企业研发补贴应结合企业特质系统决策以提高补贴效率。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的创新激励效应

本文选取2015-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业110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索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及其协同配合对企业研发创新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显著激励效应,市场融资并未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协同配合能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研发创新。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处于不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阶段的企业,政府补助对中上游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而市场融资对下游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协同配合对中上游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同时,相对于国有企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助与市场融资及其两者协同配合对非国有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创新激励与政府干预理论,并为政府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精准设计创新政策提供理论指导。     

环境规制下的政府投入对工业行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

在考虑到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运用SBM模型测算了2009~2013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创新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下政府投入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工业行业的创新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污染行业的创新效率远低于清洁行业。政府投入对环境规制下的创新效率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增加研发前的政府投入能够显著地促进环境规制下的创新效率,研发后政府投入的作用较小;污染行业政府投入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由此可见,在环境规制强度日益趋严的背景下,采取政府主导的技术创新是可行之路。     

地方政府行为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与创新产出的双重视角

在中国市场分割为特征的转型经济背景下,地方政府具有从地区利益出发使用政府补贴和所得税优惠支持本地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动机和能力.针对创业企业特定研究对象,本文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和创新产出双重视角,实证研究地方政府补贴和所得税优惠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考察中国市场分割为特征的转型经济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补贴与创业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力资源投入呈正相关关系,支持地方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假说;适用所得税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税率与创业企业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和创新产出显著负相关,证实地方政府提供的所得税优惠能促进创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同时,地方政府行为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存在时滞性.     

去家族化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针对我国家族企业普遍面临的转型升级问题,利用2008—2019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探讨家族企业去家族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分析两权偏离度和地区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变更实际控制人与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均会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两权偏离度对去家族化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抑制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地区市场化进程将显著弱化去家族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最后,为家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