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恺之的绘画思想

传神论是顾恺之绘画思想的核心,这是魏晋玄学流行、尤其是人物识鉴影响的结果。他的《魏晋胜流画赞》可见以“神”为首的创作思想贯穿其中。要将传神思想付诸创作,他提出了“以形写神”说,“悟对通神”成为“以形写神”的基础,“写神”首要是强调眼睛的重要,还要写出“骨相”,要营造环境。顾氏又倡“迁想妙得论”,其创作思想与魏晋以来“文的自觉”有关,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是他的《画云台山记》。     

中国画“形、神”论

中国画“形、神”问题，历代画论众说纷纭。本文对“形、神”的关系问题“舍形重神”和“以形写神”论进行论述．并列举了古今绘画大师们的创作实例，阐明“舍形重神”论只能导致绘画艺术严重地脱离自然、脱离生活，走进形式主义中去。而“以形写神”论注重艺术实践，注重师法自然，注重写形，写生，在形毕肖中求生韵，才是当今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所追寻的绘画真谛。     

论王拯绘画形神观的继承与超越

广西画论家王拯的形神观,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超越.首先,王拯提出绘画以神为先,“神之所存而形寓焉.天下有形存而神或亡,未有神存而形能遁之者”,这是对传统形神观的继承.其次,王拯认为绘画“超万物之表”、“会其精者而神以出”的关键在于重“形”,即“入乎万物之中微窥”,他从绘画手法上提出“形”为“神”的支撑,这是对传统形神观的发展.第三,王拯提出：有的绘画题材必须以“形”为要,使人看到绘画就如同看到现实,以感激而有所兴发,这是对传统绘画形神观的超越.王拯之所以有如此对传统绘画形神观的超越,是有感于群众在瞻仰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战将遗像时的情绪感发,感到绘画要起到鉴戒、教化功能就要“以工而得似”,让人看到绘画就联想起生活场景,为此,王拯又常常以“画记”、“画序”勾勒绘画的情节,以期强化绘画的“形”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通过重“形”来增强绘画的感染力.王拯提出绘画重“形”的观点,在古代绘画理论向现代绘画理论转型中领风气之先.     

漫谈中国古代画论中的形神观

欧阳修在《盘车图》一诗中提出了中国古代画论中常涉及的几个概念:“形”、“意”、“忘形得意”。而形神的关系问题,是我国美术界比较熟悉且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外美术史家和评论家历来都极为重视的问题。对于“形”、“神”关系问题,在理论上虽明确主张“以形写神”,但在实践中却提倡“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神”包含在内在规律之中,并通过外在“形”体现出来,不管是“以形写神”还是“以神写形”,其实都还是赞同“形神兼备”。写“形”是基础,写“神”才是目的,应从精确地描绘形象的基础上达到生动地传神,从而将二者统一于艺术创作之中。     

神、韵美学理念之再认识

本文尝试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创作实践视角重新思考神、韵的美学理念,如以形写神、悟对通神、传神阿堵,再现论、表现论,气韵生动、生气灌注等,赋予神、韵美学理念以新的理解。     

“以形写神,写神致用”：吕凤子艺术思想探析

吕凤子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艺术理论家、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他在古代画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绘画实践辩证地论述了形与神的关系,指出了“以形写神,写神致用”的关键所在及实施步骤,并在“以形写神,写神致用”的实践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谈中国文人画的传统特点

<正> 中国的文人画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以形写神”而注重“神似”;讲求“笔墨”及其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综合艺术性。 一般以为文人画始于宋元而盛于明清。因为宋元之后文人作画论画蔚然成风,作品也大量涌现;而且元代以前的画“多不用款,款或隐之石隙”(沈颢《画麈》),诗书画印的结合尚不明显。文人画的确只是到了宋元之后才真正形成了诗、书、     

明清画论中画意内涵的拓展

“意”是中国古代画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对于这一范畴的内涵,理论界尚无专文讨论.人们大都是在谈到中国画的写意理论时,显露了关于中国画画意之认识.这种认识,概括起来大致有二:一是将画之意规定为画家所绘对象的神趣韵致,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所谓写意,从表现对象的要求上说,主要是取神”;一是将画之意既当作对象的神趣韵致,又看作画家主体的某种意念情绪,有的同志说,写意,就是“写出对象的神韵意境,表达作者的感情.”应当看到,中国画画意的这两种规定,古已有之.古人在谈到画之形神关系时,有时就用“意”来代替神,“形”“意”并举,如大家熟悉的欧阳修的论画名句“画意不画形”“忘形得意”3,     

顾恺之“以形写神”说新探

顾恺之提出了“以形写神”说,与传统观念中顾恺之“神”的概念不同,此“神”为“神气”,它要求“神气”的传达通畅、表现多样、富有“妙”的技巧性。“形”指的是画中的人物及山水等。与传统观念上顾恺之“形”的概念相比,此“形”加入了新的内涵:自然、多样且表现画家的意志。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说主张以神为主而形神兼顾,不同于以往所认为的“神贵形轻”或“形神兼顾”。     

以形写神 形全神足——谈《水浒》人物的肖像描写

我国传统的人物画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美学观点,这就是“以形写种”①,“形全神足”②。“形”者,人物之外部形象也;“神”者,人物之内在神情也。“以形写神”是一种艺术手法,意在强调“因其形似,得其精神”③,反对离“形”写“神”,信笔涂抹,以致刻鹄类鹜,画牛作马。“形全神足”是一种艺术效果,旨在主张“笔精形似,意得神传”④,反对“神”无“形”依或“形”无“神”藏。人物肖像描绘如若运用了“以形写神”的手法,并取得了“形全神足”的效果,那么,就进入了艺术创作的理想境界。     

国画教学中的“形”与“神”

绘画离不开形象,因而,在中外古代的绘画作品中往往都以客观形象为自己的追求目标。随着绘画的发展,绘画已不能满足单纯的外在形似,开始追求物象的本质特征。东晋的顾恺之首次提出了“传神写照”的著名论点。后来,南齐谢赫在“六法”中又提出“气韵生动”的要求。自此以后,“以形写神”、“以神写形”、“形神兼备”、“不似之似”等都是中国画有关“形神”问题的重要论点,并成为中国绘画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中心问题。一、“神”的客观性那么,“神”究竟是什么?它和形的关系怎样?按照现在一般的解释:“形”和“神”的关系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形是外在的、表象的、具体的、可视的;而神是内在的、本质的、抽象的、隐含的。形无神不活,神无形不存,说明只要有形的存在神也就在其中了。那么中国画论中还要千百年来侈谈“写神”干什么?看来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神”不但是客观的而且是有象的。物象一方面有它外在的形象,如形状、色彩、肌理、明暗、大小,同时又有一定的神态、相貌,如波动感、力象、生命的活力等。从绘画的角度讲,决非有了形的外壳就一定有神赖以在其间了。不然,同一个绘画形象怎么会有的“写”出神来,有的没有“写”出神来。很显然,前者一定比后者多写了些什么,或者对形...     

国画教学中的“形”与“神”

绘画离不开形象,因而,在中外古代的绘画作品中往往都以客观形象为自己的追求目标。随着绘画的发展,绘画已不能满足单纯的外在形似,开始追求物象的本质特征。东晋的顾恺之首次提出了“传神写照”的著名论点。后来,南齐谢赫在“六法”中又提出“气韵生动”的要求。自此以后,“以形写神”、“以神写形”、“形神兼备”、“不似之似”等都是中国画有关“形神”问题的重要论点,并成为中国绘画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中心问题。一、“神”的客观性那么,“神”究竟是什么?它和形的关系怎样?按照现在一般的解释:“形”和“神”的关系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形是外在的、表象的、具体的、可视的;而神是内在的、本质的、抽象的、隐含的。形无神不活,神无形不存,说明只要有形的存在神也就在其中了。那么中国画论中还要千百年来侈谈“写神”干什么?看来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神”不但是客观的而且是有象的。物象一方面有它外在的形象,如形状、色彩、肌理、明暗、大小,同时又有一定的神态、相貌,如波动感、力象、生命的活力等。从绘画的角度讲,决非有了形的外壳就一定有神赖以在其间了。不然,同一个绘画形象怎么会有的“写”出神来,有的没有“写”出神来。很显然,前者一定比后者多写了些什么,或者对形...     

中国画教学中的六法

随着绘画的发展,中国画论也在不断发展,无数画家的创作实践,丰富了传统画论的内容。南北朝南齐谢赫受东晋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置阵布势”的影响,在他的著作《古画品录》序内提出“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建立了画论基础,不仅作为评画标准,同时     

书画赏析的哲理思辨

赏画须有指针,余以为唐人张彦远在其所作《论画》文中概括的五句话,可视为初学赏画者入门指针之一。 第一句“像物必在于形似”。张彦远品画,首先提到“形似”二字。历代画论家、绘画大家,包括现代潘天寿、陆俨少、张大千、齐白石等人,对于“形似”,都有见解: 潘天寿说,“不能不要形而写神”,他认为,“把老虎画成了狗,老虎的神肯定捉不住。”他又说:“做人一定要老实,实事求是,但画画不能太老实,否则就没有艺术性。”潘天寿笔下之形,似乎在老实与不老实之间。 陆俨少说,“为人要正派,画却要调皮”。他笔下之形,似乎在正派与调皮之间。 张大千的教学语言是:“简略地说,大抵画一种东西,不应当求太像,也不应当故意求不像。求它像,画当然不如摄影;若求它不像,那又何必画它呢?所以一定要在像与不像之间,得到传神超物的天趣。这便是绘画的艺术。”张大千笔下之形,明确在“像与不像之间”。 齐白石认为“不像”为“欺世”,“太像”为“媚俗”,他要求笔下之形,“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从张彦远提出的“形似”,引伸出绘图第一个辩证统一,即“似与不似”的辩证统一。“似与不似”统一的妙处,是高水平画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神写形”是现代艺术的理论根据

本文主要阐述了在“以形写神”的基础上,着重说明“以神写形”是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艺术家要寻找新新的艺术手段,常常不满足原来的“形”而强调为神写形;当他们找到新的“形”之后时,又完成了新的“写形”,而达到更高的境地,成了更高一级的“以神写形”,这时的“形”则是更为生动,是经过加工、概括、夸张,达到变形,这种“形”可称为最能反映作品的“神”,因为要求作品达到一种“神韵”,把作品变形、深化,这样只要达到“求神”那形就更有生气更感人。     

关于中国历代美术“形神兼备”理论之研究

“形神兼备”有关的理论,中国历代画论里论述很多。其最早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一书。该书写到：“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即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君形者”（主宰形的）就是指的“神”。对于什么是神？《淮南子》还写道：“令人之所以眭（目深视貌）然能视,管（迷惑）然能听,形体能抗,而百节可屈伸,察能分黑白,视丑美,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说明古人把“神”和“气”看作支配人的生理、心理功能的生命力的表现。     

论屈原之作《国殇》旨在“风谏”

《国殇》在《九歌》里,正如马茂元先生说的那样,是一篇“和其他各篇有所殊异”、“独标一帜”的作品.它不象其他篇那样写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故事;它写的是一个激烈的战争场面,塑造了为保卫楚国而勇武不屈,视死如归的将士们的英雄群象.它与《九歌》其它篇一样,也是有所寄托的.屈原之作《国殇》旨在“风谏”.作者是以战争题材,借对死难将士们的赞美和歌颂来劝谏楚王的,希望楚王“悟过改更”,以振兴楚国.     

“以神写形”试析

<正> “以神写形”是石鲁在《学画录·造型章》中提出来的。《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年第三期中,令狐彪同志的文章最早对“以神写形”作了一点介绍。令文认为“以神写形”是“发展了我国古代‘以形写神’的思想,很有深入研讨的学术价值。”可惜,美术界至今对“以神写形”的学术价值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更谈不上展开认真的研讨了。然而,“以神写形”的精辟论点并没有因此而削弱,它早巳渗透到美术创作和美术教学的实践中,对艺术形象的塑造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深入研讨这一问     

“形”的解放与“神”的解放－－略论魏晋和晚明“人的觉醒”在艺术上的表现

“形”与“神”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一对重要而又有极有特色的范畴。形神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渗透。作认为，魏晋时代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其“内在人格觉醒与追求”以及弘扬人的自我精神的社会艺思潮，使得这一时期的艺术家们突破了汉代“惟贵象形，用以写图”创作思想的束缚，注重亥画表现对象内在“神”之形，艺作品的“形”较前代而言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明后期封建纲常名教礼义大大削弱，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涌起，推动了艺领域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艺术表现中“神”的解放，汤显祖的剧作“牡丹亭”的问世，标志着形神理论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神”，尤其是表现创作主体精神意趣的“我神”，作为独立于“形”又高于“形”的力量，获得了真正的解放，这时的艺作品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是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有我之境”。     

以形写神以形畅神——论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理论中的形神关系

形神论一直是贯穿中国画论的主要命题。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画论有关形神关系的论述奠定了中国画论的基础,以形写神、迁想妙得、应目畅神、气韵生动等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绘画理论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