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三名家主讲安徽书院遗存述略

分析了姚鼐、方东树、戴均衡三位桐城派名家的学术成就,认为这三位师承相继的桐城派名家在从事书院教育,传播弘扬桐城派的文统与道统,壮大桐城派作家队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安徽府境执教过的紫阳书院、东山书院、桐乡书院成为桐城派在江淮和徽州等地传衍的重要物质载体,见证了这一文学流派从区域走向全国的发展历程。     

民国桐城派研究平议

民国时期,桐城派主要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呈现于研究的舞台。这一时期,文学革命派、仪征派、桐城派自身、纷争之外的学人等研究群体均对桐城派作出了多元探讨。对桐城派与八股文、阳湖派、宋学、汉学、新文学之关系等方面均进行了全面解读。虽然民国学人已跳脱儒家思想的范囿而展现了独立与理性的研究品格,但是在新旧思想的共同激荡下,他们对桐城派的评判往往体现出复杂的面向。     

清代文化家族与桐城派的演进

众多文化家族的存在,是桐城派演变进程中一个别具意义的重要文化现象.从地理空间来看,桐城派家族的区域分布呈现出东南多、西北少的总体特征,这也反映出桐城派传衍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这些家族之间往往相互联姻,由此构建起的婚姻网络有力助推了桐城派的壮大.这些家族之间还存在家学交流和融汇的现象,这也有力推动了桐城派学术的不断向前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文化家族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形态,依托于他们的桐城派自身也在新陈代谢之中,并逐步向现代转型.总之,桐城派在两百余年的演变进程中,深深地烙上了家族化的色印,呈现出独特的传衍机制.     

陈独秀与桐城派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桐城派是清朝文坛的正统。在近代风云变幻的年代,陈独秀对桐城派由继承转而批判。面对批判,桐城派末流做出不同程度的反击。这反映出随着西学的传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人物,在救国道路的抉择中,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反传统的道路,这种选择可能具有一定的偏激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赤热的爱国心。桐城派在新文化运动的声讨中走向末流,但他们面对批判不屈不挠,顽强坚守,值得探讨与深思。     

论阳湖派对桐城派的修正和发展

以恽敬、张惠言为首的阳湖派,是清代著名的散文流派之一。关于阳湖派,历来有桐城派的“对抗”或“旁支”的不同评价,其原因是阳湖派与桐城派的关系若即若离、微妙复杂。阳湖派代表了桐城派后继者中兼取别派、修正理论、以求发展的进步倾向,他们也为我国即将步入近代的传统文论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     

早期桐城派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以“桐城三祖”为核心的考察

作为清代文化史上存续持久、人数众多且影响颇大的著名文教群体的桐城派,因以古文名世而历来被视为文学流派;其实桐城派学者多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与主张,与教育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桐城三祖"为代表的早期桐城派学者在清代科举、书院等文教领域开展了积极的教育活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考察他们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不仅有助于丰富对清代教育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从源头上理清近代以来晚期桐城派在传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种种表现的内在逻辑。     

论桐城派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关系

桐城派的运虽然与清王朝的国运相始终，但是不能因此认定桐城派为清王朝的御用人。在思想内容，学体裁和学风格等方面，桐城派的章与清王朝所提倡的都有所不同，对于程朱理学，桐城派主要是从学术研究和高尚人格方面来提倡的，与清王朝提倡程朱理学的目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桐城派作家生活于社会的中下层，他们是在对当时的政治失望以后，投身于学创伤的。     

“桐城派与近代文学研究”会议综述

2022年“桐城派与近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桐城派研究的多维视角,拓宽了桐城派研究的思路和边界;二是近代文学研究呈现新气象,为桐城派在近代的发展与研究提供了学术语境;三是桐城派研究的多元化探索,展望了桐城派未来研究方向。     

论桐城文派在散文史上的地位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桐城派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认为桐城派的最大成就,即在于体系化的散文理论的建设。桐城文论的成功,得力于桐城文人对传统诗歌理论的借鉴与吸收。桐城文人擅长以小文章抒写对社会人生的切身感受,他们对“小说笔法”的认同和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其作品的文学意味。桐城派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带有对古代散文全面总结的性质,它是古代散文向现代散文过渡的中介。     

《古文辞类纂》与中国近代国学书目的编订

《古文辞类纂》是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姚鼐编纂的一部古文选本。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意在以选本的形式为学习者提供学习、理解桐城派古文“义法”的门径。《古文辞类纂》的刊行及不断传播对桐城派的立派及扩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自近代国学思潮兴起,《古文辞类纂》又屡受国学倡导者的关注。为引导青年学子学习国学,他们常以开列国学书目的方式为后学指点国学门径。近代国学倡导者在编订国学书目时,常将《古文辞类纂》列于其中,此既可看出他们对青年学子学习、传承古文的重视,也可看出他们对《古文辞类纂》作为古文学习必备选本的选择与肯定。     

陈独秀抨击 "桐城派" 探因

陈独秀为何抨击＂桐城派＂,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承接了晚清民初对＂桐城派＂批评与超越的潮流,看到了＂桐城派＂从中兴走向衰落的趋势;二是欲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必破＂桐城派＂正统、正道、正宗之地位,三是以林纾为代表的＂古文＂势力成为了现实阻力,对林纾和桐城派的批判就成为《新青年》重要的目标和任务。     

桐城派经世思想述论

经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之一,凝聚成我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最为宝贵的精神品格。桐城派文人皆具有极其强烈的经世思想,以桐城三祖、姚门弟子以及曾国藩及其弟子们为例,他们虽处于有清一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经世思想之社会思潮表现出怎样的显隐起伏,他们都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力图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随着列强入侵国势衰微,桐城派经世思想又与爱国精神相融合,抒发变革图强的时代最强音。桐城派之经世思想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清代嘉道时期桐城派的中坚--岭西五大家

“天下之文章,其萃手岭西乎”,这是嘉道时期桐城派领袖梅曾亮对当时桐城派状况的感慨,同时也是对五位文宗桐城的广西古文家的肯定。这五位广西桐城派古文家就是有“岭西五大家”之称的吕璜、朱琦、彭昱尧、龙启瑞和王拯等。“岭西五大家”以其对桐城派理论的笃诚和活跃的创作热情,迅速崛起,成为当中的佼佼者。这不仅丰富了广西的文学创作,推动了广西的文化发展,同时,广西桐城派古文家也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延续桐城派注入了新生的力量。     

桐城派士人的游幕治生

游幕是桐城派士人的重要治生方式。桐城派士人从事文幕者较多、功名较高,且高级幕僚较多。他们的入幕有自荐及他荐的方式。为幕之道有多种表现,既注意保持与幕主的距离,又强调独立人格,重在自保。幕僚的收入差别较大,高级幕僚的收入不在某些官员之下。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从姚鼐、曾国藩的两篇序文看其文学宗派的自觉意识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是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转引程晋芳、周永年二人的一句话,程、周二人或为戏言,姚鼐却借来为自己创建桐城派张目。后来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接着这句话后,更是宣称"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姚、曾二人的序文作为为桐城派树旗和扬旗的宣言,充分体现了桐城派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自觉意识,对桐城派的形成和流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二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6月17日至19日在桐城派故乡——安徽桐城隆重召开。全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共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40余篇,与会专家学者对桐城派的形成、发展、历史地位以及桐城派对清代社会的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和研讨。现     

方东树在广东施教与交游述考

方东树是桐城派中期重要代表作家,一生曾四次南下广东,客居时间十年之久。其间,他积极投身广东的书院教育,以文会友,勤奋著书立说,传播桐城派文学思想,为广东的教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通过对方东树诗文集、方志及其他名家文集等文献的解读,梳理方东树在广东主讲书院和传播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具体情况,探讨其在教育上的成就,揭示其在传播桐城派文学理论和扩大桐城派影响等方面的作用。     

桐城派与汉宋之争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坛的一椿要案,桐城派与之有着不解之缘。乾隆年间．姚鼐与戴震公开对抗．嘉道年间,方东树与江藩再起波澜,桐城派始终是汉宋之争中宋学派的主要阵营。这既是门户之见使然．更是桐城派尊崇程朱而重治“术”与汉学家尊奉汉学而重治“学”的学术分歧导致的必然结果。嘉道时期的桐城派主张汉宋兼采,表现出开明的学术态度。但是,用汉学之“学”补宋学之“术”,汉学为宋学服务,才是他们的最终意图。     

胡适论桐城派

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期和到北大任教以后,对桐城派主要持批判的态度。但胡适同时对桐城派作了肯定。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和桐城派传统文化之间存在某种传承关系。     

归有光《先妣事略》的流风馀响

归有光《先妣事略》一文被《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重要选本收入,受到后世读者和古文家特别是清代桐城派作家的普遍重视,在相关文学史写作中也常能占有一席之地。本文通过引证具体的文献,探究古文家特别是桐城派作家如何评价、接受归有光的《先妣事略》。他们的创作从中汲取营养,于是类似题材的作品形成了一个文章传统,这正是归氏此文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