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卢梭人民主权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人民主权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卢梭从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角度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强调了人民主权的不可分割、不可代表和至高无上性。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对马克思权力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关于法律、政府和主权的论述是马克思建立人民主权国家的理论基础。但是,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并未跳出时代的限制,本质上是一种抽象的、理想主义的设想。马克思的人民主权思想从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关系中现实的人出发,对实现主权在民的社会理想提出了现实的方法论指导,是对卢梭思想的超越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权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权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它是在批判和扬弃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特别是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成熟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为不同的革命斗争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权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民真正地当家作主，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政权。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就不可能有人民的民主．没有人民的民主，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权思想对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重大的意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初探

社会主义社会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同时又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核心价值和根本制度——基于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的理性分析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之上、以人民主权为价值取向的代议制国家。它虽然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但却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也要回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中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颠覆了资本支配劳动的逻辑,真正落实了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市场经济准则,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人民民主”作为对资产阶级宣扬的所谓的“人民主权”的否定,从参与的广泛性层面诠释了“真正民主”的现代内涵,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价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在承认权力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建构起民选机关支配执行机关的权力运行机制,超越了西方“三权鼎立”和多党竞争下的议会制度,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制度。     

论伍廷芳的近代政治文明观

伍廷芳的政治文明观是他对近代政治文明的认知、评判和选择。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人权、人民主权和法治原则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以依法治国、司法独立为特征的政治制度观；以美国式民主制为蓝本的政治体制模式。     

简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的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现代政治文明主体是主权属民，其核心理念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法制。政治文明制约着道德文明的发展进程；同时道德文明对政治文明建设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推动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的协调发展。     

群众路线在民主政治建设语境中的时代内容

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党的群众路线仍然是重要的思想资源。然而在新形势下,群众路线必须在创新实践中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彰显其当代意义和价值。这种新的内容应当包括：确立人民群众在民主政治中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人民群众对政府权力的制衡作用;保持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与党的利益综合功能之间的张力;把群众运动转变为公众的积极政治认同,从而成为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和有序政治参与的力量。     

“非宗教大同盟”运动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非宗教大同盟"运动是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发动的,他们继承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理性与科学口号,结合即将兴起的国民革命,又赋予其反帝和维护主权等民族主义意义,并以群众运动为形式。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突出个人信仰的地位,具有反群众运动的倾向;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宗教的合理性予以认可,对儒家文化的价值与地位予以维护。"非宗教大同盟"运动深刻反映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思想的分化。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思考

民主是政治文明的精华,是人类社会发展共同的精神财富。民主政治不仅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也为社会的和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继承了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又创造性地发展了民主政治的内容。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因此,     

关联与互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建设

法治不仅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而且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有效保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背景下的法治既包括法治的普遍精神,同时又蕴含着人民当家作主的特有政治内涵.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政治制度正义、属性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政治制度是国家、单位、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正式规则。正义是政治制度的核心价值,对政治制度进行正义的追寻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政治制度正义主要体现为政治制度双重属性的统一即价值属性与工具属性的统一。政治制度的价值属性和工具属性二者互相制约。价值属性统率工具属性,工具属性体现价值属性。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表明,只有当政治制度的价值属性与政治制度的工具属性二者协调一致时,才能促进一国的政治发展。在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中,要使政治制度的双重属性协调一致,我们还要解决好政治制度的及时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矛盾。制度及时性是制度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制度及时性不等于制度有效性,必须从文化人手来解决制度的有效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评述

改革开放在推动中国经济空前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政治的巨大发展,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系统地梳理和评析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和合理评价政治发展研究的实践意义和价值。而且也将有助于今后我国政治发展的研究。     

论康、乾时期辞赋创作中的赋、颂互渗现象

赋的产生伊始便具有浓重的政治品格。唐代以诗赋取士，更是刺激了“赋的颂赞”与“颂的铺陈”的同趋同归。这种趋向，到了清代的康、乾时期发展到极致。这一方面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政策所致，同时也与文人在政治体制夹缝中的两面性和矛盾性的心态息息相关。这种态势使赋的创作出现了片面的繁荣，同时也对赋作的多元化发展造成束缚。本文即从赋、颂的历史溯源中对清代康、乾时期的赋、颂共作现象及其成因与走向作解析。     

论东汉中后期士大夫对皇权的制衡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皇权异化，士大夫对皇权表现出明显且复杂的制衡性：既有道义制衡，亦有权力制衡。东汉中后期士大夫对皇权的制衡，对当时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后期的政治特征以及士大夫阶层在形成和发展前期的一些特点。     

民初政党政治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民国初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政党政治活动的第一个高潮,其外在形式很有些接近于西方式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然而民初政党政治最终却以悲剧性的失败结束。民初政党政治产生、发展、消亡的全过程都与当时的特定环境密切相关,它既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牺牲品。因此从社会生态环境学的角度入手,对民初政党政治的发生及失败进行分析,力求以全新的视角剖析这一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独特现象,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必要的。     

论政治文明视角下的群众监督

群众监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和重要体现，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它不仅承构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政治选择，而且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趋向。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证了新时期群众监督的协调发展。     

论晚清时期西学汉译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文化功能

晚清的政治危机在知识权力化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也是传统知识的危机.晚清西学汉译的兴起,主要是我国传统知识领域觉醒之后挽救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它的发展却经历了由扩充传统政治体制下的知识的初衷滑向了传统知识机制的变革,折射出一条新型知识--新型知识分子--新型公共关系--新型政治的发展逻辑,彰显出晚清时期的翻译对中国传统知识转型与传统政治转型互动所具有的阐释力.     

浅析汉代漆艺审美的形成

漆器艺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我国,漆艺历史悠久.纵观其发展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汉代漆艺在战国时期的生产基础上得到空前发展,形成了中国漆工艺发展的黄金期.形成原因可归结为汉代政治的稳定和统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在带来了文化统一的同时,也带来了民间美学的全面发展,同时与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与宿命论也有关联.     

新时期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

高校的连续扩招导致高等教育资源紧缺，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配备不到位。在强化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学生专业技术培养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课总学时正在逐渐削减，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急剧转型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思考。作者从培养目标、教育载体、文明修身等三个方面作了初步探讨。     

言谏政风与贞观谏议制度之发展

唐贞观时期,政坛言谏活动蔚然成风,为后世所欣羡,其形成原因主要在于为君者以身作则、极力推动,为臣者忠直敢言、谏诤不断.与此相应,朝廷内外直言极谏的言谏政风之形成与兴盛,亦促使唐太宗进一步推动谏议制度的发展,充分发挥谏议制度的监督作用,其主要表现为集中谏议组织,加强谏官职权,提高谏官的政治地位.可以说,贞观时期的言谏政风与谏议制度相互作用、相得益彰:言谏政风高涨促进谏议制度发展,谏议制度发展亦有助于言谏政风长盛,二者总体呈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囿于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贞观时期谏议制度所起的监察作用仍有局限,但这无碍其与言谏政风之勃兴一起,为此后唐代历朝之重谏风气奠定政治与制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