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M121、M122发掘简报

刘家庄遗址位于济南市古城区西北约3公里的城中村—刘家庄村,是一处商周和唐至明清时期的遗址。2010年7月—2011年2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大量灰坑、墓葬等遗迹。M121、M122两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出土大量青铜器,器形完整及可辨者共计121件,其中容器22件,有鼎、甑、簋、爵、觚、斝、卣、壶等;兵器77件(组),有戈、矛、刀等;另有少量玉器及陶器等。部分青铜器上带有族徽铭文,共计4种14组。两座墓葬出土器物与殷墟同类器物极为相似,初步推测两座墓葬时代为殷墟三期,墓主人为中等贵族。发掘表明,晚商时期刘家庄区域居住着至少一支与商都殷墟有密切关系的氏族,再次验证了济南在商代的重要位置,为山东地区商代政治、经济格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对研究济南的城市变迁也有重大意义。     

殷墟西北冈西周遗存分析

殷墟西北冈大墓的早期盗掘坑并非"自然填塞",因而大墓早期盗掘坑中所出西周遗物年代不晚于早期盗掘。安阳地区西周时期墓葬随葬陶鬲具有逐渐小型化的趋势,根据《侯家庄》报告公布的照片或线图中墓主头骨颅长与陶鬲口径的比较可知,大墓之上的小墓年代下限可至西周中期,灰坑中所出陶器也具有可晚至西周中期的特征。由于早期盗掘坑打破这些小墓和灰坑,故殷墟王陵早期被盗年代不早于西周中期。大墓之上的小墓和灰坑仅发现于王陵区西区,西周早期至中期的居址与墓葬混杂分布,根据居葬关系、陶器形制及葬俗等特征推测背后是一批西周早期至中期居葬于此的殷遗民。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2018-2020年周代遗存发掘简报

2018-202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山西西吴壁遗址开展了三年五个季度的考古发掘工作,揭露出丰富的史前及其后多个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本文主要简报发掘所获东周遗存,并对其进行简要分析。文章指出,西吴壁遗址东周聚落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包含居址和墓葬。已发掘的东周遗存皆为居址,时代多属战国,另有少量可早至春秋晚期,文化面貌与侯马新田遗址同时期者基本相同,属晋文化范畴。这些遗存丰富了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为研究遗址的堆积结构、聚落变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2020年发掘简报

2020年度在西吴壁遗址发掘地点所见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遗迹大都为居址堆积,包括房址、灰坑等;所获遗存的陶器文化面貌与2018-2019年度所见者基本相同。这些发现丰富了西吴壁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为研究当地夏商时期与冶铜相关的堆积结构、聚落功能布局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关于殷墟的“族邑”问题与“工坊区模式”北大核心CSSCI

殷墟的族群纷杂。丙、戎、史、卷、息等居住在殷墟的族群只有核心家庭的规模,并无独立的邑落。作为族邑模式认识基础的“族墓地”的判断存在问题。孝民屯墓地存在多个核心家庭或扩展家庭一级的族群,总体上而言是公共墓地。“族邑模式”对认识殷都布局的适用性有所局限。殷墟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规模大、分布密集,作坊等操作链类遗存与居址、墓地等生活类遗存往往共存,形成7个居住、生产与埋葬等共存于同区域的考古情境,是当时基层社会组织“工、居、葬合一”的体现,可用工业作坊区模式来指称当时这种聚落形态及基层社会组织。工业作坊区在商王族(包括多子族)控制下,以超血缘关系的人群从事手工业生产活动。这是殷墟作为晚商都城区别于其他次一级聚落的重要特征。     

陕西宝鸡魏家崖遗址D发掘点2022年发掘简报

魏家崖遗址位于宝鸡市陈仓区千河镇,2022年由西北大学等五家单位进行联合主动发掘,其中D发掘点清理有居址和一座高等级春秋早期秦墓,墓葬保存完好,居址内涵丰富。该遗址的发掘有助于早期秦人都邑“汧渭之会”地望的研究,同时对秦人东进过程中周秦文化关系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十件商代青铜器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众多的商代青铜器,文中介绍的10件藏品均为首次发表,包括斝、觚、鼎、鬲。酒器中有3件罐形斝极富特色,年代约处于商代中期,为认识殷墟文化一期以前的同类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饕餮纹觚时代处于殷墟文化一期或偏早,圈足处铭文曾为《殷周金文集成》收录。食器中有2件弦纹鼎,分属商代中期晚段和殷墟文化一期,具有断代意义;另有一件环络纹鬲,形制与藁城台西遗址发现的一件铜鬲几近一致,器身还有后刻铭文。这些藏品对于探讨殷墟文化二期以前青铜器的演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论商周时期的玉石容器

商周玉石容器在大型墓葬偶有发现,与同时期的容器在形制、纹饰、尺寸大小上极为相近。本文就玉石器皿的器型、纹饰、年代等问题,结合墓葬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等进行类比,认为玉石容器与青铜礼器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簋、盘、豆、觯这几种器型上,纹饰方面也尽量模仿青铜器但较为简单,但也有器物仿陶器。商代的玉石器皿以实用器为主,主要出土于殷墟,西周则主要发现于周原地区,均为把玩的小器皿,而非实用器。     

高句丽墓室壁画中建筑屋顶形象分析研究

考古发现的遗迹有很多是建筑遗址,对建筑遗迹的复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其中屋顶形式的确定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由于建筑的屋顶早已塌落,在建筑复原过程中,其形式只能通过其他途径窥知,可供参考的有墓葬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的图像资料,模型明器中的建筑造型等。高句丽墓葬壁画中有为数不少的建筑形象,对高句丽建筑遗迹的复原具有参考意义,本文通过整理分析高句丽壁画中的建筑屋顶,从中一窥高句丽建筑的屋顶形式。     

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2007-2013年周代遗存发掘简报北大核心CSSCI

自2007年开始,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在周家庄遗址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旨在探索龙山期遗存,为研究早期国家起源等问题提供实物资料。除获取大量龙山遗存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时期的遗迹与遗物,本文主要介绍2007—2013年在周家庄遗址发现的周代遗存。周代遗迹大都为居址堆积,包括房址、灰坑等;另有少量瓮棺葬。依时代不同,可将周代遗存分为西周、东周两个时期。西周遗存的数量较少,仅见少量灰坑,另在一些地层中发现少量西周陶片。但西周遗存的内涵较丰富。据初步分析,可知其包含商、周两类因素,为探索商周关系等学术问题提供了资料;东周遗存的种类相对丰富,文化面貌也比较清楚,时代约当春战之交,属典型的晋文化遗存。     

觉公簋、晋侯尊与唐都地望

觉公簋的公布,确立了唐、晋异地的事实,天马—曲村遗址即燮父所迁之都,其名可通过晋侯尊铭文确定为"向",寻找唐都地望则成为当前重要的考古工作。一般认为,因周晋灭唐,后迁唐于晋,唐都遗址应表现为殷墟文化、早期周文化共存且先后相继的考古现象。但这一思路所本的《史记·索隐》语源混乱,对历史沿革、国别、国都这一从大到小的范畴区别不清,以致对《世本》、《括地志》及《左传》杜预注误读。通过语源梳理及参照相关考古资料,本文提出叔虞鄂都与古唐旧都或是两邑,在考古探寻上更有可能表现为遗存级别与唐子相吻合的殷墟文化、与叔虞封地相吻合的早期周文化遗址分居两地。     

共城三题

共城遗址是位于河南辉县市区的一处重要遗址,面积约165万平方米,先后发现了东周时期城墙、夯土基址、冶铁遗址和大量墓葬等,其内涵之齐备和丰富在东周时期的一般城址中较为少见。1994年对共城遗址南城墙的发掘表明,城墙修筑于战国中晚期,具有夯土为表、填土为里的复合式结构。本文认为,共城城墙应是先修筑了外侧的夯土城墙,相隔一段时间之后再修筑内侧的夯土城墙,并用填土将两道城墙连为一体。城墙的独特结构可能是基于筑城效率、军事防御和洪水预防等多方面考虑的创造性发明,在我国古代筑城史中是至今所见最早的一例。南城墙中还发现了坑道遗迹,应是《墨子·备城门》中记载的"轒輼"之类攻城方法留下的遗迹,为研究战国时期激烈的城市攻防战提供了难得的实例,此类遗迹在东周时期还是首次发现。     

殷墟孝民屯“族墓地”分区研究

2003-2004年殷墟孝民屯揭露了成片的晚商墓葬,鉴于资料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本文试对其进行分区研究,探究其所反映的族氏组织情况。以往主要依据墓葬的空间聚集程度,对墓地进行区组划分。观察孝民屯墓地,我们认为墓向、随葬陶器组合等葬俗特征也应是划分墓区的重要依据。因此,依据墓葬的空间分布与葬俗特征,对孝民屯墓地原有的分区方案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调整之后的墓区内部葬俗统一性较强,墓区之间的葬俗差异性也比较明显,它们应是属于不同族氏的"族墓地"。然后,考察墓地内不同性别墓葬的分布,发现夫妻异穴并葬习俗并不流行。最后,根据墓区的不同规模,推测孝民屯墓地存在两级族氏组织,认为"族墓地"的存在是族作为社会活动基本单位的表现。     

安徽霍邱堰台周代遗址发掘简报

堰台遗址是位于淮河中游南岸的一处典型台形遗址,2004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基本摸清了该遗址的聚落布局,并根据出土遗物判断遗址的年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简报重点介绍了堰台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及构成聚落的环壕、墓葬、房址等重要遗迹概况,展示了部分具有分期意义的遗物标本。     

试论环嵩山地区的龙山时代墓葬

龙山时代,环嵩山地区的墓葬通常广泛分布于聚落,并且以家庭或家族一类小型群体为核心聚拢于房屋附近,呈现出"大分散,小聚拢"的分布模式。根据鲜明的葬俗差异,它们分属于简朴实用的本地王湾三期文化和讲求厚葬的南方石家河文化。不同人群在龙山时代的环嵩山地区有所交融又有所区隔,共同融入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这一极具深意的新动态可能正与墓葬分布模式所反映的社群结构渐趋分散密切相关,因为后者为人群流动提供了更加开放的社会空间。环嵩山地区的龙山时代墓葬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中原腹地史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多元互动则是当地社会复杂化与早期文明化进程的重要特征之一。     

周原遗址新见京当型铜器墓浅识

2010年9月,周原遗址王家嘴村南发现一座铜器墓,出土一批青铜器残片和牙璋、卜骨等文物。铜器目前可辨器形者包括鬲、尊、觚、爵和斝,年代有早晚之别,鬲、斝、觚三器的时代为二里岗上层期,爵的时代为殷墟一期,尊的时代为殷墟二期偏早。综合判断,该墓属商文化京当型。铜尊为京当型商文化中首次发现的器形,其造型、纹饰与长江流域的铜尊有相似之处。将铜器砸碎埋葬的葬俗亦不见于以往发现的京当型商文化铜器墓。这批资料有助于推进学界对京当型商文化葬俗、周原遗址京当型墓地的分布及周原遗址聚落结构的认识。     

豫东与鲁西商文化遗存的启示

从豫东鹿台岗到鲁北苏埠屯等商遗存特征和年代看,它们分别具备中商文化至商后期文化的特征。大辛庄商文化的第二类遗存,是原战败夷人及其后裔在商人统治下,受商文化影响乃至同化的产物,不宜再纳入岳石文化序列并参与分期。尹家城等商遗址中不含类岳石文化因素,系商人新建的移民点;大辛庄一类大型居址则是统治和集中管理战败夷人的重镇(城邑);鲁北的晚商小聚落夷商文化并存,大型墓葬却遵商礼,同时用夷人器物,说明商王采取了笼络利用或分封夷人旧贵、"以夷制夷"的策略以巩固新占领土。     

面向数字人文的中国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地域分异的影响因素

历史上的私家藏书活动并非孤立、单一现象,既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又影响着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文章通过建立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数据库,在文化史、社会史等多重视角下,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与SPSS相关性分析,量化和可视化地揭示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总体上不平衡的空间聚集型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分布模式、构成形态的基础性因素,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是影响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地域分异的活跃因素和关键因素;其中,历史时期文学家数量、进士数量、书坊数量、粮食总产量从大到小依次与私家藏书楼文化遗迹的分布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河流水系、高程地貌则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饕餮纹提梁卣探析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商代饕餮纹提梁卣,器型规整,纹饰繁缛。本文通过与商代同类型卣比较表明,其年代应在二里冈上层二期以后至殷墟文化二期之前,约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这件卣纹饰多达8周,分为饕餮纹、目云纹、夔纹、涡纹4类。通过梳理商代同类纹饰的风格演变,可认识到该卣上承二里冈上层二期铜器纹饰,同时又具有殷墟铜器纹饰的特点,时代特征明显。此型卣多出土于商代高级贵族的墓葬中,应属于等级较高的一种青铜礼器。     

郎家村遗存再分析——兼谈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的分布

金沙遗址郎家村地点的夏商时期遗存可分为2段,年代分别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二里头文化四期至二里岗下层,整体属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早商偏早阶段,所属考古学文化为三星堆文化而非十二桥文化。在成都市区所属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为数不少的与郎家村遗存类似的遗址,这类遗址以往均被视为十二桥文化遗存,实际上应该属于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最初仅分布于三星堆遗址周围,外围不出沱江流域;之后持续向南扩张,至三期时已分布至成都市区中北部,但遗址数量相对较少;四期时分布范围与三期大致相当,基本覆盖了整个成都市区,遗址数量也显著增加,且明显呈现出三星堆和成都两个中心,这为之后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遗址迁至金沙遗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