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秘史》(十五卷本)第一卷校异

一、十五卷本《元朝秘史》《元朝秘史》(原名《蒙古秘史》)本系蒙古大汗的皇家秘典,书藏金匮石室者百余年。及至明洪武年间朝廷将它作为训练译员的语言教材予以版刻,遂逐渐流传于世。     

试比较《百年孤独》、《白鹿原》的历史观念与叙事策略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匠心的历史意识和叙事方式打开了中国作家书写历史题材的新思路。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对“民族秘史”的认识与表现上存在着与《百年孤独》的趋同现象;在艺术视角、叙事情境和结构模式方面两部作品又呈现出各具千秋的叙事策略。     

浅谈《项羽本纪》中主人公称谓问题

《项羽本纪》中主人公的称谓在文本中是变化的,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史记》在实录历史基础上注重文学性的特点。本文以人物称谓变化为切入点来探讨文本中的叙事角度和立场,以揭示《史记》在叙事上体现出来的文学性。     

论历史叙事的主观倾向性——以《史记·孝景本纪》为个案分析

历史叙事不只是对于曾经发生了的事件的再现,还饱含着叙事主体的评述立场,这就使作为文本的历史叙事,总具有着或隐或显的主观倾向性。司马迁的《史记·孝景本纪》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从对《孝景本纪》与班固《汉书·景帝纪》及其他相关典籍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司马迁冷峻的笔法后面,隐藏着严肃的对于汉景帝事功的道德评判。这种道德评判倾向,有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概而言之,与时代精神和作者为史之动机密切相关。     

喀喇沁亲王府所藏《元朝秘史》抄本及其学术价值

《元朝秘史》文献版本研究不仅涉及到流传、影响诸问题，更重要的是，还反映了人们对这部名著的认知水平。本文首先披露了一部鲜为人知的蒙古王府藏本，继而就其来源、内容作了考证，指出清朝统治者把这部名著视为治军建国的一面镜子，这是《秘史》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部《秘史》是一部证佐凿凿的内廷抄本，是唯一可考的蒙古王府藏本，是撷采独特的完古节本。     

试论《鸿门宴》的叙事艺术

《鸿门宴》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主要讲述的是公元前206年项羽进入函谷关后与刘邦的一场政治斗争。《史记》具有极高的史学意义和文学价值。作者试图从事件逻辑、情节构成、人物塑造和场景描写四个方面阐释《鸿门宴》的叙事艺术。     

从“帝王传记”到“帝王大事记”——《史记》《汉书》“本纪”叙事异同简论

作为一种史体,"纪"首先指条理化、综理性的叙事模式,早期文献如《禹本纪》《吕氏春秋》,它们以"纪"名篇,主要是基于条理化、综理性的考虑,其中固然有时间的因素,但还谈不上编年。随着时间观念的明晰及介入,这种综理性的叙事发展为编年叙事应该出于司马迁的创制,《史记》"本纪"开启用"纪"来编年叙事的先河。不过,在《史记》十二本纪中,编年叙事中还夹杂早期"纪"体的特征。也就是说,十二本纪并非严格的编年体,有些本纪只叙事,而并不编年。《史记》十二本纪在文体方面主要呈现三个特征:一是从编纂的角度看,十二本纪存在以王朝和以帝王为单位两种形式,具体表现为由王朝本纪到帝王本纪演变的趋势;二是从编年的角度看,十二本纪呈现编年与编世并存的现象,亦即司马迁将"世家"掺入"本纪"书写之中;三是从文体的角度看,十二本纪的书写还融合传体笔法,将记言文献与记事文献融合,大都呈现"帝王传记"的特征。《汉书》"本纪"遵循《春秋》体例,建构"本纪"大事记的书写范式,不仅改变《史记》"本纪"的叙事模式,而且也改变《史记》"本纪"的传记特征,从而深刻影响后世正史的本纪体例。同时,由于《汉书》"本纪"采取《春秋》大事记的体例,它往往需要相关列传来补充、完善事件的过程性,故《汉书》也建构"传以释纪"的叙事模式。整体言之,司马迁写作十二本纪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论述考订帝王的事迹来考察兴盛、观察失败,这种叙事愿望单纯依赖《春秋》笔法是无法完成的,而只有借助《尚书》《国语》《左传》这样的史体才能实现,因此,《史记》本纪与此后正史"本纪"有着很大区别,即呈现叙事完备的帝王传记之特质。     

《红楼梦》前五回的叙事特色

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包括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和叙事语言三个层次。中国古代小说尽管有个别采用倒装叙述的（如唐代李复言《续幽怪录》中的《薛伟》），有个别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如唐传奇中的《古镜记》、《游仙窟》、《谢小娥传》等都用“余”、“予”的口吻叙述）和第三人称叙事的（如唐初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也有个别以性格或背景为结构为中心的（如《聊斋志异》中的《婴宁》和《山市》），但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以情节结构为中心、以连贯叙述为主要方式，在叙事语言上的典雅的文言发展到既有书面的典雅、又有口头的活泼。     

《祝福》叙事新解

论文从叙事学角度阐释《祝福》的叙事行为，从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的时空压缩、叙事距离等方面探究了《祝福》叙事行为与叙事意图之间的一种潜在联系。     

《左传》的叙事特色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左传》以它特有的艺术风格和高超的写作技巧，对后世史传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多方面借鉴了《左传》的艺术成就，从叙事学角度看，《左传》对《史记》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叙事主体意识、叙事时间和叙事视角。     

那珂通世译注《成吉思汗实录》所涉各种文献史料考

那珂通世对《元朝秘史》进行日文译注,翻阅和研读了大量汉文和外文文献史料,大致可以分为正史、别史、杂史及其他类文献,另外还广泛参阅并吸收了清人研究元史及西北史地的研究成果,以及《元史国语解》和古代字典辞典、诗文集、西文书籍。那珂通世译注《成吉思汗实录》所用文献史料的丰富多样、所作注释的详备缜密、学识的独到渊博等,都表明这部书是日本蒙古学的奠基之作。     

蒙元硬译体对《蒙古秘史》翻译的影响

蒙元硬译体是夹杂蒙汉两种语言与语法的特殊翻译体例，学术界统称为“元代白话”。笔者探索了蒙元硬译体对《蒙古秘史》翻译的文字运用、语法、旁译、总译、翻译方法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认为《蒙古秘史》的翻译深受蒙元硬译体的影响，是从蒙元硬译体的翻译方法相承而来。     

蒙元时期的“守宫”与今日成吉思汗陵的渊源关系——兼论成吉思汗陵的性质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其四大斡耳朵由后妃们依次继承。元朝建立后,元廷封甘麻剌和他的子孙为晋王,镇守漠北,兼领四大斡耳朵,史称“守宫”。以往的学术研究往往从财产的继承角度研究这一现象,却没有触及它的本质问题,即用途问题。翻检《史集》和《元史》,不难看出,保留是为了祭祀之用。新近的考古发掘进一步验证了这一事实。成吉思汗四斡耳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八白室和今天的成吉思汗陵性质相同。均为成吉思汗灵庙,是蒙元时期遗留下的守宫制度的产物。     

《蒙古秘史》的科技史价值

《蒙古秘史》是研究蒙古历史最重要的原始文献之一，内容十分丰富。然而，《蒙古秘史》还有较高的科技史价值。笔者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对它进行了探讨，全文分天象和数学、饮食和畜牧业技术、房屋建筑、 机具制造与使用、纺织与服装、医药卫生、对野生动植物的认识与利用等7部分。     

关于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若干问题

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在1958年于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被发现,但对＂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研究尚不多见,并一般被认为是17世纪的抄本。其实,从内容特点上看,＂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应成书于1521年之前,它使人得知古代成吉思汗祭祀的实施状况。＂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存在也证明,在左翼蒙古察哈尔曾经举行成吉思汗祭祀。另外,从＂大恩赐＂的范围涉及喀尔喀、鄂尔多斯以及其他蒙古部落的情况来看,可以认为,成吉思汗祭祀仪式曾经是蒙古统一的祭祀仪式。     

论蒙古民族及其文化对元杂剧繁荣兴盛之影响

笔者在蒙、汉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从蒙古族音乐舞蹈、语言文字、统治者的爱好、宽松的政治环境等对元杂剧繁荣兴盛的影响以及蒙古族杂剧家创作的贡献等方面进行论述,说明蒙古族及其文化对元杂剧的繁荣兴盛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蒙古游牧公社研究

农村公社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对此，经典作家已有明确的阐释。蒙古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范围，其基本生产单位是否类似于农村公社组织？笔者根据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结合《蒙古秘史》中的相关记载，论证了游牧公社的存在以及它的经济、社会、文化职能。     

从语言文字看其他民族文化对蒙古文化的影响

蒙古族在周围民族化的影响下,自十二三世纪以来创制或使用过多种字,记载了自己的灿烂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化遗产。契丹、汉、突厥（回鹘）、梵、藏、女真（满族）、阿拉伯、波斯、高丽（朝鲜）、日本等诸民族及欧洲对蒙古语言化都产生过影响。     

佛教对蒙古文化的影响

元代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伊始,翻译佛经即成为最重要的内容。16世纪后期,藏传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俺达汗和林丹汗时期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印度、西藏佛教经典的蒙译,丰富了蒙古人的精神生活,极大地推动了蒙古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佛教文化构成了全部蒙古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同时,译经活动也为佛学的深入研究、保留印藏文化的优良传统做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贡献。     

元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研究谫论

元代蒙古族诗人的汉文诗歌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学界较为系统地对元代蒙古族诗人及其汉文诗歌的考证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人从多个理论角度认识蒙古族诗人及其汉文诗作、蒙汉诗歌关系,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与见解,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相继涌现,使得蒙古族诗人及其作品、蒙汉诗歌关系的研究展示出新的面貌,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业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学术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