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申报》广告中的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蒋介石发起的为提高国民生活习惯,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申报》广告中,很多商家借助政府大力倡导新生活运动的机遇,将自身产品与新生活运动相联系,以达到增加销售量的目的。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研究这一现象的产生以及对新生活运动的影响。     

国民党统治区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第五次军事围剿大本营江西南昌发起了一场所谓“重整道德伦理、刷新社会风气”的建设运动,这一运动从改造国民日常生活习惯着手,故称之为“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当时,国民党统治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重危机,国内外多种因素的交织使蒋介石独裁政权陷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南方各省,革命势头越来越猛,蒋介石在几     

语文教学与现实生活

本文从生活中的语文与语文中的生活两方面作了阐述,强调小学生通过语文学习,要学会观察生活,善于发现生活,描述生活,让小学生在感受生活后,甚至去改造生活,创新生活,用语文的眼睛去发现生活,用生活的资源丰富语文。     

“日常运动”与“运动日常”——山西新生活运动的双重面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迫切的民族危机和现代化压力深刻形塑着基层社会的治理发展格局。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与要求,接受赶超式发展理念指导、依靠国家权力改造社会与个人的运动式治理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治理路径选择。作为运动式治理的典型缩影,20世纪30年代的山西新生活运动同时呈现出“日常运动”与“运动日常”的双重面向。前者指向治理范围与对象的“日常化”,表现为涵盖各类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生活革命”面貌;后者指向治理策略与机制的“运动化”,试图构建广泛社会力量“有为而治”的治理图景。然而,由于治理目标设定过高、治理主体革命意志不足、缺乏牢靠的组织基础及其有力的社会动员与治理能力,山西新生活运动在推行中逐渐扭曲失真,反而给民众生活造成困扰。山西新生活运动建立合理有序的现代生活、塑造现代国民的愿景终于破灭。     

以儿童为本的“新生活教育”示要

教育离不开儿童的生活,但也不能停留于生活。离开了儿童生活的教育是枯燥无味的,离开了教育的生活又是迷失方向的。因此,处理好教育性与生活性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生活的改造也就变成教育改造的出发点。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将这种基于儿童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本身的教育称之为新生活教育。这种教育体现以下几个特点。     

生活教育派与广西国民基础教育运动

雷沛鸿1933年执掌广西省教育厅,邀请乡村建设运动中各派别之人才,参与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生活教育派通过广西民团组织,推行小先生制,采用互教与共学方式,普及初步的识字教育。同时主编《国民基础教育丛讯》、《广西儿童》等刊物,刊布教育政策法规,介绍、交流各地经验,他们在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中的实绩,扩大了生活教育派的影响。1936年5月,陶行知应邀到访广西,宣传“统一联合的抗日战线”主张,强调非常时期的教育运动要与抗日救国运动打成一片,拓展了生活教育派对广西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为生活教育总社在桂林奠基,夯实了基础。     

1934年-1937年安徽省新生活运动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很快全国大部分省市区相继成立新生活运动组织,推行新生活运动。安徽省在1934年3月首次提倡新生活运动,随后根据组织大纲,改组成立安徽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1934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安徽新运促进会主要组织推行了“规矩～清洁”的经常性工作以及使人民生活趋于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的一系列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和目的,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组织系统不完善,脱离实际以及回避抗日问题。     

身体改造:清末民初的军国民运动与国民觉醒

近代中国是历史上"身体改造"最为激烈的时期。本文以清末民初的军国民运动①与国民觉醒为视角,考察了军国民运动给国民身体改造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军国民运动以国魂为召唤,以身体的军事化开发、改造作为诉求和主张,毫不遮掩地呼吁中国应该将身体视为国富民强的根本基础,引导着对国民身体加以国家化和社会化的意图,这标志着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作为思想核心的中国近代身体观开始正式形成。     

“新生活运动”的发动与结局初探

自1934年至1949年,蒋介石亲自发起和领导的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期间,加强“国民文化心理建设”以“求民族复兴”的一项重要拳措。直至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在台湾开展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其一脉相承,可见对国民党确实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前后持续了15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最终未达预期效果,本文对其原因进行分析探讨。     

新生活教育行知观探析

行知观是生活教育的核心,在生活教育当代化和新生活教育探索中,构建新生活教育行知观是新生活教育探索的关键。文章回顾了陶行知对我国行知观发展的突破;论述了新生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突破的三个途径:整合、扩展和深化;阐述了新生活教育行知观的形成的三个原因及其学科价值和现实意义。     

再论新生活运动失败的原因

前人对于新生活运动的失败已有几种见解,但是仍然不够全面。蒋介石个人的主观因素、群体的主观因素、运动自身的制约因素以及整个社会的客观因素都包涵着导致新生活运动失败的原因。对新生活运动失败原因的探究对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运动有着重要意义。     

论吴宓《文学与人生》及其他

吴宓是五四时期“学衡派”的领军人物,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一直与新文化运动保持相当的距离。吴宓所激赏的是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开始的一条新人文主义的线索。他对儒家文化缺少精进的把握,个体经验性的阅读和缺少学术史的支撑,使得他的论述在公共领域显得幼稚浅显,吴宓回国之初的学术思路一直延续到他 1930年开始写作的《文学与人生》之中。他的学术思路受益于阿诺德,他的兴趣不仅仅是纯学术的研究,而更倾向于现实人生中个人和社会伦理的重构。但他在对人生的分析中,隐含着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他没有关注充满多辨的学术史问题,往往以新人文主义的眼光来阅读作品,这使得他的作品难以进入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中。《文学与人生》预示着他在学术上无法进展,但对于他的则是个人人生的“圣经”,他把注意力过多地放置于具体的人生关怀上,加上与儒家理想相结合和表述不严密,当然受到主流话语的压抑,他所推崇的新人文主义在中国未能流行,他的学术著作也少有精彩之处,这与他归国时的抱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生死场》：女性生命世界里悖论的悲哀

在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中,充斥着作者对女人的理解和怜悯。在这个悲剧的＂生死场＂上,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一些女人在这个男权世界里卑微而无助的生活和死亡。从女性学角度理解和阐释小说中众多的女性形象,我们感受到了女性作为他者的悲剧。     

抗战时期军政部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队述论

抗战时期,为动员家庭妇女参加战时妇女新生活运动工作,宋关龄发动中央各机关职员眷属组织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队。军政部妇女工作队队费由其队员的男性配偶承担．其职位也由男性配偶在军政部中的职级所决定。军政部队队员不是依据其兴趣加入各队．因而影响到其对妇女新生活运动工作的持久热情和工作的实际绩效。受战时环境、交通阻滞、身体健康、家庭环境及其配偶人事变迁等因素的影响,时有队员提交辞呈。     

学校生命教育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生命教育是对传统单一知识教育的超越和提升,具有三种基本功能和两类实施形态。当前中小学生命教育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整体规划和协调,基本功能与实施形态不匹配,远离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应采取符合生命教育自身特点的教育策略,提高生命教育的质量。     

教师人生哲学的教育影响力

人生哲学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将人生问题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从而可为教育提供理想的构想。一个时代的人生哲学带有一定的价值导向性，往往首先从宏观层面影响教育的价值取向；而教师的人生哲学作为个性的体现，则更直接地影响着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而且这种影响更直接、更持久。     

浅析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

大学生生命教育研究和实践在我国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生命教育的实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推动大学生生命教育有效实施,要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要制定相关政策干预推行;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生命教育内容;要遵循大学生成长和发展规律创新生命教育方法。     

李长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与重构

李长之是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上著名的京派文艺批评家,他对于胡适曾经提出的“‘五四’乃是一个文艺复兴”的观点作出反思,认为“五四”是启蒙而非“文艺复兴”。在此基础上,他倡导一种从语言层面体验作家生命情感的文艺批评方法,并积极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去发掘“完人”人格和充溢着旺盛生命力的审美资源,以此来弥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生命力”匮乏的裂痕。     

论抗战初期的“新运妇指会”

抗战爆发后，为了联合各界妇女团体，团结和动员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抗战，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新运妇指会）进行改组。改组后的新运妇指会，设立了慰劳、儿童保育、战地服务等小组，成为全国性的领导和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总机构。各小组在新运妇指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抗战、抢救难童、慰劳伤兵、训练妇女，为支援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