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金学”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小说之争”

陈独秀关于《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的论述,集中体现了陈独秀的"金学观",而要全面了解陈独秀的"金学观",则须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小说之争"说起。尽管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在《金瓶梅》乃至其他小说的评论上多有分歧,但他们以白话小说为教本推动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     

国民党未杀害陈独秀之因

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没有被国民党杀害,而是被公开审判。这种结局是三十年代社会矛盾的产物。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并成为共产党反对派——"托派"的领袖,使国民党对陈独秀的处置变得复杂。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巨大影响使国民党利用对陈独秀的公审来进行民主,训政的宣传成为可能。     

重评五卅运动中的陈独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犯过路线错误,但在五卅运动前和五卅运动中,陈独秀的活动仍然发挥着革命的作用.过去在对陈独秀的评价中,大都没有或不敢明确肯定他在五卅运动中的革命作用,有的甚至说陈独秀是反对五卅运动的,在五卅运动中"十足地暴露了他那阶级投降主义的丑恶面貌".这都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尊重史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如实地反映陈独秀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不仅是全面的评价陈独秀的历史功过的需要,而且也是全面地研究"五卅"运动的历史所必须的.一陈独秀在五卅运动前夕大力宣传了反帝斗争     

“由己”到“三爱”：陈独秀早年思想的演变

在陈独秀早年的报刊实践活动中,曾先后使用过"由己"与"三爱"两个笔名,其中"由己"是《国民日日报》时期使用的笔名,"三爱"是《安徽俗话报》时期使用的笔名。"由己"到"三爱"笔名的变化,反映出陈独秀早年思想的走向,即从个人色彩强烈的"由一己之欲"转向启发民众"爱国家"、"爱真理"与"爱人道",不仅预示着陈独秀启蒙思想的初步形成,也确立了陈独秀的终身追求。     

为政治而文化——简析陈独秀《敬告青年》

陈独秀的文章始终贯穿着"为政治而文化"的态度,文章的"革命"色彩浓于"学术"价值。本文从"陈独秀为什么作此文?为什么陈独秀作此文?陈独秀如何作此文?"三个问题试对《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略作分析。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形成的标志

初中《中国历史》第四册,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涉及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问题.课本没有明确交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其标志是什么?而这样的问题,在教学中又必须明确.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是在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通过了他提出的右倾投降主义策略时形成的.这次会议,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形成并统治党中央的标志.这里重要问题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形成"标志"的科学含义是什么?也就是说什么是衡量"标志"的尺度和标准.毛泽东同志指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     

陈独秀与民主集中制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多数先进知识分子以为列宁的建党原则是"中央集权制",而非民主集中制。按照"中央集权制"建党而形成的党内"集权"倾向,不仅延缓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国民革命失败以后,在批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家长作风的过程中,民主集中制被正式写进党章。但是刚刚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就在中央强力推行"左"倾政策、反对极端民主化倾向过程中,易手成为陈独秀反对"左"倾中央"官僚集中制"的武器。     

维新时期陈独秀传播理念初探——以《扬子江形势论略》为文本

1897年,陈独秀在乡试科场完成了"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转变的心路历程。陈独秀决绝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转变需要一个"心理调适"的过程。1897年底刻印散发的《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正是这种"心理调适"的反映。此文反映出维新时期的陈独秀不仅具有积极主动的传播意识,而且具有强烈的知新主义的传播倾向以及明确的读者意识。由于种种原因,此文的传播效果是微弱的,但为其以后的报刊实践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陈独秀作为传媒人的生涯实际上可追溯至此。     

爱国、爱真理、爱人道:陈独秀"三爱"笔名考辨

"三爱"是陈独秀主办《安徽俗话报》时期使用的笔名,现有研究倾向于认为"三爱"是指"爱科学"、"爱国家"与"爱自由",而根据对《国民日日报》刊载的《慨论德人自戕事》与《自杀篇》两篇论说以及陈独秀这一时期思想言行及笔名变化的考察,可以认为"三爱"实指"爱国""爱真理"与"爱人道"。厘清"三爱"的确切含义,有助于研究陈独秀早期的思想观念。     

维新时期陈独秀传播理念初探——以《扬子江形势论略》为文本

1897年,陈独秀在乡试科场完成了"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转变的心路历程。陈独秀决绝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转变需要一个"心理调适"的过程。1897年底刻印散发的《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正是这种"心理调适"的反映。此文反映出维新时期的陈独秀不仅具有积极主动的传播意识,而且具有强烈的知新主义的传播倾向以及明确的读者意识。由于种种原因,此文的传播效果是微弱的,但为其以后的报刊实践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陈独秀作为传媒人的生涯实际上可追溯至此。     

对郑超麟为陈独秀所做的辩解的几点意见

《郑超麟回忆录》中为陈独秀所做的辩解,有正确的地方,但也存在绝对化的倾向。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有贡献,但也曾犯错误。如在"二次革命论"、大革命的失败、国共合作等问题上,陈独秀都犯了错误。我们对陈独秀的研究应实事求是,避免绝对化倾向。     

陈独秀何以当选"一大"中央总书记——兼论李大钊未能进入"一大"中央局之原因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党的"一大",李大钊未能进入中央局,党内地位甚至一直低于他的学生张国焘,而陈独秀却能够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重于组织建党的主观原因和"一大"前北方党组织未能大发展的客观状况决定了他不可能进入"一大"中央局."一大"前陈独秀重视组织建党并取得巨大成就是其没有参加"一大"却能够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原因.     

对陈独秀批判泰戈尔复活"东方文化"的反思

20世纪20年代初,泰戈尔围绕"复活东方文化"的一系列演讲引发了陈独秀的激烈批判,其原因在于陈独秀误读了泰戈尔思想的本意.陈独秀对泰戈尔的误读,可视为中国知识分子以先入之见对待外来思想文化的产物,不仅包括跨文化交流难以避免的"消极误读",而且包括掺杂许多主观因素的"积极误读".陈独秀对泰戈尔思想的批判牵扯到人格评价,已经超出学术批评的伦理底线,应引起我们注意并引以为戒.     

毛泽东谈处理陈独秀问题的三点教训

毛泽东曾多次肯定陈独秀的功劳,同时也多次谈到在处理陈独秀问题上的教训,诸如"结论作得严重","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图简便省事"。这些教训在陈独秀研究中仍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思考。     

究竟使人们能获得什么教训——评孙思白《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

读了孙思白先生的《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一文以后,感觉到这篇文章中不但没有他所说的"使志切要求改造自己的人,引为鑑戒"的东西,相反,它却包含着不少错误的观点.例如,他在“解剖”陈独秀的前期思想的时候,竟把文化与政治割裂开来,错误地认为陈独秀在文化战线上是"勇敢的斗士",在政治战线上是"软弱的懦夫",并极     

从“救人”到“救国”:五四时期陈独秀启蒙思想的流变

"救亡"或"救国"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主题之一。1915-1921年间,陈独秀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运动前期提倡思想启蒙进行"救人"、"立人"以挽救中华民国,转向运动后期主张革命"救国",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解放广大民众,陈独秀的启蒙思想发生重大转变,这使得五四启蒙知识群体发生分裂。     

胡适劝毛泽东不留学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毛泽东的回忆:"《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孙思白同志所著《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的错误何在

孙思白同志所写的《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是一篇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历史教学》1963年10月号上.尽管作者说自己写此文的目的在于研究陈独秀怎样由"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最终"掉到反革命的泥坑中","由此而获得教训,使志切要求改造自己的人,引为鉴戒".但事实上,作者在这一篇文章中一再强调的是陈独秀"适逢其会地担当了新文化阵营中这一     

建党历程上筚路蓝缕之功——浅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艰难历程上,陈独秀、李大钊具有开创者的历史地位。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中,唤醒了一代青年,提出要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奠基者。"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共建党史上的佳话,值得深入研究。     

论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观

晚年的陈独秀仍然是一直信仰社会主义,主张实行社会主义的,并不曾放弃、否定,所坚持的是生产力发展,实行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在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而只能采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来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准备;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陈独秀主张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则应实行"大众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