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生活中的谶文化

谶,包括谶言和谶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在汉民族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社会动荡时期,谶言与谶兆主要影响人们的政治生活;在社会安定时期,谶言与谶兆主要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近十五年诗谶研究综述

诗谶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极具神秘色彩的特殊现象,近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对此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诗谶的成因;诗谶的类型划分;诗谶与谶纬、谣谶的异同;诗谶的阐释与解读;诗谶的影响。在取得丰厚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与不足。     

试论“谶”与“纬”的区别——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谶"本是假托神意兆示人间吉凶的预言;而"纬"则是相对于"经"而言的,是指汉代方士化的儒生与儒学化的方士以神学迷信观念阐释儒家经典的著作。由于"谶"与"纬"曾一度在两汉时期合流,并形成盛极一时的"谶纬"思潮,因而古人往往将纬书称为"谶纬",或单称"谶"。于是后世人们也多将"谶"与"纬"相提并论,甚至有人认为"谶"与"纬"名异实同。本文对"谶"与"纬"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考察,认为"谶"与"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同中有异,并非同一概念。     

诗谶成因管窥

诗与谶本是两个分属不同范畴的概念,但在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它们却戏剧性的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神秘色彩的文学现象——诗谶,那么,从诗到谶这一过程经历了哪些因素的碰撞与整合呢？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解释。     

唐宋科举与诗谶

诗歌作为唐宋文人主要使用的抒情文体,全面反映了当时文人各方面的生活状态。如科举考试就和诗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从科举考试入手,来分析诗谶和当时文人的关系。     

宋代诗谶的思想渊源及诗学阐释背景

诗谶是以谶验为媒介,将诗歌作品与诗人命运相结合以达到互相印证之目的的一种诗歌阐释方法。宋人笔记诗话中大量记述诗谶,并从诗谶阐释诗意的现象不是偶然出现的,这与宋人共同的思想意识、诗学观念紧密相关。首先,是宋代史学观念深化的结果;其次,是儒家“天命”思想与传统诗学“以意逆志”说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三,是宋人以气象论诗论人之风的深化。     

李渊建唐与谶谣广告传播

谶谣,作为古代政治预言广告,在史籍记载和民闻流传广泛,它包括谶和谣两种.李渊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积极利用、传播各种谶谣广告,来为自己争取政治主动、团结各方力量.所以谶谣广告在李渊创建李唐王朝的过程中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左传》诗谶考

诗谶者,关乎诗之神秘预验之事也。作为中国古代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其完全可上溯至先秦时代。其中,又以《左传》所记尤为典型和特别。《左传》中的诗谶,大致可分为三类：繇辞之谶、歌谣之谶、赋诗之谶。诗谶与原始巫术、宗教思维有关,这三类谶的演化,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期诗谶由宗教世界向人文时代嬗变的痕迹。《左传》中的诗谶,本质上当被看作一种文化叙述策略,其所依据和反映的,正是彼时业已强盛的人文精神。故其诸多之诗谶现象,实为基于礼义德信、民本等思想所作的预验,亦即社会历史经验之显现。     

论谶谣神秘主义背后的工具性本质

谶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神秘的历史文化现象。在谶谣神秘主义的面纱后面,却是最现实的工具性本质。作为舆论工具和政治工具,是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基本和最大的社会功用,直至当代,它以不同的形式在中国传统神秘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谶谣社会功用的演变,实质是其工具性本质的演变。     

浅谈周密笔记中的“变怪谶应之谈”

宋代“多变怪谶应之谈”(鲁迅先生语)。堪称宋代笔记“巨擘”的周密笔记中有一部分记写鬼神怪异、巫卜谶应的篇目，主要集中在《齐东野语》、《癸辛杂识》这两部笔记著作中，大约有七八十条。《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是以记南宋史实和人物轶事、琐闻等为主的史料笔记，其中出现如此数量的鬼怪谶应之作，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周密所处时代(即南宋后期)的社会风尚和社会思潮；从这些奇谲诡怪、荒诞不经的篇目中亦能感受到那个特定时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心理趋向及其文化心态，即对仕途的汲汲追求以及在社会的巨变下惶惑不安而无所适从的心态。     

明代中后期科举迷信初探--以明人笔记为例

科举迷信是人们将科举考试的客观结果归结于迷信因素,或希望通过迷信手段左右应试结果的迷信情结或活动。伴随着明代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完善,科举迷信泛滥,其大致包括徵兆、神鬼、定命和人助四大类,而每一类科举迷信中,又包含着诸多离奇的内容。     

梦的解析：明人科举梦兆迷信述论

明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与之相应的是明人科举梦兆迷信的泛滥。士子往往将考前梦中所见之神灵、鬼魂等神秘力量与考试结果相附会,以梦象作为预兆考试结果的前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梦兆情结和宋元以来的科举定命论,是明人科举梦兆迷信泛滥的历史原因;而明代科举竞争之激烈与残酷,则是催生明人科举梦兆迷信的现实诱因。     

“三言二拍”中的进士考试与明代进士考试之比较

“三言二拍”中的科举考试和现实社会的科举考试,在形式与内容上是相差不大的。冯、凌二人在“三言二拍”中所表露的对科举取士的态度,和现实社会中的科举,同样有相通之处。表现在：一、个人才华高低是中进士与否的决定条件之一;二、科举制不断完善的同时,科举考试有规律可寻;三、积德行善者中进士;四、科名前定。冯、凌二人将对科举取士的态度融入拟话本中,对科举取士制度进行肯定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科举制的担忧,同时还对士子进行了劝诫。研究“三言二拍”,对研究明代社会的科举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闽北民居砖雕图案看乡村百姓科举的梦想

两宋时期闽北成为福建文化区域的中心地带,其中以武夷山为代表的闽北地区文化的崛起,是整体勃兴中最为灿烂的一支。闽北作为闽学发源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从闽北民居的砖雕图案中可以窥视到乡村百姓科举入仕的梦想,即希望晚辈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进入仕途,加官晋爵。反映出人们求进取的美好向往和读书起家的思想始终在激励着后人。     

欧阳詹与科举

福建泉州的欧阳詹,是唐代中期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教育家,是唐代第三个进士及第的福建人,也是经科举进入朝廷任职的第二个福建人。这在当时文化教育落后的福建具有重要意义。他通过诗歌和文论反映和关注唐代的科举,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举考试在唐代社会中的地位。     

平反科举 博大精深——评刘海峰教授著《中国科举文化》

作为中国科举研究的又一部巨作,刘海峰教授的《中国科举文化》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丰厚文化底蕴以及研究主题鲜明、内容通俗易懂的科举文化著作。该书以“科举文化”为主线,由五个不同的科举专题构成,包括以平反为宗旨的科举百年祭,对科举制兴起的探索与发现,对科举教育得失的关注,以及科举文化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的重要影响,同时还兼顾了“科举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演变。通览全书不但有助于读者对科举做出一个全新的理解,还有助于从不同角度看待中华民族文化。     

宋代科举视野下家训诗文的双重性

宋代家训诗文展示了文学家和理学家在教育子弟读书治学作文时对科举的妥协性和超越性。文学家一方面不得不指导子弟为科考写好时文,并做有针对性的训练。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传统的文学创作能力,以绍承家学。理学家不仅批判,而且接受科举制度。虽然对科举的弊端甚为了解,对科举造成士子不学无术的困境深有体会,但他们亦不免参与科举。然而恪守道德心性之学的理学家,并没有为科举而止步,那些学术功底较为深厚、对理学较为看重者,亦能超出科举的窠穴,至少他们认为科举与治学是不矛盾的,并以此教育子弟。宋代科举视域下的家训诗文的双重特性,是宋代崇文抑武政策、家族制度转变等的重要产物。     

从薛家经年漂泊之荒诞看《红楼梦》的梦幻性特征

“呆霸王”薛蟠为买妾纵豪奴将冯渊暴打致死后阖家主仆数十人离家出走,至一年后贾雨村乱判糊涂案时尚未走进贾府。大队人马长期在社会上飘浮无定之举与薛蟠所述进京是为送妹待选、望亲、入部销算旧账的理由相悖。这种与事体情理悖谬的荒诞不经非是作者的失误抑或败笔,而是梦幻性特征的真实显现。它是整部《红楼梦》社会人生巨梦的分梦小梦和有机组成部分。     

科举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试论

中国科举制度历经1 300年的发展演进,成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度及其衍生出的科举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对古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王维、司马光等重要官吏和文化名人都来源于科举考试,其所确立的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原则至今仍是各级各类考试的基本原则。从文官选拔制度、向学风气和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原则三个方面入手,作者尝试分析中国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以及读书向学、科举入仕的个人价值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并结合科举制度,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升学考试制度和公务员考试制度中存在的各种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对中国科举制度史相关问题研究有所补益。     

北宋科举中的“寄应”现象

科举考试是中古时期中国皇朝所创设出来的一种人才选拔机制。在统治者的鼓励和读书人的热衷两相应和下,科举制也就兴盛起来了。在科举竞争中,势必会有一些因竞争激烈、政策漏洞而产生的舞弊行为,"寄应"即是其中一种。"寄应"是科举制与户籍制结合的产物,在他乡寄籍应举对科举的公平性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也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在前人探究基础上进一步对北宋"寄应"现象进行探讨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