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国土整治修复潜在区域识别——以黄河流域为例

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简称国土整治修复）区域的识别是实施国土整治修复的前提,土地资源优化格局的落实是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立足于双重需求,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国土整治修复潜在区域识别策略,并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借助Multi-Objective Linear Programming（MOLP）模型与Patch-generating Land Use Simulating（PLUS）模型,有效衔接了“理想状态”的土地资源优化格局与“实际行动”的国土整治修复。结果发现：①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发展概率具有显著差异,且同一土地类型发展概率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②惯性发展格局下,流域建设用地将大规模扩张,草地缩减与耕地流失严峻;优化发展格局下,建设用地蔓延、耕地流失与草地面积缩减均得以控制,且实现了生态及经济效益的稳步提升。③识别出农地整理区、生态涵养区与后备资源区（Ⅰ型、Ⅱ型）4种非转型类潜在区域和农地开发区、生态退耕区、生态保育区和生态维护区4种转型类区域;相较于非转型类区域,转型类区域需要借助更多的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干预措施。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会导致大量草地及耕地损失,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能有效缓解城市蔓延与保护（半）自然空间,基于此识别出不同国土整治修复区域并采取差异化的措施不仅能保障受威胁的粮食与生态安全,还可促进流域生态及经济效益提升、生态系统恢复与土地利用稳定性提升。本文提出的方法不仅为国土整治修复区域划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为土地资源优化格局的落实提供了参考路径。     

基于土地利用冲突识别与协调的“三线”划定方法研究——以常州市金坛区为例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下,科学合理地划定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三线”）对统筹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高效配置土地资源、优化城市景观格局等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在对“三线”内涵解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线”协同划定的分析框架和协调策略,选取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为案例区,通过构建“生态-耕作-建设”三种利益导向的土地适宜性评价体系,分析了不同目标导向下各类土地利用适宜性程度,综合各适宜性评价结果识别土地利用冲突区,基于生态优先、集中紧凑、邻域和谐和空间识别的原则,对各类冲突区进行耦合协调,以期为“三线”划定提供新思路。研究结果表明：金坛区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主要包括西部的茅山片区、北部的天荒湖湿地以及钱资湖、长荡湖等区域,总面积260.63km²;基本农田主要分布在茅山片区及低山丘陵的东侧,中部冲积湖积圩田平原和东部的高亢平原,总面积303.57km²;城市开发边界圈定了中心城区可扩张的最大范围,总面积69.43km²。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分类系统研究进展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分类又是研究土地覆被变化的重要前提,它既影响着分类结果的表达,也决定着分类数据的应用领域。本文简要回顾和评述了国内外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分类系统的研究进展。研究认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分类系统,1970年代之前以土地利用分类为主,着重于土地用途的差异,主要用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土地利用制图;1970年代随着遥感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土地覆被为主的分类系统迅速发展起来,它着重于土地类型的差异,主要用于土地覆被变化研究。研究指出,目前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分类系统一般都适用于特定研究目的和研究尺度,没有统一标准,这种土地分类系统的不兼容性,给土地覆被数据的汇总、分析与共享带来了诸多不便。但一个"万能"的土地分类系统又是不存在的。鉴于此,研究认为一个标准土地分类系统应该是多级的、开放的系统,高级别的土地覆被类型可以直接基于遥感影像进行识别,以便于实现分类数据的比较和共享;低级别的土地覆被类型可以根据特定研究目的灵活制定,以满足特定的研究需要。     

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的移民安置区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研究

非自愿性移民的农业安置模式正面临安置效果和安置效率的“双低困局”,传统“以土为本、以农为主”的移民安置方式亟待改革创新。农业安置模式的现实困境,不仅体现为人地关系的局部紧张,同时也表现为农户土地投入意愿与行为的变化。本文基于感知价值理论,利用多群组SEM的分析方法,对湖南渫水皂市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安置区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的土地投入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移民安置区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是经济、心理和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行为逻辑符合“认知层次→认知权衡→感知价值→行为意愿→行为响应”的路径范式;②原住民与移民两类农户主体的土地投入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效应值存在显著差异,原住民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是对土地投入“利弊权衡”后的“客观理性”决策,而移民农户的土地投入行为则更多的表现出“风险厌恶”的“主观理性”倾向。     

中国乡村振兴要素识别与发展类型诊断——基于99个美丽乡村示范村的信息挖掘分析

分类推进、精准施策、规划先行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思路,对乡村发展类型的科学诊断可有效服务于战略的分类实施。以中国99个美丽乡村示范村为代表构建乡村发展“成功案例”数据库,从中深度挖掘乡村发展内外性“要素-组合”信息,结合投影寻踪分类法构建乡村振兴诊断体系,以求对乡村进行科学分类。结果表明：①生计资源、工业基础、区位交通、文化/生态环境及市场需求等资源要素是乡村发展的重要禀赋基础,其中市场需求要素决定着乡村发展的外部性,生计资源要素在乡村发展内部性要素中最为关键;②要素组合的结构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潜能,“成功案例”识别出10类乡村振兴要素组合,其中生计资源优越-工业基础薄弱-区位交通优势-文化/生态环境优越的组合最具备振兴潜能;③基于“要素-组合”禀赋建立包含评价体系和分类体系的乡村振兴诊断体系,将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和衰落搬迁型。中国乡村振兴工作应尊重客观规律,分门别类有序推进,避免“就村兴村”和“村村谈振兴”的狭隘发展思路。     

自然资源分类：从理论到实践、从学理到管理

自然资源分类对自然资源管理和资源科学学科体系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基于自然资源的科学内涵,通过追踪公开发表的中英文文献,从理论到实践,系统梳理与对比分析了自然资源的传统与经典、学理与属性、法理与管理等分类特征及其发展。综述表明：自然资源分类聚焦于学理、法理和管理三方面,在学理分类上国内外保持相对一致性,但法理与管理分类上差异较大;现行分类存在体系繁多、边界重叠、交叉重复等问题。国际上,20世纪初期以前单门类或特定区域资源分类研究已相当深入,自然资源分类成为资源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1960年代以来,日臻完善的资源科学学科体系推动自然资源分类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地理学、资源学、生态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等分类思想“群星荟萃”,尽管迄今仍未形成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体系,但已构成自然资源学理分类的思想基础。在中国,自然资源分类研究大抵以20世纪50—60年代开展的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为分水岭,单门类资源分类研究发展较快、综合分类体系初见端倪;系统性、综合性的分类研究始于20世纪末期,以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成立及《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问世为重要标志,尤以自然资源属性和用途的多级分类方法应用广泛。目前国内总体处于统一自然资源分类探索阶段,在政策层面已得到自然资源部等部门的高度重视。鉴于此,有必要科学认识和厘清不同自然资源分类的特征与作用,以期对自然资源分类标准化和自然资源管理现代化有所裨益。     

国内外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研究综述

自然资源类型的科学合理划分是实现中国自然资源统一治理的关键。本文通过大量文献资料梳理,深入分析中国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研究现状,阐明中国自然资源分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总结和归纳国外自然资源分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构建新分类体系的思路和建议。研究发现：中国现行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种类繁多、标准不一,多种维度的自然资源分类导致资源类别产生交叉和重复,原分类体系已不能满足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发展需求。本文提出新分类体系的构建可从“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的理念出发,以实现自然资源统一及现代化治理为目标导向,遵循系统性、统一性、全面性等分类原则构建统一的分类标准。最后,提出了对构建新分类体系的流程和思路框架。本文可为构建面向统一管理的自然资源分类提供参考。     

中国土地流转价格时空演化与宏观机制研究

虽然近年来有关土地流转的研究频繁见诸报端,但至今对中国土地流转价格的基本情况仍缺少总体判断。为此,本文以2009年和2017年2期省域层面的土地流转价格数据为基础,采用ESDA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开展了全国土地流转价格时空演化及宏观分化机制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7年土地流转价格较2009年整体上涨,但各省域之间的增幅不均衡,东部发达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叠加区增幅较大,而东南沿海和西北腹地增幅较缓,京沪地区基本持平;土地流转价格在全国尺度上呈现出“东西向递减,南北向U型”的分布格局;土地流转价格在省域之间呈现出显著的“HH-LL”聚类结构,且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外溢作用进一步加强;宏观机制分析发现,中国省域间的土地流转价格分化主要受区位经济因素影响,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自然因素的作用在减小,而区位经济因素和人地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则进一步增强。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建议,应遵循中国土地流转价格空间分化规律,避免盲目的价格攀比,并适时调控流转价格,抑制土地过度资本化。     

基于SEM-SD模型的城市近郊区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决策机制仿真研究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双重背景下,农户群体正经历由传统“农业生产劳动力”向新型“农业经营决策者”的转型。面对土地投入“高成本、高劳耗和低效益”的现实特征,小型农户是典型的“风险规避者”,其土地投入行为对风险因素更加敏感,但其背后的认知机理和决策逻辑尚未明确。本文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和感知价值理论,结合武汉城市圈近郊区483名小型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分析方法,对农户土地投入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和土地投入行为的发展趋势分别进行了静态分析和动态仿真。研究表明：①农户土地投入感知风险遵循分布式认知的基本框架,受到“个人力”“地域力”和“文化力”3个认知功能系统的影响,其效应排序为“地域力>个人力>文化力”,农户对土地投入的风险认知主要来源于土地投入行为本身,同时也是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②“高风险、低收益→弱化感知价值→降低投入意愿→减少投入行为→较高风险、更低收益”的“递弱回路”是制约农户土地投入的基本逻辑,在一定的政策引导和禀赋约束条件下,农户能够在短期内保持土地投入行为,但传统的低效土地利用方式终将难以持续,对于小型农户而言,土地资源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性衰退将不可逆转。助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是未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目标。     

中国草地等级划分体系回顾与新体系构建

草地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不应局限于扮演畜牧业生产资料这一单一角色,更需要体现其生态价值。在国家开展自然资源清查、土地确权、土地有偿使用市场化的背景下,现行的草地等级划分体系已经不能够完全满足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本文根据已有的草地等级划分体系,在综合草地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属性的基础上,考量评价指标的可获取性和可操作性,重新构建草地分等定级的评价因子和指标,并按照各个因子的加权打分结果划分出5个草地等,以及每个“等”别下的5个草地“级”,并基于该方法划分了内蒙古3个嘎查（村）的草地等级。该划分方法旨在体现草地等级划分的实时性,为草地利用与保护提供理论依据,为进一步完善草地等级划分体系和定价体系提供借鉴。     

煤炭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及应用

中国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放在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突出位置。煤炭资源是支撑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能源,编制煤炭资源资产负债表对于加强煤炭资源科学管理以及推进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对国外自然资源核算体系以及国内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的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在指导煤炭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时存在报表体系不统一、资产估值方法不明确、负债核算内容与方法不完备等不足;进而从中国煤炭资源的赋存特征、勘探开发条件、价值认定与相关能源统计体系入手,厘清了煤炭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基础准备、技术架构以及基本程序,完善了报表体系的核算内容,明确了煤炭资源资产和负债的价值量计算方法,同时设计出煤炭资源资产负债表样表;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实现了煤炭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的有效应用。研究成果可为构建中国煤炭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体系,在产煤省市乃至全国范围内编制煤炭资源资产负债表提供方法参考。     

土地综合研究与土地资源工程

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领域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土地资源学科知识积累、研究取向、技术手段,难以为破解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有效支撑,加强土地资源工程研究与实践势在必行。论文提出了土地资源工程研究的主要目标与内容,开展了典型案例工程的实证分析,探讨了土地资源工程研究的地域模式及其作用。研究认为,土地资源工程是指对可供农林牧业或其他各业利用的土地资源进行调查评价、规划设计、开发整治、保护利用的综合性技术及其集成应用,通常包括土地资源的调查、评价、规划、设计、开发、整治、保护、利用等相关工程技术。新时期发展中国土地资源工程学,应注重土地资源工程的理论体系、区域诊断、技术方法、规范标准、运行模式、绩效评估、体制机制的综合研究,尤其针对当前土地资源的地域性、稀缺性、退化性、低效性问题,亟需加强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强调公众参与、充分吸收地方化知识,研制面向区域、对象与问题的土地资源工程关键技术,探索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行动者网络,全面创新有效推进土地资源工程发展的体制机制。     

草原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及应用

草原有“地球的皮肤”之称,中国是草原资源大国,探索研究草原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与应用,对于量化草原生态服务价值、加强草原资源科学管理以及推进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具有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但目前草原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标准。本文基于对已有自然资源核算体系以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的梳理,立足于草原资源特性,对草原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中报表体系的核算内容、草原资源资产和负债的价值量计算方法进行了分析,同时设计出草原资源资产负债表样表。在此基础上,以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数据为例,编制出草原资源资产负债表。通过草原资源资产负债表得出,2017年呼伦贝尔草原资源资产为9735219.80万元,负债为50101.60万元,所有者权益为9685118.20万元。本文方法和案例可为构建草原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体系、编制草原资源资产负债表提供参考范式。     

中国土地财政的区域差异与演进过程——基于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为了深入探讨中国土地财政区域差异的基本规律,本文采用2003-2012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为指标,采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和非参数估计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土地财政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过程,为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地方财政转型政策提供有价值的依据和参考。研究结论表明：①考察期内中国土地财政呈现出非常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基尼系数测算及其分解结果表明,土地财政的区域差异总体呈现缩小的趋势,不同区域间存在的差异性一直是导致土地财政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②Kernel核密度估计表明,中国土地财政的区域差异在样本考察期内呈波动下降态势;③Markov链分析表明,不同量级的土地财政类型发生跨区间流动的概率较低,预期中国土地财政指标总体将朝中高水平方向发展。     

金属资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经济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离不开金属资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大国博弈下,中国在金属资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如何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成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的引领者,带动东道国金属产业加速发展,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借助2009—2018年中国金属资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直接投资对本国和东道国双边金属资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以及选择不同投资模式、投资区域对中国金属资源产业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从总体上看,对外绿地投资显著促进中国金属资源产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②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对位于价值链高端的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产生的溢出效应更大。③中国金属资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道国金属资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且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更加显著,实现了合作共赢的局面。本文对金属资源产业价值链升级的研究有利于探寻中国全球治理和话语权提升的应对策略,对于政府更好地精准施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重属性约束的承载力视角下中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测度

中国结构性缺水和资源型缺水“双缺”现象共存,亟需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本文选取“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三重属性约束下的水资源承载力作为投入变量,构建无需强制性调整环境因素和统计噪音影响的RAM-SFA-RAM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03—2017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选取三重属性约束下的水资源承载力测度水资源利用效率更贴合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中国水资源承载力在研究期内具有稳步增长态势,呈现东低西高、北低南高分布格局;②环境规制因素对投入变量过剩松弛和产出变量不足松弛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R&D经费支出对劳动力投入过剩的松弛始终为负向影响,人口密度对投入和产出变量松弛的影响呈现窄幅正负波动,植被覆盖率对投入和产出变量松弛均为正向影响;③在剔除统计噪音和环境规制影响后,中国南方大部分省份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值有所提升,北方大部分省份有所降低,表明统计噪音和环境规制因素对不同省份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因地制宜、因省施策,同时需完善水资源管理监管制度,积极构建水权交易市场促使水资源市场化配置“流动”。     

基于生态保护对土地利用分类系统未利用地的探讨

我国现行土地利用分类体系是从2001年开始施行的，是对以往各分类体系的继承与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利用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许多“未被利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成为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当前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我国现行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对于“未利用地”及其子系统中各级地类的命名与内涵的理解极有可能会给“未被利用”土地的管理和利用带来负面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简述国内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演变过程并借鉴、吸收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土地覆被/利用分类体系精华的基础上，对“未利用地”从利用的广义内涵与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两个方面进行了辨析，探讨了“未被利用”土地资源的价值问题及其可持续利用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针对“未利用地”子系统，提出了基于生态保护的新的分类子系统，希冀能对现行土地利用分类方案中“未利用地”子系统的修改完善有所裨益。     

中国铝土矿贸易与供应安全研究

铝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铝土矿作为铝产业链的源头,是铝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因此,全面了解铝土矿的进口市场有助于充分把握市场形势并做出相应的判断。本研究基于中国1992—2015年铝土矿的进出口数据,从对外依存度和市场集中度两个方面,构建了铝土矿进口资源安全程度评价矩阵,以评价中国铝土矿的资源供应安全程度。结果表明：①1992—2015年,中国铝土矿的净进口重量和价值量逐年增长,特别是2004年以来,净进口重量和价值量增长显著;②1992—2007年,中国铝土矿的对外依存度逐渐上升,2007年之后相对平稳;③2007年之后中国铝土矿进口市场的集中度相对2007年之前较低;④近年来,中国铝土矿向供应相对安全的方向发展。建议：今后进一步积极开拓海外铝土矿资源;进一步均衡从各国进口铝土矿的比例。本研究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以及所构建的资源安全评价矩阵同样适用于对其他材料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