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中國

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需要瞭解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國情,不僅是中國的現狀,也包括現狀所由發展而來的歷史,因此需要瞭解歷史上的中國. 瞭解歷史上的中國,有許多途徑,其中之一,是從整體上,從歷史發展的全過程的角度,看看中國在歷史上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屬於中國所特有的現象.或者説,與其他國家的歷史相比較,歷史上的中國有些什么樣的特色.     

中國社會封建論駁議

把秦至清的中國定性為"封建社會",是近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流行說,此說被認定為唯物史觀的論斷,似乎不容置疑.然而,我們通覽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論著却會發現:唯物史觀創始人反對濫用"封建"概念,不僅從未將前近代中國、印度稱作"封建社會",而且對某些論者抹殺西歐與非西歐(東歐及亞非諸國)歷史的差異,將西歐從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路徑普世化的作法給予嚴厲批評.唯物史觀創始人的持論,不僅關涉到對"封建社會"的確切把握,而且關涉到一個更宏大的議题:世界諸民族、諸國度的歷史路徑究竟是網狀的還是單綫直進的?     

群聚與群分 荀子群學思想探源

數千年的古老文明造就了中國社會完密的階層,精細的分工,嚴整的制度,繁縟的禮儀,深邃的思想,其社會關係之完善,於先秦時期即已頗具系統。顯然,中國之有社會學是毫無疑問的。昔嚴復、梁啓超皆以中國傳統之社會學肇端於荀子之群學,然而荀子之思想並非其所自創,必有更古老的來源本文通過考辨商周甲骨文、金文"羣"字,從羣字造字本義及字義的發展、中國古人主張人獸之分及相關概念的借用等角度,構建了前荀子時代的群聚與群分思想,最後通過梳理荀子群學思想的特點,分析其群學理論的思想來源及理論基礎,指出其源出周人思想的事實,從而建立了中國社會學思想的完整文脉。     

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抗戰期間,日本侵略者曾通過多條渠道和中國政府聯系,企圖以“和談”的方式取得其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日方派出人員,或屬於軍部系統,或為外務省官員,或為與中國有傳統關係的“民間人士”。但是,也有一個特別的例外,這就是燕京大學校長、美國人司徒雷登。從1938年到1941年,司徒雷登受日本人之托,多次出入武漢、重慶,會見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有關資料,不僅真實地反映出抗戰期間中日秘密外交的發展歷史,也真實地反映出日本侵略者從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到窮蹙困窘的沒落歷程。     

讀來國龍《幽冥之旅:楚地宗教的考古學研究》

《幽冥之旅》一書以戰國秦漢時期中國南方的墓葬考古材料爲主,對其背後所反映的喪葬禮制、宗教觀念做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從考古學的角度成功地揭示了該時期社會政治變化與喪葬禮制之間的辯證關係。是書自成體系,富有創見,既是一本考古學著作,也是一本宗教史、藝術史、思想史、禮制史的佳作。     

學人寄語

正評估同時代的學問,除了眼光向外的橫向比較,應該更多地縱向關注與前賢對話的能力。大浪淘沙留下來的高明,歷經時間的檢驗,而一般所要接軌的國際或面向世界的前沿,就中國硏究而言其實大都處於邊緣的位置。治中國學問,應當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旣具有統系,又不涉傅會,眞正有所創獲,才能居最高之地位,不至於時過境遷,     

偕我同志——論晚明知識分子自覺意識中的群己觀

一 前言 “晚明”系指十六世紀後半至明亡(1550—1644)前後下到一百年的時期,大約自十六世紀以降的明代,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出現了劇烈的變動,後人對這段時代的看法仁智互見,有譽稱為啟蒙時期,有視為墮落的時代,也有認為是摸索時期等不同的觀點。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自然闡述出來不同的面向,若從文化層     

誰能使中國恢復“大國”地位“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三思

引言學術和文教體制從屬於主權國家,受主權國家利益支配——如果一個中國人在國外(比如美國或日本)接受大學教育和學術訓練并進而獲得教職,接下來的生涯就得爲所在國的文教體制效力.倘若所在國的國家理由與中國的國家理由并不一致,這類華僑學人的學術位置就面臨某種尷尬,這種情形尤其見於社會科學領域——最突出的莫過於政治學的中國研究.     

學人寄語

正1950年,梁漱溟先生向國家領導人建議設置中國文化硏究所。梁漱溟一直認爲自己是"問題中人",而非"學問中人"。他在國家初建的時刻提議中國文化硏究所,正是基於他的"問題"意識。他一直在思索文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問題。梁漱溟承認中國社會有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共同的一般性的問題,但他更關注中國的特殊性問題。認爲要理解中國的特殊性,必須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建設新中國,必須切實下功夫去認識老中國。二是要認識老中國,必須對中西文化作種種比較硏究。     

中古社會的“新文化運動”從天台宗的解經體例談起

在佛教學術界,常會談論一個問題:天台宗是不是中國佛教的第一個宗派?三論宗、禪宗都會出來争奪這個“第一”,各有各的理由.如果僅僅為了宗派上的優勢地位,那就是門户之見,不值得多說.之所以還要談論此事,我所關注的是中國文化的開放性:從中國佛教的宗派史看,外來文明如何進入中國的思想主流,并且形成新的文化傳統?佛教的傳入,在南北朝、隋唐形成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有所謂中國文化的“印度化”進程,這幾乎可以說是中古社會的“新文化運動”.     

儒家大一统的政治智慧与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

緣起中國傳統文化中究竟有沒有政治智慧?如果有,這種政治智慧在中國政治文化的重建中還有無價值?還需不需要繼承發展?從中國近百年的思想歷程來看,國內學人基本上對此都持否定的態度。“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反傳統人物自然不     

第三隻眼睛看中國歷史——評《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一 1998年8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史衛民等譯,陳高華等審校),是《劍橋中國史》的第6卷,此書英文原名是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于1994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直譯為《异族王朝與邊疆國家》,譯者按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翻譯《劍橋中國史》的通例,將中譯本的書名改題為《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士的“北京經驗”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爲中心的討論

十八世紀是法國耶穌會士主導西方"北京經驗"的時代.不管從來京耶穌會士的人數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考處,還是從留下有關"北京經驗"文獻材料所占的分量估衡,法國耶穌會士在西方來京人士中均占有優勢.同其它國家傳教士舆羅爲教廷的密切關係相對有别,法國耶穌會士從其1700年成立傳教區以來,就自成一體,保持着自己内部比較密切的組織關係和通訊聯系.本文主要以法國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以下簡稱《書簡集》)爲考察對象,探討這一文本所展示的法國耶穌會士豐富的"北京經驗".誠如法國學者德爾尼所説:"這些書簡目前仍未失掉其重要意義.首先,它們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而且也是中國在十八世紀曾對歐洲施加過巨大影響的見證."①歐洲學者對這些歷史材料頗爲重視,許多學者投入這項課題研究,詹嘉玲指出:"在歐洲保留下來的數量大得驚人的資料(它們在中國本土却很稀少,也很難得到),使之成爲一項整個歐洲大陸範國内的課題.這些檔案也形成了有關中國最古老的西文文獻特藏."②由於語言的障礙和材料的缺乏,現有的中文研究成果相對薄弱,中國學者最早專門研究這些文獻的是閻宗臨先生,他早年在法國撰寫的博士論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③對《中華帝國全志》和《書簡集》有較爲系統的研究和較多的利用.近期張國剛的 《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争——明清傳教士舆中西文化交流》、張西平的 《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舆西方漢學的與起》兩書亦闢有專節探討、研究《中華帝國志》和《 書簡集》,④篇幅相對比較簡略.其它相關成果多集中於法國耶穌會士舆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科技交流).⑤本文限於篇幅,主要發掘和解讀《書簡集》舆北京有關的材料.事實上,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熱"(Chinoiserie)舆法國耶穌會士在他們書簡、報告中對其"北京經驗"的濃重渲染,有着直接的關係.     

學術史研究札記:一無所獲的西德外賓

改革開放初期曾掀起歐美日本等國東方語文歷史學者來華訪學的熱潮。其中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波恩大學的西藏學家D.Schuh、漢學家W.Banck (龐緯)以及漢堡大學的伊朗學家R.E.Emmerick在1980年代初的三次訪華鮮爲人知。本文根據各種已刊和未刊史料,初步搜集并梳理了這三次訪華的史料。尤其是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檔案,首次披露了他們申請訪問民族所以及民族所從最初的熱情接待到最後的不予接待的全部過程,爲重建改開初期的中德學術交流史提供一份稀見的學術史料。     

儒學爲甚麽可以在海外華人社會發揮作用 歷史的回顧與前瞻

<正>一歷史的嘲諷儒學是華人社會的根,源遠流長,已有三千年的歷史。無人否認儒學在華人社會所起的作用,本來,何須論述?但歷史很嘲諷:一個多世紀以來,儒學在它的發源地——中國大陸,差點被連根拔起。如果不是在海外猶存一脉,今天中國要復興儒學,恐怕只能從概念論述了。概念當然很重要,它讓你明確、清晰、持之有故,所以近百年來力争儒學地位的,多是哲學家,如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也有史學家、經學家、教育家、學者、和社會政治運動家,如康有爲、章太炎、馬一浮、劉申叔、錢穆、張君勱等。他們都著作等身,但實際影響社會的有多少?他們大     

想象異域悲情——朝鮮使者關於季文蘭题詩的兩百年遐想

引子:江南女子季文蘭的題詩康熙二十二年(1683),來自關外的滿人打敗 明王朝建立大清帝國,已經整整四十年了。下僅原 來中國的漢族人已經漸漸習慣了異族新政權,就連 一直相當固執地認定滿清是蠻夷的朝鮮人,盡管心     

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方言學 《新方言》的方言調查方法探源

章太炎是現代中國最早倡導全國方言調查、最先對全國方言予以分區的方言學家。他利用各省留學生集聚東京之際,采用直接法與間接法調查全國方言,著成中國現代方言學開山之作《新方言》,并對全國各省漢語方言的語音特徵進行歸納。章氏上承古典方言學的優秀傳統,下啓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嶄新領域,以方言調查、記録和研究爲基礎,注重方言詞彙、方言分區、方言歷史演變與比較,旁及方言語法、方言文化等内容,尤其重視發揮方言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爲中國現代方言學奠立了新典範。然而,《新方言》長期被誤解,導致晚清民國時期摹仿與踵武《新方言》的系列著作在學術史上長期失語,遂使清末民初洶涌澎湃的中國方言研究浪潮與“五四”以來的方言運動斷爲兩橛,成爲中國方言學史上缺失的一環。文章通過梳理章太炎生平調查與研究方言的歷程,以《新方言》初刻本、重訂本爲中心,輔以《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及其它資料,探求章太炎方言調查方法與過程,釐清其語料來源、調查範圍、研究目的等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古典方言學向現代方言學轉型歷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而將中國現代方言學的草創時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前至二十世紀初。     

說數術革命 從龜卜筮占到式法選擇

本文從卜、數、圖、書四大傳統講中國早期數術的發展脉絡,指出它的前後轉折主要發生在春秋、戰國之間,龜卜筮占在商代、西周和春秋時期曾經佔有支配地位,這種地位只是到了戰國秦漢時期才被式法選擇取而代之。這就是作者强調的"數術革命"。     

學人寄語

“國學熱”一詞近已風行不少時間,現在升級為“國學火熱”,這本應是從事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研究的我門歡喜赞叹的。不過我不得不說,當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闡述,如就其深度、高度要求、都還不好用“熱”來形容。相反的,我倒有一種預感,割白這種國學之“熱”難於持久,甚至弄不好轉化為國學的危機。目前有些現象,使我擺不脱這種杞憂。     

高禖之祀與仲春之會 中國古代性文化探索之一

春秋時宋、衛、燕、齊、楚等國皆於春分日在固定地點舉行高禖之祀。高禖之祀中一項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萬舞,這是一種起源與軍事有關、因强調展示男性勇武而富有性誘惑色彩的舞蹈。高禖之祀的傳統可能形成於西周,秦漢以後仍保持了很長時期。在生殖崇拜和陰陽天人感應思想作用下,這個傳統的目的是祈求人口繁衍。高禖之祀後繼之以仲春之會,即一種可以放鬆性規範的男女狂歡之會。活躍性生活有利於人口繁衍,同時也有助於青壯年男女釋放情欲。仲春之會也可從西方文化人類學家對其他文明中類似聚會的描述中得到印證。仲春之會還帶有巫術色彩,被認爲有助於年成豐收,故它的祈年功能後世被變形爲祈雨等活動,這些活動中仍然强調男女之間活躍的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