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R&D投入的计量分析

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为依据,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深入考察近年来我国R&D投入的增长变化情况.我国R&D经费投入连年高速增长,企业作为我国R&D投入主体的地位日益加强,我国R&D经费在投入类型上更加倾向于试验发展.但是目前我国R&D的投入强度依然很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经费投入的比例失衡,政府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继续加大我国R&D经费投入,提高R&D投入强度,特别是加大政府R&D经费投入,协调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的比例,是我国科学技术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政府科技经费投入、研发规模与高校基础研究科研产出的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高等院校是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载体,运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以政府科研投入强度和人均政府投入科技经费为门槛变量,基于2010—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规模对高校基础研究科研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关系。研究显示,二者对高校基础研究科研产出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政府投入强度处于中等区间为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对基础研究产出的最优促进区间;人均科技经费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充分发挥研发人员规模对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强调资源配置和优化结构比单纯追求投入规模的增加对基础研究活动更有意义。我国整体上处于政府科研投入强度中等偏高、人均科技经费不足的情况,科研资源配置存在优化空间。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来源分析及政策建议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泉,是支撑国家长期持续发展的根本力量。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稳步增长,但比重呈下降趋势,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比重和强度偏低,与科技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中央财政科技拨款是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地方财政投入极少,财政基础研究科目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只有六成,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比例低,高校R＆D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偏低。在分析基础研究经费来源的基础上,提出改善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状况的政策建议。     

对我国基础研究投入问题的研究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一直处于5%左右,但基础研究经费总量排在世界前列;中国政府在本国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基础研究总投入的80%以上.但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主体单一,投入来源结构不合理,企业和高校投入少.结合对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测算,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其R&D的比例应达到25%以上,应把地方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纳入国家各项创新评价体系,实行特别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把大学自筹基础研究投入作为创新型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管理对我国未来的经验借鉴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活动的基础和源泉。通过对美国基础研究投入情况总结与分析,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及绩效评估工作提供借鉴。本文系统分析了美国联邦政府基础研究投入与执行、基础研究经费管理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作用、构建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加强基础研究经费绩效评估等相关政策建议,对我国未来基础研究经费管理提供经验借鉴。     

我国大中型煤炭企业科技投入与产出的关联性研究

对2001—2010年我国大中型煤炭企业各项科技投入要素的投入规模与强度进行分析,剖析其形成原因,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对科技投入与产出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科技经费投入强度不够,其中政府资金比例过低;大中型煤炭企业中只有少数企业从事科技活动,科技活动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例很低;我国煤炭科技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国内技术;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科技活动人员、科技项目、技术引进经费与煤炭工业产出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尤其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对产出有着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针对结论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江苏省政府公共R＆D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探讨了政府公共R&D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在分析江苏省政府公共R&D现状的基础上,利用协整方法对江苏省1990-2006年政府公共R&D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政府公共R&D部门科技经费中的政府资金与企业科技经费中的政府资金均与江苏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政府公共R&D投入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江苏省政府公共R&D投入仍然不足,且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为此,江苏省政府应继续加大公共R&D投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地位,大力发展以高校为依托的科研团队,以有效发挥政府公共R&D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高等院校基础研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分析我国高等院校基础研究中存在的科研经费投入少、人才队伍结构和层次不合理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一是提高政府、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合理配置R&D活动中三类研究经费的比例;调整各研发主体经费配置结构,建立以高等院校为主的基础研究模式.二是制定各种激励政策,培养、稳定、引进各类优秀人才;大力加强领军人物培养和团队建设.     

企业与政府研发经费投入最优比例测度--以陕西为例

在对陕西省研发经费投入规模以及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陕西省企业和政府研发投入最优比例的研究,发现陕西省政府研发投入占比较高,企业研发投入规模增速很快,但企业所占比例偏低,陕西省企业还未成为真正的科技投入主体和科技创新主体。     

21世纪日本自然科学诺贝尔奖“井喷”现象成因研究*

进入21世纪的17年中,日本获得自然科学诺贝尔奖人数多达17人,位居世界第二位,出现了诺贝尔奖“井喷”现象。这些获奖成果大都是20世纪70―90年代的科技结晶,是日本长期对科研进行稳定投入的结果。通过定量分析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三十多年R D投入规模和强度、来源结构、执行结构和活动类型结构,发现日本R D投入规模和强度是促进科研创新的基础,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物质基础;企业是R D投入的主要来源和使用机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产学研体系;R D投入活动类型结构稳定、合理,基础研究备受重视。这对我国科技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我国要制定恰当的科技发展政策;R D投入要与我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相适应;需要协调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比例,并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中美两国R&D经费支出结构的比较

本文先对中美两国在R&D活动中实际支出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再利用效用函数理论来探讨中美两国如何将R&D的经费分配于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总称)和试验发展才是合理和有效的。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中国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比例严重不足,而对试验发展的投入比例相对过高;美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从联邦雇员从事R&D活动的情况来看,他们投入于科学研究的经费比例较大,而投入于试验发展的经费比例却较低;但从全美人员从事R&D活动的情况来看,他们在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上的经费支出结构较为合理。     

基础研究投入:政策缺陷与认识误区

基于国际比较,本文发现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仍存在经费相对不足、结构有待优化的问题。究其因,现有政策和主观认识或可解释。分析表明,现有政策具有突出实用导向、弱化科学导向,突出研发投入强度、弱化基础研究投入,突出高校成果转化、弱化基础研究要求等缺陷。从认识上看,"基础研究无用论"、基础研究投入"不划算"、基础研究投入不高合理等深层次误区存在已久。建议进一步探讨和统一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合理确定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目标、中央财政新增研发经费投入应主要向基础研究倾斜、以及进一步明确高校的研发职能定位。     

构建制度环境 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科学研究

包含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科学研究是创新的源头,对科学研究活动的资助有助于缔造新产品和催生新业态,进而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经济回报。但科学研究活动具有高风险、不确定性等特征,与追求利润导向的社会资金天然存在鸿沟,难以获其青睐。针对这个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我国社会资金投入科学研究的基本情况,分析了社会资金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同时对政府引导基金和领军企业愿意重金投入科学研究的典型案例进行总结,研究科学活动逻辑与资本投资逻辑共生协同的可能性,提出应加强公共政策的体系化设计,消弭和平滑投资风险、助推投资偏好沿创新链前移,建构驱动社会资金向科学研究集聚的支撑性制度环境。     

论公共财政资助的科研机会平等问题

揭示了我国现行投入体制下公共财政资助科研领域的科研机会不平等问题,并针对此问题引入一种新型的科研投入体制——拟成果购买制,分析了拟成果购买制保障科研机会平等的理论和机制,并提出了完善的方案。     

产融结合对企业不同类型研发投资影响研究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业深度融合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有何影响？本文使用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8年微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非参数分位数模型探究了产融结合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研究发现:（1）产融结合对不同研发投资存在非线性效应,对研究阶段投资表现出显著抑制效应,而对试验开发阶段投资呈现出“N型”影响特征;（2）产融结合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具有异质影响。随着分位点提高,其对研究阶段抑制效果更明显,对试验开发促进效果不断加强,但存在最优界限;（3）随着产融结合程度加深,其对国有企业研究阶段投资具有明显挤出效应,而对开发阶段促进效果显著;相反,能够提高非国有企业研究阶段投资水平,而不利于其试验开发阶段投资。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企业通过产融结合进行外源融资时,应充分考虑不同研发类型,选择与自身创新能力相适应的产融结合水平,为达到提升研发投资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日本频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科技的巨大进步为世界有目共睹的同时,如何培养世界级学者成为困扰我国科学界的重要课题。世界级学者的培养和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邻国日本频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本文通过分析日本政府的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的动向,并聚焦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科研管理机制和所资助的战略型基础研究的案例,得出了有助于世界级学者脱颖而出的科研经费制度、伯乐型评审专家和具有鉴别人才和技术能力的专业型科研管理人员的存在、跟踪式服务等因素对于日本频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起着不可或缺作用的结论。本文提出,今后我国除了制定明确的世界级人才培养战略目标之外,需要加大设置战略型基础研究项目的力度,尝试导入伯乐型项目负责人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对基础研究项目实施弹性化、跟踪式管理,打造能挖掘高潜力人才和技术的专业化科研管理人员队伍。     

金融支持、政府与企业投入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研究

本文基于面板数据,重点分析了科研经费投入结构对国家创新的贡献。结果表明,政府和企业科技投入对科研产出的具有显著的贡献,政府科技投入对科技创新的贡献最大,企业科技投入次之,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对科技创新的贡献最低,银行科技贷款对科研创新的贡献不显著,其占科技投入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深层次暴露了科技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评价及提升研究

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对2009-2017年我国31个省区市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现状进行评价,并进一步以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评价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结合系统GMM模型,从全国和分地区两个维度研究人力资本、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创新、外商投资环境对科研机构基础科研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 表明,我国科研机构基础科研效率总体偏低,并从东到西呈现递减趋势.为提升我国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效率,需采取完善科研机构创新资源投入方式、优化创新人力资本结构和扩大科研机构学术交流对外开放程度等策略.     

科学基金制度对基础科研合作的引导效用分析

摘要：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合作研究在基础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基础科研合作所面临的主要阻碍是基础科研领域的“市场失效性”及基础科研团队的“专业单一性”；进而分析了科学基金制度在推进基础科研合作和营造合作良好环境方面的突出效用，分析了基金制度对于基础科研合作的促进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