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风险社会中核电的科学传播

公众对核电安全的质疑是现代风险社会危机的一种反映。科学传播作为科学与公众的沟通渠道,是化解这种信任危机的重要途径。风险社会中核电科学传播不再是简单地告诉公众应当信赖的科技知识,而是要建立公众对科技的信赖,化解公众对核电科技的信任危机。信任的建立要基于公众关注的核电安全问题,构建公众参与和民主的科学传播"公共领域",这是一项需政府组织、企业、科技专家、公众与大众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互动的社会系统工程。     

探讨信任模式与市场经济秩序

信任模式是市场经济基础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维持交换活动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经济活动中的信任模式包含交换特征、利益得失、区域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均处于改革转型的重要节点,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导致了信任危机的出现。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传统的家族式信任模式和国家式信任模式对市场经济秩序的阻碍作用。因此,在分析研究当前信任模式的基础上,调整市场经济过程,建立更为科学的信任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后学院科学中的信任问题

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受到了来自政府、企业、公众等社会各界的影响,其目标也从求真变成了应用.科学在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其风险性日益增长,公众开始质疑科学,逐渐形成信任危机.现在的科学知识更多的是在情境中产生的,应该以科学治理和公众参与的方式重建对公众科学的信任,同时还应加强科学家自身的规范建设.     

中国社会信任的危机解读与重建——自反性现代化理论视角

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已经在多层面显现。中国传统的信任机制是关系信任,然而,一方面风险社会降低了社会内部信任,另一方面个体化进程摧毁了中国人的关系信任,这是中国当前社会信任危机表现尤烈的主要原因。建立制度信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试述市场经济对社会信任的内在需求

社会信任由此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同时也衍生出当前我国社会信任缺失等一系列问题。这不仅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影响到我国整个经济体制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因此,探讨如何建立和健全社会信任机制,防范和化解社会信任危机的出现,对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具体说来,市场经济对社会信任的内在需求表现在以下方面。     

论信任与公众对风险技术的认知与接纳

公众对专家及相关机构的信任与风险技术的社会采纳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信任程度的高低不仅影响了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公众对风险技术的接纳。公众对专家及相关机构的信任应该是一种理性的信任,公众参与是构建信任的有效途径。     

信任危机背景下公众乘坐高铁旅行的意向研究:经历熟悉的调节作用

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中国高铁的发展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信任危机,为探讨信任危机背景下公众乘坐高铁旅行的意向,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经历熟悉调节作用的公众乘坐高铁旅行意向机理的概念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法探讨了安全风险、感知费用和感知质量与公众对高铁感知价值、信任的关系,以及感知价值、信任、参照群体与公众乘坐高铁旅行意向的关系,进而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     

互联网时代科学传播如何自洽和有为——以转基因、PX项目的科学传播为例

文章以近年来国内科学传播热点事件为案例,从议题变迁的角度梳理了事件在科学传播上的基本路径及产生的社会背景,提出恰恰是所处传播链条上各主要环节的封闭性等原因,导致公众"不理解"科学以及当下科学传播的无序状态。文章同时从搭建交流平台、营建社会信任以及媒体转型3方面,对互联网时代媒体如何创新发展、如何在科学传播中继续发挥主导性作用提出意见和建议。     

科学信任的功能及其消融机制

在科学实践中,科学信任是科学场域中的内生资源——在科学的社会化时期,对绅士美德的特殊信任成为科学合法化的社会基础;在社会的科学化时期,科学家的可信用性又成为科学自然泛化的社会前提.但是,科学信任往往会在实证主义者对科学实践的回溯中销声匿迹,科学信任被消融的动因除了利益考量之外,还有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无法逾越的认识障碍.     

专长研究：公众参与设限与信任关系重建

柯林斯和埃文斯的专长研究为技术决策中延伸问题的解决开辟了新路径。具体而言,通过区分两类专长的本质差异来为科学专家与公众划界,并论证了技术决策中公众参与无限延伸的非合理性及互动专家如何在公众参与科学的“技术阶段”发挥“帮助”作用;此外,仅就理论方面来看,专长研究相关成就的阐发有利于缓和科学家与人文社会学者之间的矛盾,也能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产生积极效应。这启示我们有必要深入发掘专长研究的成果,将它们运用于公众对科学与科学家的理解和科学家和人文社会学者之间信任关系的重建。     

为了科学,还是为了公众?——论公众科学的两种进路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公众科学”的概念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并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学界对于“公众科学”的内涵仍没有共识。为此本文追溯了实践进路和政治进路两种不同内涵的公众科学的源起、内容与影响,并对两种公众科学的形成背景、理论预设、政策影响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系统比较;同时阐述了已有研究对于融合两种公众科学进路的尝试。最后,文章提出公众科学是一种以公众为主体的新知识生产方式,并结合国内公众科学情况提出了几点发展建议。     

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传播

在风险社会中,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产生危机。科学传播的目的应当是建立公众与科学家间的相互信任,而不是简单地告诉公众应当信赖的知识。信任的建立依赖于促进公众参与的,以科学论战武装起来的公共领域的建构。     

科学治理的结构转型——一个分析框架的构建

随着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型,科学共同体与政府、企业、公众之间形塑了一种以结盟、嵌套和公众缺场为主要特征的"漏斗"形治理结构。这一结构尽管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但却导致了社会风险的扩大和社会问题的增加,加剧了科学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是嵌入于社会的。因此,科学技术只有与社会保持均衡的张力,才能既造福社会又不危及社会。而要保持这种均衡的张力,就必须建构科学技术的对称性治理结构。立基于此,论文从科学治理已有的研究进路和实践历程出发,在对"漏斗"形结构进行建模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对称均衡的"菱形"治理新结构,认为建立分布式的"科学共和国"、重塑公众的功能与结构位置、确定四大主体的系统边界、发展边界间的中介组织和"科学掮客"、以及设置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平台等是建构"菱形"治理结构的基本要件。     

跨越专家与公民的边界 ——基于后常规科学背景下的决策模式重塑

摘要：20世纪初的公共政策制定走向了一条科学化和理性化的道路。但后常规时代的科学往往无力提供政策制定所需的那种明确答案,因而也无法减少决策中日益增加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当前,科学与政策领域兴起了诸如“知识生产的模式2”、“知识分工”与“公民参与科学”等新兴概念,它们共同指向了专业知识生产的民主化趋势--必须重新开放科学的认知承诺,以一种与传统科学生产模式不同的、强调非职业化与情境化的知识范式去重新理解科学、知识生产与决策,以适应高度复杂与高度不确定性情境下的政策争端。这意味着突破专业知识的规范性承诺和前提性预设,赋予公民智慧与科学专家以能力上的平等地位,在开放、多元的参与情境中实现公众与专家的共同磋商。在科学领域,专业知识的民主化导向的是科学的认知转型;在政策领域,它将突破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两难困境,导向一种更为扩大化的公民参与。     

科学、公众与疫情的社会治理───科学传播学的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社会治理离不开有效的科学传播。传统的科学传播是“赤字模式”,旨在通过科普以填补公众在科学知识上的赤字。这种模式割裂了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对所传播知识的准确性要求高而时效性要求低,缺少科学界与公众的对话。这种传播模式的缺陷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中显露出来：科学家对知识生产的高度重视和对科学传播的相对忽视,影响了科学界对政府和大众决策所需知识的供给;在有限的科学传播中,科学用语与社会语言的隔阂,引发了大众对疫情风险的误解。因此,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需要科学传播从赤字模式向对话模式和知识共同生产模式转型,融合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在传播中充分考虑社会情境与科学情境的差异,实现及时和有效的科学传播。     

我国大众传媒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大众传播媒介是科技传播与普及的重要工具和渠道,其在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大众传媒的科技传播力度不够、质量不高”则是造成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力提高大众传媒科技传播与普及的能力已迫在眉睫.文章以大量数据和实证案例为依据,分析了我国大众传媒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基本现状,剖析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提高我国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的应对策略.     

科技创新的责任治理：从开放科学到开放社会

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在推动发展的同时产生潜在的社会负外部性,引发理论与实践关于科技创新治理的关注,以实现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责任。而“开放”逐渐成为组织中一种强有力的规范和治理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组织的资源获取方式、运作方式、与环境的互动方式,责任式创新的治理目标均能够在开放机制中得以实现。围绕责任式创新研究,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社会发展三个阶段,构建了以开放科学、开放战略、以及开放社会为基础的科技创新责任治理的开放机制,并结合争议性科学研究（生殖性克隆与预防性基因编译等）和争议性技术创新（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的案例检验予以论证。研究构建的从开放科学到开放社会的开放机制为科技创新的责任治理提供借鉴启示。     

实践逻辑视域下科学秩序的信任架构

 囿于“理论逻辑”的“学究式谬误”,实证主义科学话语体系固守“证伪主义”的科学教条,认为如果科学家信任他人,则“既置入了认识论错误,又具有道德危险”。然而,科学场域的实践逻辑表明,富有道德色彩的“情感型信任”内嵌于科学实践之中,它是科学场域内生的一种结构性资源,甚至科学知识体系本身就是一张由环环相扣的信任链条精心编织的“信任之网”。即使是科学认知层面的带有权宜性的怀疑,也依赖于道德层面的人际信任,科学信任既是怀疑的逻辑起点——即使彻底的科学怀疑主义者也基于一定的信任架构,也是怀疑的价值归宿点——科学怀疑的目的不是主张从道德尺度对科学家进行价值评判,而是提倡通过富有建设性的科学对话,增进科学家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有鉴于此,理应批判科学实证主义的话语霸权,从而在科学场域构筑一条从怀疑走向信任的科学通道。     

高端科普智库的内涵、治理体系与建设路径

当前,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紧密结合对发挥科普咨政建言作用提出了时代呼唤,建设高端科普智库成为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从服务科学决策、团结引领社会公众参与民主决策、强化舆论引导等方面探讨了建设高端科普智库的重要意义,界定了高端科普智库的内涵,从目标、内容、对象、动力等方面剖析了高端科普智库的基本特征。探讨了当前高端科普智库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从治理体系、产品生产、影响力三个维度构建了高端科普智库建设路径的分析框架,并对国内外13家高端智库和科技智库的建设经验进行了比较分析,基于此总结提出高端科普智库的建设路径,包括建立科学的智库治理体系、优化智库产品生产机制、提升智库决策影响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