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环境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技术创新要朝绿色化和生态化方向发展。纳入区域污染排放强度,使用SFA的方法测算中国各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后考察制度环境、要素市场扭曲、资源投入比重、政府行为等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部门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东部相比于西部并未表现出较高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2)制度环境的优化、地区居民文化素质水平的提升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积极影响;(3)要素市场扭曲、政府对创新活动的资助、创新要素的资本化、劳务费所占比重等因素则不利于绿色创新技术进步,企业自有资金比重的升高对绿色创新技术进步的影响也不明显。研究的政策含义是:进一步优化创新的制度环境,发挥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改善要素配置效率是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贸易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数据,构建Super-SBM模型测度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以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溢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严重,东部地区的效率值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2)从门槛结果来看,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溢出显著存在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的“双门槛”效应；(3)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溢出的“挤出效应”逐步转为“激励效应”,影响由负变正且作用逐渐增大；产业集聚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N”型关系,仅当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时,影响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和间接门槛作用,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仅表现为间接门槛作用。     

技术异质下中国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及损失来源分析

   绿色创新是缓解当前资源环境压力,实现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区域技术异质性与创新投入共享关联特征,构建共同前沿-共享投入关联型两阶段DEA模型以测算2008—2017年中国省际工业企业绿色创新两阶段效率及整体效率。运用“技术落差比率”指标衡量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并对创新无效率值进行分解以挖掘效率损失根源,定位各地区企业效率提升的关键环节与重点策略。研究结果表明：①共同前沿下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效率、成果转化效率和整体效率均值分别为0.774、0.831和0.647,共同前沿下各效率值均未超过群组前沿下效率值;考察期内全国及三大地区绿色创新两阶段效率并未有明显改善,呈稳中略降趋势。②三大地区间企业绿色研发与成果转化的技术落差比率差异均显著,绿色研发阶段东-中地区企业间技术差距徘徊于0.2左右,而成果转化阶段东-西地区企业间技术差距最为明显,并呈不断扩大趋势。③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两阶段效率损失主要源自区域内企业自身管理不当,而中西部地区企业则因技术差距无效和管理无效均造成效率损失,且由区域技术落后引起的效率损失占比超过50%。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研究综述

文章通过收集中国知网上有关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实证研究论文,整理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常用研究方法,以及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和基本特征。通过对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虽然中国现阶段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但是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绿色技术的进步是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但是绿色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水平没有获得明显的改善。国际研发资本、环境规制、财政环保支出等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行业呈现出不同的效应。     

区域绿色技术溢出与技术创新门槛效应研究——以京津冀及长三角地区为例

以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为例,探究区域绿色技术溢出与创新的关系。空间性分析表明,我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分布不均衡,长三角地区相对于京津冀表现出更强的区域收敛趋势,且高水平集聚优势明显。进一步构建门槛计量模型,基于2001—2012年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国外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对两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第三产业发展与绿色技术效率的严重差异化是制约京津冀地区吸收国外绿色技术溢出实现一体化良好发展的因素。最后对区域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效率的测度及比较——基于1040家公众公司的微观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绿色金融资源被投入主体(企业)的角度出发,运用熵值法和DEA-Malmquist指数分别测算了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效率,进而从全国、省际和区域层面对二者进行了静态比较和动态分析。结果发现:就全国而言,目前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及效率均较低,但处于不断发展和改进之中;而部分省份和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效率,无论是在静态水平还是在动态演进上都表现出不协调的特征,即从静态来看,呈现高水平-低效率和低水平-高效率的分布特征。从动态变动趋势看,部分省域和地区则表现出水平上升-效率下降的态势。目前部分省市和地区只顾一味加大绿色金融投入,却未能有效利用这些金融资源,而有些省份和区域则表现为绿色金融资源投入不足。     

基于SBM-Malmquist-Tobit的“一带一路”重点省份绿色经济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从绿色经济新形态的视角出发,综合选取合理的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以“一带一路”重点省份2006-2016年的数据为依据,利用SBM模型及Malmquist指数对绿色经济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据此对各省份及区域整体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价,并利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可能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因素进行探究和识别,研究表明：西部和东北部分省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其它省份,但区域间差距在缩小,城市化率等指标对效率值存在不同方向的影响。最后提出区域发展和提高绿色经济水平的相关建议。     

政府补贴、环境规制如何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基于组态视角的联动效应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引领绿色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何有效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技术—市场—制度”三重条件出发，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导致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差异化的联动效应与路径选择。研究发现：高研发投入是产生高水平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高水平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存在2种驱动路径，即“政府补贴主导下的自主研发与引进吸收驱动型”和“环境规制主导下的自主研发驱动型”；在中国经济转型期，政府的“帮助之手”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高强度的环境规制只有与其他条件相匹配才能发挥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背后多重条件间复杂互动本质的理解，并为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形成差异化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路径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制造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为向进一步落实兼顾创新与绿色双重发展理念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利用2011—2020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禀赋效应、赋能效应、治理效应和社会效应4个方面,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传导机制,同时从城市区域、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角度分析其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280个城市的数字经济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其主要通过制造业要素密集转型升级和制造业污染密集转型升级间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比东部地区、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城市,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由此建议政府加大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财税、金融、保险、法律等配套制度保障力度,同时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并且“因城施策”,推动区域制造业产业实现绿色转型。     

三大经济圈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收敛趋势及时空演化研究

为了探究三大经济圈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水平,厘清各区域创新效率演化脉络,选取2009—2018年三大经济圈内部城市数据,基于SBM-Undesirable模型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测算;在验证空间相关性存在的基础上,利用考虑空间效应的收敛模型进行差异收敛趋势和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三大经济圈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波动上升,存在改进空间,区域发展不平衡,珠三角地区总体发展状况最佳;三大经济圈总体和各区域效率值均存在显著传统β收敛和空间β收敛;由于不同地区初始发展差异,影响效率收敛的因素不尽相同,需因地制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进程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省域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基于绿色发展视角

基于绿色发展视角,运用熵值法对近年来全国及各省域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行测度评价。结果显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及各组成要素整体呈上升趋势;各省区市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整体不高且发展不平衡,东部省区市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普遍强于中西部省区市;农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大的省域差异,西部大部分省区市在环境友好和资源利用方面优于东部省区市,科技创新对全国尤其是东部省区市农业绿色发展的支撑效果不明显。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绿色金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相对较弱;绿色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地正向调节作用,且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低环境规制强度地区相比,强环境规制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相对更大。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升级及政府价格型规制的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同环境污染尽早“脱钩”的有效措施,也是全面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动力。企业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并非完全独立,处于不断升级的过程。借助642家工业企业调研数据对政府价格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升级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试图回答清楚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动态演进过程中,政府价格型规制的作用节点和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升级路径是显著存在的,绿色工艺创新是中介变量,且间接路径所占的比重要大于直接路径。政府价格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升级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但是调节的作用节点仅存在于绿色工艺创新向绿色产品升级的过程中,且政府价格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具有边界性。上述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如何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具有指导意义,也为提升环境治理能力贡献理论支撑。     

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

探究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演变趋势以及障碍因子，为推动工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参考。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包含绿色总量、绿色效率、绿色创新、绿色治理和绿色保障五大维度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灰色关联-TOPSIS模型测度其水平值，运用Dagum分解法、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等方法探究其时空格局及其演变趋势，并利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诊断其关键障碍。结果表明：30个省份整体及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整体水平偏低；空间分异明显，表现出“东－中－西”递减格局；空间关联性增强，形成以环渤海湾和长江三角洲为主的“高高”集聚区和以东北、西南和西北为主的“低低”集聚区；总体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发展水平类型的空间转移与邻域水平关系密切，邻域水平越高，向上转移概率越大，但低等级区短时间向上转移的概率较小；绿色创新、绿色保障和绿色总量是工业绿色发展的主要短板，其中规模效益、创新能力、创新潜力、治理强度和制度保障是工业绿色发展的关键障碍因子。最后针对研究发现，分别从补齐短板、缩小差距、突破障碍等方面因地制宜提出工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风险投资、区域创新与创新质量甄别

利用基于风险投资案例和专利申请与授权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风险投资对区域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和风险投资在"研发投入—创新产出"转化过程中的创新质量甄别效应。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促进了中国区域技术创新产出,并呈现出滞后效应和"倒U型"趋势,其在滞后二期和三期显著性水平和创新效果达到最优;(2)风险投资对经济和科技欠发达的西北与东北地区创新产出促进效果最佳,而对经济和科技较发达的东部和中部地区创新产出促进作用不明显;(3)风险投资甄别了创新产出的质量,其有效抑制研发投入转化为以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为代表的低质量创新产出,而积极促进研发投入转化为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高质量创新产出。     

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推动作用,但是有关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影响的研究较为少见。文章使用2005—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构建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测度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绩效。此外,文章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并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绩效整体偏低,并且绿色发展绩效均值在地区和城市之间存在空间异质性;（2）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绩效存在促进效应,同时会对周边城市的绿色发展绩效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其稳健性得到检验;（3）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多重中介效应,并且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比例更高。     

绿色技术创新视域下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基于省域尺度的数据检验

运用SBM-DEA超效率模型、Getis-Ord Gi*指数、面板Tobit回归模型,在绿色技术创新视域下分析2004—2016年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空间分类特征和冷热点区域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中国经济发达地区高校技术创新溢出研究

采用2000—2015年合作申请专利、专利技术转移信息,借助熵值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典型案例分析法,以广州为例研究了经济发达地区高校技术创新溢出能力时空分异特征和机制模式。研究发现：（1）技术创新合作溢出行为具有较强的空间邻近偏好,与技术创新合作溢出相比,技术创新转移溢出的空间敏感度较小,组织锁定效应更强。（2）技术创新溢出能力持续稳步增长,合作溢出具有持续渐进性,转移溢出具有周期滞后性,吸收技术创新溢出的能力与该省份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正相关关系,与交通距离呈负相关关系,但结果不显著。（3）技术创新溢出机制模式包括传统直接模式、联合研发模式和学术创业模式等8种,企业需求是促进技术创新溢出的主要因素。     

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内在联系

论文以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为切入点,利用中国1999-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水平、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效应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进一步将样本分为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检验了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而技术创新在决定"拐点"的位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均位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即产业集聚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而发挥环境正外部性,其中沿海省份比内陆省份位于左侧曲线的更高位置,意味着较高的集聚水平对应了更强的环境污染,但沿海省份技术创新的减排效应小于内陆省份,表明沿海省份的集聚正外部性正在减弱,其集聚发展已进入瓶颈期。     

区域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熵值法、变异系数和耦合协调模型对我国2002-2016年区域科技创新、经济和环境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科技创新、经济和环境总体上不断发展并呈现阶段性特征;它们的区域差异在波动中下降;科技创新、经济和环境的两元系统跟三元系统协调均呈上升趋势。直到2016年全国各地区三元系统协调等级未达到优质耦合协调等级;科技创新、经济和环境的三元系统耦合协调增长在2009年之前主要是由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引领,在2009年之后主要是由科技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引领。未来需加大对科技、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以实现三者的协调发展并缩小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