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市场结构下政府的最优补贴率及其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

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致使企业的RD投入低于期望的最优水平,政府应对其进行补贴,但是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态势存在明显差异,政府应制定差别化的最优补贴率,并引导企业在RD竞争或RD合作中作出正确的选择。主要采用博弈论的方法,以企业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市场结构的差异,着重考察4种不同市场结构下政府的最优补贴率及其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的最优补贴率为1,不管企业之间的研发方式如何(RD竞争或RD合作),都不会对最终的研发投入水平产生任何影响;而在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下,政府的最优补贴率为0.33,由于市场上仅有1家企业,因此不存在RD竞争或RD合作的选择问题。(2)在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的最优补贴率应随企业数量的增加、溢出效应的增大而增大,即竞争越激烈、溢出效应越高,政府越应提高补贴率;而企业之间的研发方式选择主要与溢出效应有关,若溢出效应小于0.5,则企业应选择RD竞争;若溢出效应大于0.5,则企业应进行RD合作;若溢出效应等于0.5,则两种研发方式不存在明显差异。     

技术溢出与企业研发政府补贴政策的相机选择

技术溢出使得企业无法获得研发投入的全部收益,从而削弱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政府根据技术溢出因素制定相机的研发补贴政策可以有效地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技术溢出程度较高时政府对研发竞赛企业的研发补贴相对较高;相对于技术溢出程度较高的卡特尔式研发合作,技术溢出程度较低的竞争性研发合作需要更多的政府补贴。     

环境税与补贴政策组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政府补贴与环境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表明,环境税、政府补贴以及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都是十分显著的。环境税、政府补贴以及技术创新系数为正,说明环境政策组合以及技术创新与企业利润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因此,企业应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环境政策,响应国家政策方针,同时也要革新企业自身技术,提高企业生产率以及排污水平,使企业能达到在提高利润率的同时也降低污染的双赢的局面。     

政府补助、R&D会计政策选择与企业价值

以2010-2014年年报披露RD相关信息的842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调节效应的视角,运用经典股票价格模型和拆分后的股票价格模型进行分层回归,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RD会计政策选择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RD会计政策选择具有价值相关性,政府补助又正向调节RD会计政策选择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正向调节资本化RD投入及费用化RD投入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说明,企业管理层将RD投入进行资本化会计处理增加了企业的市场价值,而政府补助又加强了RD资本化选择的这种价值相关性。     

政府资助、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比较

基于我国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验证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同时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析该效应的差异。结果显示：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该影响;政府资助显著促进非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政府资助对重污染企业的U形影响;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正向调节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且对非国有企业调节作用更强。据此,政府在加大对企业绿色创新支持力度的同时,应该结合环境监管政策,采取差异化的资助措施,重在引导企业以追求低碳化目标为导向积极开展绿色创新。     

地方政府的雾霾治理政策作用机制——政策工具、空间关联和门槛效应

雾霾治理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治霾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从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差异、空间关联和门槛效应的3个视角出发,本文提出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降低雾霾污染的3个理论假说,并基于中国2003—2016年30个省（市、区）和2007—2016年217个城市数据,利用动态空间面板和动态面板门槛计量方法对相关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政策工具方面,多数类型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对雾霾污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具体来看,地方政府的环保立法和环保投资降低雾霾污染的效果更显著,而地方政府环保执法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不甚显著。②空间关联方面,周边地区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对本地雾霾污染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邻近地区环保立法通过环保政策的协调成本上升加剧了本地雾霾污染;邻近地区的环保执法虽能降低本地雾霾污染,但效果却不显著;而邻近地区的环保投资通过雾霾治理的空间外溢能显著降低本地雾霾污染。③门槛效应方面,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比较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地区科技水平或城镇化水平较高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够有效地降低雾霾污染,反之则加剧雾霾污染。本文将政府环境治理细分为环保立法、执法与投资3种政策工具,细化了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为政府更进一步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溢出率、减排研发合作行为和最优补贴政策

通过建立一个关于政府和双寡头的三阶段研发-补贴博弈模型,在征收排放税的条件下,分别对合作和不合作减排研发的政府研发补贴政策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在补贴条件下,合作研发情形下的社会福利比不合作情形下要高;产业的溢出率较小时,企业进行研发合作会比不合作获得更多利润,而在产业的溢出率较大时,则刚好相反;(2)在补贴条件下,当产业的溢出率较小时,企业选择合作研发行为;当溢出率较大时,企业选择不合作研发行为。针对不同的减排研发合作行为有不同的补贴政策。     

R&D补贴对企业R&D投入及创新产出影响的实证研究

运用我国28个行业大中型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RD补贴对企业RD投入及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不论是在RD决定方程的静态模型还是动态模型中,RD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都是显著存在的。然而,在专利决定方程中政府RD补贴的激励效应却是不显著的,RD补贴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正面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政策启示在于:政府除了继续加大对企业RD补贴之外还可以适当增加RD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资助方式。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对民营科技型企业的补贴力度。     

政府补贴背景下制造商和零售商博弈研究

基于非合作博弈模型与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补贴对企业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品价格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而增加,且非合作博弈情形下产品价格比合作博弈情形下产品价格增加更快;企业销售额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合作情形下销售额的增速更大,所以,补贴政策有助于刺激需求;企业利润随政府补贴的增加而增加,且合作情形下利润增长更快,补贴政策对企业也是有利的;合作情形下的企业利润高于非合作情形下的企业利润,且政府补贴越大,合作比不合作多带来的利润越大,企业更加愿意合作。     

中国财税政策对企业R&D的影响效应 ——基于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财税政策对企业RD活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对企业RD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能够有效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而政府补助的影响效果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不同区域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东、中、西部地区企业RD的激励效果依次递增,政府补助对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有一定的激励效应,却难以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创新。基于此,提出建议兼顾税收优惠与政府补助的平衡性,着重依靠税收优惠扶持,结合地域特点制定有差别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政策。     

中国政府R&D资助空间自相关特征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大陆分省区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并基于区域创新环境的角度,实证考察了我国政府RD资助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考察期内我国政府RD资助在空间上呈现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区域创新环境变量中,区域基础设施环境、金融环境、人力资本环境、制度环境及对外开放水平对政府RD资助具有显著的正向拉动效应,而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结论为我国政府科技资助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参考。     

基于企业态度的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以企业的实际排污量、谎报量和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程度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企业对环境保护持有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两种状态下,正向激励型和负向惩罚型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当企业持消极态度时,实际排污量与政府的排污税率、减排补贴水平呈负相关,并且当排污税率等于边际减排补贴时,达到最优排污平衡点,此时负向惩罚和正向激励型环境政策的效果相同;(2)当企业持积极态度时,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程度与政府的排污税率、减排补贴水平呈正相关,并且当减排补贴收益等于不同政策下创新增加成本的差额、减排节约成本的差额与税收收益三者之和时,达到最优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程度平衡点,此时负向惩罚和正向激励型环境政策的效果相同。     

NRBV视角下企业可持续绩效实现机制研究——基于fsQCA方法

在政府、社会和公众的共同监督下,以经济、社会和环境为三重底线的可持续性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自然资源基础理论(NRBV),本文以171家中国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了企业在污染预防、产品监管和可持续发展三方面的5个管理实践(供应商精益流程、客户精益流程、供应商绿色流程、客户绿色流程、高层绿色承诺)对可持续绩效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实现高水平经济绩效、环境绩效、社会绩效是多个前因条件复杂作用的结果,即源头污染预防能力、产品全生命周期环保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会对三重绩效产生非对称效应。研究结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驱动要素和实现途径提供了实证依据。     

本土企业设立海外R&D机构决策——能力驱动还是政策驱动?

设立海外RD机构是RD国际化的重要形式,也是企业OFDI的重要内容。根据RD国际化理论和新兴市场OFDI理论,从企业能力和政府政策两个维度识别了新兴市场企业设立海外RD机构的三种驱动方式。利用我国创新型企业数据库的样本,实证发现我国企业海外设立RD机构决策主要依靠企业能力驱动;在诸多能力中技术发明能力和技术合作能力又是主要驱动因素,而吸收能力并不显著。这意味着政府需要更积极地支持有能力的企业实施海外RD决策,实现OFDI中制度优势与企业特定劣势的互补;对于以技术搜索、学习与合作为目标的本土企业而言,提高吸收能力将有助企业受益于RD国际化。     

加计扣除对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基于R&D操纵的视角

本文从RD费用操纵的角度,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企业增加异常性RD费用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表现出向上的RD操纵。进一步研究发现,当2018年RD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后,企业向上进行RD费用操纵的程度有所增加;区分异常性RD费用是否大于0的样本后,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较为复杂,对于异常性RD费用大于0的企业,该政策加剧了其进行向上RD操纵行为,对于异常性RD费用小于0的企业,则抑制了其人为减少RD费用的程度,表现出积极的政策效果;除此之外,相比于高新技术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向上的RD操纵程度更强。本文的结论可以为政府完善RD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提供参考性意见,确保该政策真正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     

生物技术中小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政府R&D支持与企业合作的视角

尽管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得到广泛重视,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在不利于生物技术发展的环境中,影响生物技术创新绩效的因素。以我国生物技术中小企业2008—2010年的调研数据为例,文章研究政府RD支持与企业合作对生物技术创新产出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生物技术中小企业与上游单位的合作对其创新产出具有重要作用,与国外公司合作产生的影响大于与国内公司合作产生的影响。通过促进企业内部RD活动以及与国内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政府以项目资金的方式,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生物技术中小企业的创新。文章研究发现,政府RD资金支持,与国外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以及与下游企业的合作均对生物技术中小企业的创新产生重要作用。     

政府R&D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上海高新企业的实证研究

政府RD投入是政府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关键政策手段。本文基于企业所有制差异,运用零膨胀模型研究了政府RD投入对2008-2011年上海高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RD投入对高新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远远大于其对企业自身科研投入的挤出效应; 2)政府RD投入对高新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呈"倒U"型,中低的政府资助率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最为显著; 3)企业所有制不同,政府RD投入对企业的创新绩效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对于国有企业,政府RD投入率虽然较高,但是对其企业的创新没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适当的政府RD投入会促进企业创新,其中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最优政府资助率为中高投入率,有限公司最优为低投入率。     

技术溢出、研发投资与社会福利效应

本文以AJ模型为基础,构建了纳入水平和垂直技术溢出的三阶段古诺竞争博弈模型,根据逆向归纳法求得的均衡解考察了不同合作研发模式下技术溢出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和社会福利效应。结果表明:除了在不合作的情况下,企业研发投资总是随着垂直溢出的上升而增加;在混合与水平合作情况下,水平溢出有利于企业研发投资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垂直溢出的社会福利效应并不确定;在不合作与垂直合作情况下,水平溢出对研发投资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不确定,而垂直溢出对社会福利具有正效应。     

我国7个产业的产业间R&D溢出效应纵向比较分析

RD溢出是指由于知识的非独占性,导致知识扩散到其他企业,竞争者在不花费或较少花费成本的情况下,促进了其技术水平的提高。RD溢出体现为某个国家或地区间同一产业的溢出,或某空间内不同产业的产业间溢出两种形式。而产业层次RD溢出效应的研究一直被关注。应用基于投入产出的产业间RD溢出效应计算方法,计算了我国1997、1999、2000、2002、2005年的7个产业的产业间RD溢出效应,比较分析了同产业不同时间溢出效应的变化。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产业间RD溢出的现状和产业结构变动的特点,对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RD投入税收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摘要 采用2013-2017年中国重污染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非线性的视角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并分别以政府补助和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探讨了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对于我国重污染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U型门槛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有着正向的非线性效应,且这种正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特征。（3）在政府补助强度差异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呈现正向的非线性关系,且在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