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柳宗元祭文之异同

韩愈、柳宗元的祭文各有特色,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同为文章大家,其共同之处在于:内容上在表现哀情悲愁的同时,都寄托了深沉的身世慨叹;情感上悲怆动人,或直抒悲恸之情,或隐含哀怨之心;风格上寄托哀思,缠绵悱恻.不同之处在于:韩文气势雄健,柳文清洁明澈;韩文擅于变化,柳文缜密精悍;韩文言语奇崛,柳文平中见奇.     

文莫贵精能变化——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与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之比较

柳宗元与韩愈皆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放在一起不是为了比较而分出高下,而是通过辨析以达到更加了解的目的。本文选取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与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两篇赠别序为例,细析柳文之精能、韩文之变化。并从思想内容、写作风格、语言等方面辨析韩柳的异同,以求达到对二人更加深刻的理解层次。     

《柳文指要》中的章士钊自述

章士钊先生爱好柳宗元诗文,他读柳诗、柳文时,经常联系自己夹叙夹议,写入《柳文指要》中,别具一格,今选录比较重要者若干条,分类排列,并注供读者参考,可以知人论世.     

“极端书写”中的政治与学术——重读章士钊《柳文指要》

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是一部“文革”期间出版,曾经风光一时的著作。《柳文指要》的中心是“扬柳抑韩”,而其论证方式,则是将柳宗元的思想和1949年后的“新社会”相互参证。就“作意”而言,《柳文指要》当有章士钊企图紧跟新社会形势、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平、古文水平,以及他作为政客好议论政治等动机。在“文革”“破四旧”的环境中,这部以文言写就,极端推崇柳宗元的著作的出版,主要得力于毛泽东和章士钊的交情以及政治合作关系。《柳文指要》观点的极端性,受到时代的影响,且完全背离了章士钊早年主张“调和”的哲学。从内容到出版,都充分说明：《柳文指要》是一部深富政治色彩的学术著作。     

论林纾评点韩柳文

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是一部专以韩柳文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打破了自唐以来韩柳文批评多限于书话、文选、评点的散乱局面。“韩柳并举”和“韩柳相较”是贯穿全书的基本理念与线索,韩柳选文各有侧重,韩文取道胜,柳文取文胜。此书分类论文,梳理韩柳文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归纳其创作手法,彰显其艺术特色,对柳宗元山水游记的高度赞赏表现了对近代文学风尚的追随。林纾的韩柳文研究应在韩柳文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柳文指要》

章士钊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在长达七八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主要从事逻辑研究、柳宗元研究和《论衡》研究。本文介绍(《柳文指南》的学术价值以及笔者与此书的关系。     

柳文与《国语》说理艺术之比较

历来柳学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柳文与《国语》的关系，其实柳文在思想艺术上深受《国语》的影响。柳宗元的说理文就事论理，逻辑严密，充满了辩证思维，还有一些富有奇趣的辩难，这些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都借鉴和发展了《国语》的艺术手法。     

《韩文起》的时代地域特色及价值

《韩文起》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在韩文评点文献中颇具代表性。它的体例编排和解析以道统思想为核心,贯穿经世观念,又融入了福建地域神文化信仰特色,在韩集文献中独一无二;采用考评结合的阐释方式,用八股法细致入微地详解韩文文法,在韩文评点文献中开风气之先。《韩文起》对当时文坛及后世韩愈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韩愈《柳州罗池庙碑》写作心态考论

柳宗元与韩愈友善。柳宗元死后,韩愈为其撰写了祭文和墓志铭后,又写了《柳州罗池庙碑》一文。由于此文包含大量荒诞不经的内容,后人因此或者指责韩愈或者为其辩解。这些评论大都是错误的,都不是韩愈写作此文的真正心态,其实质是对韩愈思想的误解。     

“务去陈言”与“归本大中”——论韩柳古文“明道”方式的差异

韩愈与柳宗元古文的“明道”方式存在明显差异,韩文追求以不落陈俗、特立无匹的精神艺术个性来发明儒道,其所标举的“陈言务去”,并非仅仅体现于语言的创新,而是反映了其古文创作追求鲜明艺术个性的基本旨趣;柳宗元的古文并不刻意追求自异于众的艺术个性,而是以兼容众长、归本大中的旨趣发明儒道。“明道”方式的差异使韩柳在如何学习前代艺术,如何对待骈俪之文等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韩柳的分歧源于其“道”论的差异,韩愈着力从开启主体道德自觉与智慧的角度发明儒道,他深刻地继承了孔子仁学注重主体之开启的理论追求,柳宗元则更多地关注对儒道之普遍性原则的探索。明道方式的差异在韩柳的古文艺术中有丰富的呈现,韩文善于以丰富的情事和生动独创的语言与艺术手法发明儒家的人伦之道,较少在义理上探幽入微;柳文则更富于思辨性。     

林云铭与《韩文起》

清初林云铭评注《韩文起》一书,其评注结合韩愈散文写作的时间、地点、背景,依据史实,一一考证。在韩集编排上,重视道统思想,体现出林氏特有的风格。较之林氏以前的韩愈文集,可说是独树一帜。     

林云铭与《韩文起》

清初林云铭评注《韩文起》一书,其评注结合韩愈散文写作的时间、地点、背景,依据史实,一一考证。在韩集编排上,重视道统思想,体现出林氏特有的风格。较之林氏以前的韩愈文集,可说是独树一帜。     

小说也可有益于治理——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韩愈《毛颖传》研究

柳宗元的韩愈《毛颖传》读后感,层次清楚、内容丰富。针对嘲笑人群,他肯定韩愈所写,尽管是小说或寓言,但有治理的功用。除此之外,柳宗元还研究了俳谐的规律与个性。于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鲜明的对比逐层的揭露--《捕蛇者说》对比手法简析

苏教版初三语文课本选编的《捕蛇者说》是柳宗元所写文章中最广为传颂的名篇。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说“此文无选本不录,读者最广,人谈柳文,必首及是篇”。可见其对后世影响之深远。运用对比手法展现出在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之下,中唐时期苦难深重的社会画面,表达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坚持改革的意愿,是《捕蛇者说》的主要艺术特色。     

书《韩文阐释献疑》读后——向霍松林先生请教

就《韩文阐释献疑》对《韩愈诗文评注》的批评，作者结合《送杨少尹序》、《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及送石温二序等文，谈自己的看法和解释。     

唐宋大家的政论艺术——《原毁》与《教战守策》比析

《原毁》是韩愈的一篇政论文章,同《原道》、《原性》一起并称“三原”,但以《原毁》价值为最高。《教战守策》是苏轼在二十一岁到二十六岁期间(仁宗嘉佑元年至六年),应考时所进时务策的一部分。它是苏轼策论中难得的好文章,堪称政论文的典范之作。韩愈同苏轼,同属“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曾尊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①可见他是推崇韩愈、步武韩文的。从文学主张看,苏轼重视文章的内容,反对“未     

试论柳宗元《王叔文母刘氏志文》

此志文在《柳宗元集》中全题为《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文安礼《柳先生年谱》作《户部侍郎王公太夫人刘氏墓志》。《柳文指要》称此志文是某些人认为“不便与天下共见之文”,因而在他们编“柳集”时都“阴为删去”。章士钊先生是很重视和推崇此志文的,认为“至今凡能使人了解叔文之志行功绩,恰如其分者,惟恃此志文中寥寥百余言耳”(引文均见《柳文指要·卷十三》)。他因此作了十一节共万余字的文章对此志文作了详细介绍、评价。但,章士钊先生的文章侧重于旁征博引历代的柳文点评家对此志文的评议,或辨其谬误或肯定其正…     

柳宗元《小石潭记》导读

《小石潭记》是一篇非常著名的游记,是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期间写下的,为《永州八记》中最精美的散文。柳宗元与韩愈都是唐代最著名的散文家,他们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倡导文以明道,并且亲自实践之。要说文以明道的范本,柳     

两翁共一醉 谁解个中味——《始得西山宴游记》《醉翁亭记》比较

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以下简称柳文)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以下简称欧文)是两篇酒气淋漓、醉意纵横的美文,都是作者被贬之后寄情山水之作,而且两文中都屡次写到醉——“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引觞满酌,颓然就醉”(柳文),“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欧文)。千古共一醉,那么其“醉”所折射的作者情感是否相同呢?     

关于柳宗元《驳复仇议》的几个问题

文章认为,柳宗元《驳复仇议》一文,绝非作于贬永期间,而是作于在长安任礼部员外郎时(805)。它不是因韩愈而发,而是驳斥陈子昂“刑旌并用”的矛盾,批评吏治黩刑,意欲改变旧例,有所革新。文章还通过唐代七件案例的分析,对陈子昂、柳宗元、韩愈三家观点作了比较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