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科热伏尼科夫佯谬”

 苏联科学史家科热伏尼科夫指出,苏联科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斯大林恐怖与专制统治时期,“科学并不糟糕”反而做出了最出色的成就。这一发现被称为“科热伏尼科夫佯谬”,在科学史界得到承认并流传至今。但笔者认为,“科热伏尼科夫佯谬”中的某些论点应该重新认识：苏联科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并不是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20世纪30、40年代的科学成就的获得,也不仅仅是因为恐怖统治使科学家远离政治、专心学问。     

也谈尺缩钟慢问题兼及质速关系

贵刊2004年第11期上讨论了尺缩钟慢问题,本文从另一角度来作点补充。相对论诞生至今已有百年,一直倍受人们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据称它在各个领域中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是由于它自身所引起的争议颇多。由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假设即相对性原理及“光速不变”假设,所导致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结果(称为“佯谬”),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引起了人们广泛的争论。相对论也因此被认为是不完备的,甚至是错误的。其中最著名的有时钟佯谬、潜水艇佯谬、哥德尔(Gdel)佯谬等。在本文中,作者将依照相对论两个基本假设,设计出“运动时钟变快”、“大桥断还是不断”…     

爱因斯坦错了吗

本文并不是要让人们认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错误的。狭义相对论是一个正确无误的理论。双生子佯谬这个例子仅仅是为了说明时间膨胀效应。而并不是要说明宇宙飞行中的方方面面。最近发现的宇宙辐射对端粒产生的影响则是“佯谬中的佯谬”。[编者按]     

科技规模“指数增长”佯谬与“协调增长规律”分析

 科技规模“指数增长”佯谬是科学学研究领域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这篇论文通过对普赖斯“指数增长”规律的剖析,指出了“指数增长”佯谬主要缘于普赖斯对科技系统“投入”、“产出”的本末倒置以及对“科学比当今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发展更快”的不准确判断。在论证科技投入作为科技规模替代指标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通过科技经费增长情况的考察,论证了科技规模的增长规律本质上是科技与经济协调增长的规律,同时也讨论分析了这种“协调增长规律”的动力机制及其启示,即：如若不断加大的科技经费需求得不到满足,世界科技中心将会转移到经济增长率高、科技经费多的国家。     

"薛定谔猫佯谬"的哲学研究

"薛定谔猫佯谬"的产生不仅有其科学渊源,而且有其哲学渊源.研究"薛定谔猫佯谬"的缘起和实质,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量子力学的本质,而且有助于我们解决长久以来围绕量子力学问题展开的哲学基本观念之争.     

“双生子佯谬”和“偷换前提条件”

“双生子佯谬”和“偷换前提条件”苏钟麟《相对论》关于＂双生子佯谬＂的解释似乎让人昏头转向，因而无言以对，但若是认真一想，你将发现：那是十足的＂偷换前提条件＂的误导。狭义相对论认为：乘高速火箭进游太空的双生子乙返回地球时，将比留在地球上的双生子甲变得年...     

“绿色科技”让外星人不被发现？

对外星文明的搜寻工作一直以来受到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的困扰,这个观点就是“费米佯谬”。费米是著名的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简单地说,费米佯谬就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小问题：它们在哪儿呢？我们的银河系是如此巨大,如此古老,我们估计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体系内至少包含有1000亿颗行犀。     

从科学学看苏联科学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

 苏联科学社会学是在科学学的框架下产生和发展的。受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被禁止研究。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重新开始对科学社会学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是科学的黄金时期，也是科学社会学的成熟时期。     

科技书籍介绍

《太空对接故事》是一本自传体的科学史料,原著作者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谢拉苗尼科夫是世界著名的航天专家、杰出的航天设计师、太空对接技术的奠基人。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独特视角,描述了20世纪苏联宇航技术的发展历程,从运载火箭到第一颗卫星,从载人航天到月球探测,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探讨(三)

首次根据爱因斯坦提出的尺缩钟慢效应,扩展出同地异时、同时异地、异地异时随机事件的空间间隔和时间间隔在动系与静系中变化的数学函数表达式,指出这种情况下,时间和空间是相互独立的。首次提出了等长的刚性量杆和等时的惯性系原点上的同步钟的原长和原时在所有的不同惯性系中都是相等的。首次提出了,当无数惯性系的原点连续连接时的轨迹,和牛顿力学的质点在静系中的运动轨迹是一样的。首次提出了,任何参考系都和静系是平权的,可以是匀速、变速、加速、减速、规则、不规则的;可以由一维扩展到二维和三维空间,其运动轨迹可以是任意形状的非闭合曲线和任意形状的闭合曲线。首次提出对撞机的理论依据是错误的。首次提出了隧道佯谬、车库佯谬、孪生子佯谬是错误的。     

我国政府R&D经费投入的分析与判定——基于国家科技计划 以财政科技拨款为研究视角

 摘要：我国长期以来只有R&D支出数据,而缺少R&D预算数据,这是我国科技统计工作不尽完善的一种体现。2007年政府财政收支分类体系改革后,专门设立了“科学技术”大类,其中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应用三个款级科目似乎分别代表了政府三类R&D投入,这个判断是否正确？这套数据是否与我国R&D投入的历史数据,以及科技统计得到的R&D支出数据相吻合,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重要问题。     

论创新研究群体的组织性质及其治理结构走向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是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体系下,兼具基础前沿研究与人才团队培养双重属性的人才类项目,运行中产生的治理问题需要在理论上予以解析。解题的关键是,明晰创新研究群体的组织性质,并打开治理结构的"黑箱"。通过扩展交易成本治理结构理论,在五重维度上,创新研究群体具有较强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与交易频率,具有很高的任务复杂性与团队合作质量,是介于"小科学"与"大科学"组织间的中间组织,是稳定性与持续性较强的科研合作网络组织,其治理结构需要走向为网络治理;在五重维度上,只有对创新研究群体实施网络化治理,才能够实现资源配置合理化、交易成本最小化与团队合作成效最大化,才能实现培养和造就国际科学前沿一流研究群体的目标。     

科技人才价值观认同及结构研究

 从科技人才最根本的隐性因素价值观入手,结合行为科学、心理科学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利用Rokeach 的“价值观调查”量表探析了科技人才对终极性价值观和工具性价值观之要素的认同程度,并深入分析科技人才价值观结构、实现路径,旨在为科技人才成长规律探析与科技人才开发提供理论借鉴。     

公众从事科学家职业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我国科技工作者社会公众形象调查"数据,分析了公众从事科学家职业的意愿,并运用定序回归分析探讨了影响公众从事科学家职业意愿的因素。研究发现,公众从事科学家职业的意愿较强。个人兴趣因素、职业价值观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口统计学因素都对公众从事科学家职业的意愿有着较大的影响。具体而言,是否参加科技活动相关社团,社会网络中是否有科学家,以及对科学家职业的社会贡献、社会声望和职业权力的评价对公众的从业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家科技计划及项目管理中的“二八”现象和长尾理论的影响浅析

 “二八”定律对科技管理有很大的影响,使科技计划管理和科技项目管理中普遍存在“二八”现象。长尾理论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它强调的是要重视小主体的作用和影响。分析我国科技管理中“二八”现象和长尾效应,思考长尾效应对我国科技管理的影响,提出“二八”定律和长尾理论下我国科技计划管理工作的有关建议,将有助于构建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科技计划管理模式,完善科技计划管理体系。     

“生物剽窃”发展的社会过程及其机理 ——建构主义视角的案例解析

 间隔十年,国外科研机构对我国进行了两起有据可考的基因实验,从最初的“基因采集”引起重视,到“黄金大米”的令人震惊。在全球化过程中,“生物勘测”经常演变成“生物剽窃”,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利益的追逐,“地方性知识”被掘取、生产与操控,科学场域中的资本不断聚集。具体原因有两点：其一,认识论上的“知识遮蔽”,研究者以狡猾的手段进行谋取利益的论证,信息的不对等情况出现;其二,修辞学上的身份认同,研究者的头衔和研究机构的声望博得受试者的信任,加重了对信息的遮蔽。此外,伦理审查程序的不严格、伦理审查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生物勘测由物种多样性采集深入到了人体基因采集,伦理审查的弊端亟待解决。     

科学治理的结构转型——一个分析框架的构建

随着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型,科学共同体与政府、企业、公众之间形塑了一种以结盟、嵌套和公众缺场为主要特征的"漏斗"形治理结构。这一结构尽管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但却导致了社会风险的扩大和社会问题的增加,加剧了科学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是嵌入于社会的。因此,科学技术只有与社会保持均衡的张力,才能既造福社会又不危及社会。而要保持这种均衡的张力,就必须建构科学技术的对称性治理结构。立基于此,论文从科学治理已有的研究进路和实践历程出发,在对"漏斗"形结构进行建模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对称均衡的"菱形"治理新结构,认为建立分布式的"科学共和国"、重塑公众的功能与结构位置、确定四大主体的系统边界、发展边界间的中介组织和"科学掮客"、以及设置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平台等是建构"菱形"治理结构的基本要件。     

“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科技服务业发展研究——基于中国222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在"新"新经济地理学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科技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探索了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的成因与发展态势,并以222个地市级以上城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在解析并借鉴国内外文献基础上,通过构建相关模型,实证表明知识溢出、信息化、城市规模、政府政策有利于科技服务业集聚,表现出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基于异质性特性,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具有相异的集聚路径。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城市差异化及科技服务业发展异质化,提出了对策建议。     

Historiography of biomedicine: "bio," "medicine," and in between

History of biomedicine is a hybrid domain, intersecting with many other scholarly disciplines. From the 1970s, historians who investigate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medicine increasingly shared the approaches, presuppositions, and methods of inquiry of historians and sociologis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e reason is that the increasing reliance of medicine on technologies, instruments, and drugs makes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medicine," "science," and "industry" more difficult. Another is the "practice turn"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which gave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ways scientists and physicians work. The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of historians who applied these new approaches came, however, at a cost. The neglect of an earlier generation of historians of medicine may have limited more recent ambitions for understanding health and disease in society. Closer links with historia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ciologists of science may have blurred the specificity of medicine as a domain grounded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and lessened scholars' interest in "the clinic" as a unique site of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