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对赌协议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对赌协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仍处于尴尬境地,通过对司法审判中的对赌协议案例的统计和分析,发现实践中存在着定义不明确和界定错误的问题。法院大多依据合同法认定对赌协议有效,当事人依据公司法、金融法、合同法和司法判例主张对赌协议无效,各有欠缺之处。通过对理论和实践的反思,认为应当结合国际视角加深研究,并加快立法以填补法律空白,同时必须加强风险监管。     

国有企业对外股权投资中对赌协议相关问题探析

对赌协议在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对外股权投资中是常用的风险控制措施,用于对投资权益价值的调整。在国有企业对外股权投资协议中,恰当运用对赌协议能够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地位,在解决纠纷时更具实际的司法操作性,从而规避投资风险、促进交易实现和交易安全。我国现行法律尚未规制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力,国有企业在运用对赌协议时应遵循谨慎性、合法性等原则,尽量不要约定目标公司本身的对赌内容,在设计条款时要考虑层次化的博弈结构并注意防范道德风险。     

“对赌协议”相关法律问题探析——以海富与世恒公司对赌协议为视角

近年来,海富和世恒公司的时赌协议、雨润和高盛鼎辉公司的对赌协议等类似案例,在我国风险投资领域比比皆是,然而我国未有明确的法律对其进行规制,相关问题也在实务中存在广泛争议.因此,探析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及法律效力,对于防范相关经济及法律风险具有深远意义,也更有利于合理保护投、融资者利益.     

对赌协议的合法性探析——以海富投资与甘肃世恒无效案为视角

对赌协议作为资本市场一种广为运用的成熟工具,其合理性存在不可言喻,但就其合法性问题,仍处于模糊状态,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为合法还是非法。以海富投资与甘肃世恒对赌协议无效案为视角,深入剖析对赌协议的法律内涵,并从风险共担原则、名为联营实为借贷和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等方面详细探讨对赌协议的合法性问题。认可对赌协议的合法地位并予以规制,对发展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对赌协议”在学生学风养成中的适用

优良的学风能够给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目前,有些高校的学生存在学习兴趣不高,学习动力不足,延伸至学校层面则呈现出部分专业学生群体学风低迷,对整体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提出了较大挑战。因此,如何根据学生发展实际,采取有效措施,促成学生保持积极学习态度,营造良好学习氛围,构建优秀学风环境成为高校学习生活中亟须面对的问题。"对赌协议"在构建优良学风,蕴养学生学习力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所以,就"对赌协议"在学生学风养成加持中的作用做出细致的分析。     

对赌协议融资的收益风险分析

本文以我国企业的对赌操作过程和风险收益为研究对象,结合具体案例,定性分析对赌这一在国外盛行的投资协议在中国施行的状况。     

公司并购对赌协议中参与主体的刑事法律风险分析

近年来,对赌协议条款在我国公司并购中得到广泛应用。对赌协议条款设置的初衷是保护并购方的合法利益,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被并购方一味追求获得高估值,对标的公司的未来业绩过度自信,很可能不切实际地对具体业绩目标做出过高的承诺,甚至通过非法手段要求中介机构协助提供便利。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的刑事风险类型主要有受贿罪、失职罪、行贿罪、合同诈骗罪、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提供虚假证明及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等风险。针对这些风险,从司法部门来看,应加大对刑事法律责任的处罚力度;从证券监管部门来看,应当大力宣传对赌协议所暴露的刑事法律风险;从并购参与主体来看,应当树立法律风险意识,重视学习和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对法律的了解程度。研究内容对规范公司并购行为和降低上市公司并购法律风险具有一定理论指导意义。     

对赌协议的效力认定

针对对赌协议效力认定中存在的问题,采用学理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对赌协议的内涵、性质与特征,结果表明:对赌协议并未侵害公司法人的独立财产权、并未侵害公司其他债权人利益、并未违反公平原则、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符合形式和内容要求的对赌协议是为有效。     

合同法视域下对赌协议法律性质探析

从经济活动的继起性和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对赌协议的形成动因,通过对对赌协议的运行机制和主体、意思表示以及内容三要素的分析,肯定这种灵活而低成本的契约安排与交易博弈的合法性,并在比较了附条件合同、射幸合同、期权以及非典型合同之后,将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界定为非典型合同。     

论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特征——以“行政兼理司法模式”为例

古代中国的司法一直处于或依附或受制于行政的从属性地位,形成"行政兼理司法"的模式。这不仅是古代中国的司法形态,也是当下司法改革和探索的历史条件。我国尽管经历了从"行政兼理司法"到"司法独立"的探索过程,但是当下的司法改革仍然无法摆脱"行政兼理司法"权力关系格局的影响。这也是当下研究古代中国"行政兼理司法"模式的价值。     

论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特征——以“行政兼理司法模式”为例

古代中国的司法一直处于或依附或受制于行政的从属性地位,形成"行政兼理司法"的模式。这不仅是古代中国的司法形态,也是当下司法改革和探索的历史条件。我国尽管经历了从"行政兼理司法"到"司法独立"的探索过程,但是当下的司法改革仍然无法摆脱"行政兼理司法"权力关系格局的影响。这也是当下研究古代中国"行政兼理司法"模式的价值。     

浅析“或裁或审”条款的性质与效力

"或裁或审"条款是指当事人约定既可以起诉,又可以向指定仲裁机构提交仲裁的条款。判断"或裁或审"条款的关键在于仲裁协议和管辖协议之间是实质上的并列关系。约定仲裁在先,协议管辖在后的"先裁后审"条款不是"或裁或审"条款。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从一律认定"或裁或审"条款中仲裁协议和管辖协议无效到分别确认仲裁协议和管辖协议效力的转变。应秉持有利于仲裁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综合判断"或裁或审"条款的效力。     

司法鉴定收费新标准的“放”与“管”

"天价鉴定费"案打破了司法鉴定收费制度多年的沉寂,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全国31省在2017年6月30日前制定并出台了符合本地特色的司法鉴定收费新标准。司法鉴定收费决定权由统一走向分散,权利由中央下放到地方。但是,放权不是放任,司法鉴定服务仍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仍然要接受监管。只有"放"与"管"两手抓,才能完成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     

“能动司法”理念中国模式的重新定位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一方面,社会的迅速发展激化了社会矛盾,大量的社会纠纷涌向司法系统;另一方面,受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的影响,社会经济动荡,也使一些社会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本文通过对"能动司法"在中国语境下的内涵考察,以及风险的防范机制的探讨,重新定位了该理念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内涵——并非是一种应急措施、政治工具,而是致力于满足未来司法权力长远发展的独特理念。     

论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

随着婚姻双方对婚姻的不安全感的不断地攀升,夫妻间为保证感情不出轨而签定＂忠诚协议＂的现象越来越多。单纯的道德调整已经无法满足当事人对于夫妻忠实义务的要求,赋予＂忠诚协议＂以法律效力是大势所趋,但是在认可其效力的同时也要对协议的内容加以适当的限制。     

“多次违法”入罪之再思考——以“多次盗窃”罪状为视角

"多次违法"入罪越来越受到立法者的青睐,而《刑法修正案(八)》对于盗窃罪的修订,致使"多次盗窃"的内涵与外延发生变化,司法实践及理论研究上,学者们对其理解也产生较大分歧。究其原因主要是现有司法解释对于"多次盗窃"缺乏明确界定,且现阶段相关理论成果对于司法实践也缺乏指导意义。从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视角及刑法的可宽恕事由理论视角研究界定"多次盗窃"罪状之入罪标准,以期对当前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有抛砖引玉之功效。     

WTO“司法积极主义”的成因浅析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中呈现的"司法积极主义"倾向受到了成员方的广泛关注。该倾向的出现,一方面存在着司法上的一般法理基础;另一方面,随着众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决策(立法)职能过于软弱也是一项重要原因。同时,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司法文化和司法理念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中的强势体现。     

传统的“情”与现代的“法”

中国古代存在着许多"情判"。这些"情判"往往弃法于不顾而依据人情作出裁判。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由于"情"是一个无法界定的因素,坚持情理型司法可能会造成个案的判而不决,甚至会引起司法领域内秩序的崩塌;同时情理型司法还会损害司法的权威,进而使判决缺乏既判力。因而在现代法治思维的主导下,在处理情与法的关系时,应该在司法领域树立守法主义观念,推动技术性司法的运用和发展。     

刑法中的“暴力”与“胁迫”手段

"暴力"和"胁迫"作为刑法中的重要犯罪手段,一直在刑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刑法分则中二者也经常同时出现,足见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相比"暴力"来说,"胁迫"的内容更加广泛,即包括以暴力相威胁,还包括以揭发隐私、破坏名誉、对与被害人有特定关系的人进行伤害或者其他能够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的内容相威胁。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手段也有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任自流的话,会对今后的司法实践造成巨大的困难。论文从"暴力"与"胁迫"的含义及特点入手,进一步分析我国刑法中对其的规定,并进行总结和分析,将二者进行区别。指出我国刑法中关于"暴力"和"胁迫"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并提出自己对于以后司法实践的期待以及法律修改的意见。     

论调查令制度在化解“举证难”中的作用及其完善路径

证据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作出裁决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举证能力有限,当事人举证往往发生诸多困难。律师调查令制度具有保障当事人举证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举证难"的问题。但是,律师调查令在适用上也存在着诸如不具备强制力障碍,以至于不能完全发挥调查令制度的作用。因此,分析当事人"举证难"的原因、调查令制度的作用以及完善调查令制度的路径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趋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