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代际差异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关系研究

家族控制这种主流的民营企业治理形式到底会促进还是会抑制企业创新,一直是重要且存在争议的话题。本文从意愿、能力和资源三个维度出发,聚焦于家族企业代际差异,以2008-2017年我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为样本,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创业代所有权程度越高,企业创新投资强度越低;守业代所有权程度越高,企业创新投资强度越高;知识性资源负向调节创业代所有权程度与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关系,正向调节守业代所有权程度与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探讨家族企业创新投资提供了新思路,也对当下面临代际传承问题的家族企业制定创新投资战略提供了启发。     

二代涉入及其个人特征对家族企业创新的影响

随着家族企业传承高峰期的来临,许多企业在二代继承者的带领下实施创新并获得成功.为了考察代际传承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文中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2008—2017年我国处于代际传承阶段的299家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二代继承者的涉入程度对于家族企业创新的影响,并研究二代继承者个人特征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二代涉入对于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代继承者的受教育程度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二代继承者的海外工作经历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而二代继承者的海外留学经历与企业研发投入无关.文中的研究丰富了有关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创新的文献,且对于我国家族企业的传承与创新具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研发投入、独立董事结构与创新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2012-2015年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程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考察了独立董事、政企关系以及区域市场化程度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程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的关系,家族所有权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机制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独立董事的数量和结构均负向调节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程度影响研发投入的关系;政企关系对于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区域市场化程度正向调节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高市场化程度越会削弱政企关系对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通过发现研发投入的中介机制以及独立董事、政企关系和区域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机制,本文为家族所有权程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影响因素做了新的理论诠释。     

二代继任对家族企业研发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两权分离和机构持股的调节效应视角

基于A股上市家族企业2012—202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二代继任对家族企业研发创新投资强度的影响以及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度与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首先,相较于只有创始人经营管理的企业,家族企业的二代介入会削弱企业的研发创新投资强度;其次,加大家族企业现金流权和控制权两权分离度以及提高外部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均有利于缓解家族企业二代介入对研发创新投资的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二代继承人经营管理权限的增强,家族企业的研发创新投资力度会更低。     

亲缘关系与创业导向 ——来自中国上市家族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17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根据资源基础观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探讨了家族企业中的CEO亲缘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影响,并分析了期望差距和制度环境对亲缘关系与创业导向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CEO亲缘关系的远近对创业导向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家族企业CEO与控股股东存在亲缘关系时,该亲缘关系与创业导向呈现正相关关系;期望差距可以划分为期望落差和期望顺差2个维度,其中期望落差不会对主效应产生影响,而期望顺差会强化亲缘关系与创业导向之间的正向关系;良好的制度环境为家族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创业环境,进一步强化了亲缘关系与创业导向之间的正向关系;与实际控制人亲缘关系越近的家族成员担任CEO,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强度会更高。从CEO的选择方面为家族企业提升自身的创业导向提供了一定的建议,并且促使家族企业关注内外部情境因素对创业导向的影响,有助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提升与创业活动的开展。     

风险偏好还是网络偏好?网络环境下跨代企业家双元创新实施路径探究

家族企业的持续创业是一种基于双元创新的、立足于代际传承的价值创造活动,是国家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网络环境下跨代企业家的双元创新不仅意味着需要借助风险偏好来获得市场机会的独特感知,还需要深度挖掘社会资本的强大潜能以获得关键的创新资源。通过比较第一代与第二代企业家在双元创新过程中展现的风险偏好与网络偏好特征,探究风险偏好对双元创新行为的影响,以及网络偏好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     

创业导向对在孵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孵化器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按国有和民营划分,分析孵化器所有权性质对创业导向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创业导向的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3个维度与创新绩效都呈正相关关系;民营孵化器正向调节创新性维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而在风险承担性维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上起负向调节作用,在先动性维度与创新绩效关系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为我国孵化器政策制定和创业者选择孵化器提供参考。     

“合作”还是“对抗”？——去家族化与家族企业双元创新

去家族化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创新依然存在着争议，这是因为以往研究忽略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即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区别。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1 739家上市家族企业的7 369个年度观测值的研究样本，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去家族化与家族企业开发式创新呈现正相关关系，与探索式创新呈现倒U形关系；社会情感财富负向调节去家族化与家族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上述结论有助于理解家族企业双元创新的驱动因素，为家族企业实现双元创新的平衡发展、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提供借鉴和建议，也揭示了社会情感财富这一非经济目标对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探究了家族成员追求社会情感财富对双元创新的“拥抱”与“阻挠”。     

家族导向、创业导向与家族企业成长——以组织学习为调节变量

以组织学习为调节变量,研究家族导向、创业导向与家族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通过181份家族企业调查问卷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家族导向和创业导向分别与家族绩效及企业绩效形成倒U型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组织学习的调节下会被矫正;家族导向和创业导向的交互作用对于家族绩效和企业绩效都有显著正相关作用。上述结果说明,适度的家族导向和创业导向及其有效耦合是家族企业成长的重要机制,组织学习能力则有助于家族导向和创业导向的耦合。     

风险投资机构的网络嵌入位置、地位对风险投资阶段选择的影响基于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实证研究

风险投资作为对现有金融制度的结构性补充,在创业企业的融资和发展方面能发挥显著的作用。选取2008-2017年十年间中国本土发生的风险投资事件为样本,构建联合投资网络,研究了网络嵌入位置和地位对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阶段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网络中心度越高、结构洞越多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平均投资阶段会向前移动,即更偏好投资处于早期阶段的创业企业;地位越高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平均投资阶段会向后移动,即更偏好投资处于成熟阶段的创业企业;网络中心度能够调节地位与平均投资阶段的关系,当网络中心度提高,地位对于平均投资阶段的作用会削弱。最后,为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阶段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政府R&D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上海高新企业的实证研究

政府RD投入是政府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关键政策手段。本文基于企业所有制差异,运用零膨胀模型研究了政府RD投入对2008-2011年上海高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RD投入对高新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远远大于其对企业自身科研投入的挤出效应; 2)政府RD投入对高新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呈"倒U"型,中低的政府资助率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最为显著; 3)企业所有制不同,政府RD投入对企业的创新绩效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对于国有企业,政府RD投入率虽然较高,但是对其企业的创新没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适当的政府RD投入会促进企业创新,其中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最优政府资助率为中高投入率,有限公司最优为低投入率。     

齐美尔连接、知识密度与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

互联网商业模式下，颠覆性技术创新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相关的理论研究对于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本文构建以齐美尔连接为自变量、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因变量、知识密度为中介变量、感知的知识所有权（感知的知识组织所有权、感知的知识个人所有权）为调节变量的分析框架，实证探究齐美尔连接对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齐美尔连接对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知识密度在齐美尔连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感知的知识组织所有权在齐美尔连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感知的知识个人所有权在齐美尔连接与知识密度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智能化发展与颠覆性创新

基于直接传导机制、间接传导机制和异质性传导机制三个维度，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以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阐述了智能化发展是否促进企业进行颠覆性创新，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机理，并从实证方面检验了颠覆性创新在智能化发展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智能化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颠覆性创新水平，是新时代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主要途径；智能化发展通过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的机制间接促进企业颠覆性创新；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时，发现国有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智能化发展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更明显；最后，企业智能化发展可以通过颠覆性创新提高企业的绩效，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智能化发展、实现颠覆性创新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混合所有制改革、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 ——基于双重/无偏机器学习方法

基于2008—2019年我国国有上市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样本数据,使用双重/无偏机器学习方法,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为时下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参考借鉴。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同时,引入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股东能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进一步机制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提高创新投入强度与改善创新效率两途径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     

研发效率、创新条件与企业R&D结构

本文从研发效率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企业RD结构①的决策模型,通过分析模型发现:研发效率的提高会促进企业RD结构的改善,而企业内外部创新条件的改善将会正向调节研发效率对企业RD结构的影响。利用DEA方法测算企业研发效率并基于动态GMM方法对上述结论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研发效率的提高对企业RD结构的改善确实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的盈利能力、技术创新强度和所获得的政府支持等创新条件的提高对RD结构不仅具有直接的改善作用,还通过正向调节研发效率对RD结构的影响从而对RD结构的改善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     

去家族化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针对我国家族企业普遍面临的转型升级问题,利用2008—2019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探讨家族企业去家族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分析两权偏离度和地区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变更实际控制人与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均会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两权偏离度对去家族化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抑制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地区市场化进程将显著弱化去家族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最后,为家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提供建议.     

政策效应是否等同?——基于所有制的比较分析

政府资助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政府资助下的绩效是否表现出差异性？本文建立回归函数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两种资助方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直接资助对我国内陆企业的创新产出未表现出明显促进作用；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与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的关系不显著；私营企业等的创新产出对税收优惠表现出更大的响应。     

家族企业--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本文从家族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我国家族企业研究与国外相关研究的现实差距以及我国家族企业存在的独特文化背景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当前研究家族企业的特殊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结合浙江家族企业发展的实际，概括了目前家族企业亟待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即产权问题、治理结构问题和权力的继承问题。     

企业集团、多元化与技术创新

以A股上市公司2006—2016年数据为样本,研究企业集团及其多元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结果显示,企业集团相比独立公司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而集团多元化则能通过分散成员企业财务风险和共享集团内部的知识溢出进一步提升成员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集团及其多元化对创新的影响均存在着所有制差异,尽管民营企业集团的创新能力不及国有企业集团,但其能通过多元化提升成员企业的创新能力,而显著强于国有企业集团多元化的相应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