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模式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根据价值增值和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两个维度定位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基于产业发展阶段和技术进步的生命周期特征视角,利用2000-2017年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分析技术创新模式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作用机理,并验证有效需求规模的调节作用。实证发现,技术创新模式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有效需求规模在技术创新模式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适用性技术创新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提出构建自主创新内生发展机制,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模式转换;建立产业内供需关联,改善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依据行业技术水平,制定差异化的技术创新策略等启示。     

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地位：一个文献综述视角

由于研究数据和方法选择的不同,已有关于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地位测算的文献研究结论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影响对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地位的准确判断。在“总出口增加值分解—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地位测算指标—测算数据来源”的分析框架下,梳理相关测算文献研判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地位。研究发现,已有文献在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地位演变趋势、制造业和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以及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等方面达成了基本一致的研究共识;在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具体大小、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研究分歧。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研究

基于WTO和OECD联合发布的附加值贸易数据,测算分析1995—2011年期间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结果显示:1995—200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变化,而2005—2011年呈现出倒L型的发展形态;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GVC参与程度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但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地位。中国制造产业内技术水平不同的各部门在不同的全球价值链驱动模式下呈现一种"错配"状态,即技术水平越高的制造业部门具有较高的全球参与度,但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很低;技术水平越低的制造业部门则呈现出较高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相对低的参与度。     

融入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

    中国制造业通过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快速发展,但是仍然依赖国外中间品与零部件的大量投入,被长期锁定在加工装配环节,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存在“虚高”现象。因此融入全球价值链与真实出口技术水平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究。论文采用WIOD2000—2014年连续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基于改进的国内增加值出口复杂度指标来度量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对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融入全球价值链是出口技术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人力资本和制造业缺乏有机结合,可能存在“资源竞争”。细分行业要素密集度分析,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随价值链嵌入程度提升,而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存在一定程度的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论文从“多极化”发展、有机结合人力资本、摆脱路径依赖几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制造业服务化、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本文在对2000—2014年42国制造业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技术创新,以检验其在上述影响中存在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从国家和行业层面对相关影响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与一国GVC分工地位之间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技术创新在制造业服务化影响一国GVC分工地位中存在非线性中介效应;技术创新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产生的中介作用存在异质性,在发达国家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其中介作用并不显著;技术创新在不同制造业的服务化影响中产生的中介作用也存在异质性,在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服务化影响中其中介作用最为明显。     

有效需求规模、双重需求结构与产业创新能力 ——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证据

摘要：在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企业的市场空间存在挤出效应,加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嵌入造成用户对国内产品需求的低端化趋势,导致以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本土产业部门缺乏足够的需求支撑,难以实现产业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本文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为背景,从开放经济视角扩展了有效需求规模的概念,并在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下分析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双重需求结构特征,认为有效需求规模不足和需求结构低端化是抑制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有效需求规模与产业创新能力存在严格的双向因果关系;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显示,需求结构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原因是本土企业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而无法起到激励自主研发的应有效果。因而,以突破需求因素制约为导向的政策措施是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的出路所在。     

进口贸易、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生产率进步

鉴于近年来中国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势头和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参与度的不断加深，重新审视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中国2000-2014年16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进口贸易、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生产率进步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研发溢出能够显著促进生产率进步，价值链嵌入与生产率之间则呈现“倒U型”关系，存在“低端锁定”效应；价值链嵌入的“低端锁定”效应集中体现在低技术行业，在中高技术行业并不明显，同时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进口贸易技术外溢效应也越大；价值链嵌入度是影响进口贸易研发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但呈现“正U型”，即随着价值链嵌入度的不断加深，国内制造业技术吸收能力得到提高，进口贸易研发溢出效应由负转正；相较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嵌入对从发达国家进口所获得技术外溢效应影响更为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产品通常包含更多技术含量，对技术吸收能力要求更高。     

中日韩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分工程度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中日韩三国制造业的贸易增加值和结构,并比较分析了三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分工程度。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韩国趋于稳定,日本下降趋势明显。中国中低和中高技术制造业在价值链中上游位置,高技术制造业参与价值链分工程度较高,但位置低于韩国和日本。日本各技术水平制造业都在价值链的中上游位置,但都有下降趋势。韩国各技术水平制造业参与价值链分工程度最高。出口中间产品的国外价值比重增加是中日韩三国全球参与价值链分工程度加深的重要原因。     

制造业数字化投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基于制造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制造业数字化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实现价值链攀升的重要途径。本文深入探讨了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利用WIOD数据库优化数字化投入测算,分别从制造业GVC地位指数、RCA指数及生产长度视角,实证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数字化投入显著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竞争优势与生产长度,并通过提升行业劳动生产率渠道发挥作用。对比各细化数字化投入,国内数字化投入的正效应显著大于国际;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数字化投入的正效应最显著,其次是信息技术服务及电信数字化投入。数字化投入对中低与中高知识密集度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显著正效应,对低知识密集度行业则不显著。因此,要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应着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字产业布局,实施针对性的数字赋能。     

信息化嵌入对中国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发展为切入点,探究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实证检验信息化嵌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信息化嵌入能显著推动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的提高,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实现;对制造业整体来说,信息化嵌入通过劳动力成本中介增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中的显性比较优势;信息化嵌入的影响及传导机制作用于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时具有显著差异,高技术制造业与信息化结合更好,技术创新和劳动力成本的中介效应显著,低技术制造业技术水平低、信息化结合能力弱,中介效应不显著。     

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转移、内部研发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研究——以中成药制造业为例

利用1995—2016年数据,采用层次回归模型,探讨中国中成药制造业的技术转移、内部研发能力影响其知识创新绩效、产品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中成药制造业国外技术引进与产业的知识创新绩效存在负向相关性,与产业的产品创新绩效存在正"U"型相关关系;中国中成药制造业国内技术购买与产业的知识创新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与产品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相关关系;中国中成药制造业内部研发能力对国内技术购买与技术创新绩效间的相关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对国外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绩效间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     

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产业结构的影响

研究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由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宏观区域三个维度对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产业结构及分工布局的关系展开理论机制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通过非线性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产业结构高度化的U型关系,进一步创新性的使用历史维度工具变量（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中国古代城市城墙数据）对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展开内生性检验识别,再运用门槛效应、中介效应模型对中心城市科技创新的结构变化点、产业分工布局影响机制进行探寻。研究发现：第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产业结构高度化呈现U型作用,当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3586项,会对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第二,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产业分工布局的专业化、相关多样化起到促进作用,对产业的无关多样化起到抑制作用,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资本、劳动力资源为主要路径对产业分工布局形成推动作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我国制造业技术含量提升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数据,分别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总体及16个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以及国内技术含量,并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有效促进国内技术含量提升,并且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内技术含量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产品效应、行业竞争效应以及大市场效应促进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国内自主研发和国外技术引进都可以促进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但国内自主研发对国内技术含量的作用要大于国外技术引进。从行业异质性来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高技术行业。     

服务化与先进制造业GVC升级：基于技术创新异质性视角

在对2000—2018年中国先进制造业服务化对先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两类不同的技术创新，以检验其在上述影响中存在效应的差异。研究发现，先进制造业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先进制造业服务化与模仿创新之间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先进制造业服务化与自主创新之间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知识资本投入在先进制造业服务化与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中均存在调节效应，对自主创新产生促进效果，但对模仿创新产生负向影响。为进一步推动服务化进程，政府应鼓励推动先进制造业及服务业中的互动融合，并健全市场配置和运行机制，增强先进制造业技术、产品和市场自主创新能力。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企业规模与创新

装备制造业在技术层面上决定了众多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而大企业又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本文利用1995—2008年我国装备制造业14个3位数产业的面板数据,分别考察了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产出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为:(1)R&D经费支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与企业规模之间表现为显著的倒U型关系;(2)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企业规模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以专利度量的创新产出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3)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产出之间表现为显著的倒U型关系;(4)不论是对技术创新投入还是产出,国有企业比重都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     

互补还是替代？——技术引进、自主创新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以2009—2017年中国涉农企业为样本，在测算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对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发现：（1）自主创新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2012年实施的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对涉农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技术引进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呈现非线性影响，存在以自主创新为门槛的倒“U”型门槛效应；（3）在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呈现互补效应，且互补效应在2012年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实施后变得更为显著；（4）国有涉农企业自主创新倒“U”的转折点大于非国有涉农企业自主创新倒“U”的转折点，能享受更多自主创新带来的红利，但国有企业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互补效应不显著；（5）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农企业自主创新倒“U”的转折点小于传统行业涉农企业自主创新倒“U”的转折点，自主创新为其带来的红利期较短，同时单纯技术引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农企业会带来负面影响。     

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产业高级化及多样化

研究运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时空修复理论、演化经济地理理论,从时间修复、空间修复两个视角由宏、中、微观三个维度对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产业高级化及多样化的关系展开理论构建及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非线性模型考察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产业高级化及多样化的U型关系,进一步创新性的使用历史维度工具变量（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中国古代城市城墙数据）对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展开内生性检验识别,再运用门槛效应、调节效应模型对中心城市科技创新的结构变化点作用机制进行探寻。研究发现：第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产业高级化与多样化发展呈现U型作用,说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的产业升级高级化与产业多样化发展起到先抑制再推动的作用关系,当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发展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1 442项,会对城市群产业高级化及多样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第二,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产业高级化及多样化的影响受到科学支出水平的约束限制,科学支出水平的提升能够进一步扩大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产业高级化与多样化的边际作用效果。     

海外并购整合、网络嵌入均衡与企业创新质量

基于2001-2016年的151起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样本，本文运用GLS实证回归模型检验海外并购创新过程中海外知识整合与创新质量的非线性关系，并对比提升国内创新质量与提升国际创新质量所对应的不同知识整合模式；结果发现：海外并购知识整合与并购后国内创新质量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与国际创新质量负相关；进一步考察网络嵌入均衡与产业时钟速度的调节作用，发现国内与国外创新网络嵌入均衡能够优化知识整合与创新质量的倒U型关系，且当国内网络依赖高于海外网络依赖时，网络嵌入均衡的优化作用更强；产业时钟速度快的行业，内外网络嵌入均衡的优化作用更强。本文首次基于创新网络的内外嵌入均衡视角，为中国企业突破海外并购知识整合过程中的“专利泡沫”与“创新假象”，提升对外投资质量走向世界创新中心提供了理论依据。     

全球价值链嵌入、开放式创新与资源型产业升级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中国资源型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向,而开放式创新水平直接关系到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与优化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开放式创新理论,文章以2002-2014年我国资源型产业中的12个行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开放式创新对资源型产业升级的直接影响及交互效应。通过运用Stata14.0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型产业升级呈“倒U型”影响作用;开放式创新是驱动资源型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而且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型产业升级的影响中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面对产能严重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的客观现实,并举开放式创新与适度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促进我国资源型产业优化升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实现提质增效具有同等重要意义。     

制度环境、知识资本与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提升

基于全球产业分工与贸易竞争的视角,在对制度环境、知识资本及其交互作用推动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提升进行理论分析基础上,选取全国制造业行业2001-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制度环境、知识资本及其交互项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除经济开放度对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复杂度提升作用不显著外,制度环境、知识资本显著影响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提升,制度环境能够正向调节知识资本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为此,将制度环境、知识资本等融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推动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提升具有重要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