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防“左”思想

把防“左”作为反倾向斗争的重点,是邓小平在新时期的重要思想之一。文章从他对“左”的表现及其危害的揭露、对“主要是防止‘左’的原因的分析、提出的防“左”基本原则三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的防“左”思想,阐明这一思想是我们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的有力武器。     

论邓小平的防“左”思想

把防“左”作为反倾向斗争的重点,是邓小平在新时期的重要思想之一。文章从他对“左”的表现及其危害的揭露、对“主要是防止‘左”’的原因的分析、提出的防“左”基本原则三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的防“左”思想,阐明这一思想是我们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的有力武器。     

新时期反倾向斗争的基本经验研究

文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 2 0多年来 ,我们党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的基本经验。其主要内容是 :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地反对错误倾向 ;坚持党内思想斗争的性质 ,坚持团结的目的 ;摒弃“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传统观念 ;坚持用“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和“不争论”的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 ;开展反倾向斗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文章认为 ,反对“左”、右两种倾向是我们党在自身建设和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极其严重地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错划为右派分子，作为敌我矛盾处理，把广大知识分子都划进“资产阶级”的范畴，打入了“另册”，这就直接地削弱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群众基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窒息了言路，助长了“左”的情绪发展，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危害。历史的经验值得汲取。     

反右派斗争与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原因探讨

反右派斗争是新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但反右派斗争与反右派运动扩大化是时间上有差别、性质也不同的两个概念。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基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对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偏激言论所做的必要反击;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则是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资产阶级一贯地“深恶痛绝”,以及对知识分子属性、地位、作用认识的偏差,没有科学地把握斗争之“度”,而导致的有严重失误的政治运动。     

反右派运动的策略与方式探讨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有严重失误的政治运动。导致扩大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当时：错误地实施了“引蛇出洞”的策略；错误地运用了群众政治运动的形式；不慎重地采取了支持大字报的态度；主观地定任务、分配右派分子指标；不恰当地、随意给人扣帽子等做法。反思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那段历史，找出当时实施策略与采取方式、方法等错误或不当的地方，以期引以为鉴戒，从中获取教益。     

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理论渊源、历史推进与实践样态

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铸就的伟大精神。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理论渊源。在百年斗争精神的历史推进中,分别形成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为代表的首创精神、“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为代表的奋斗精神、“改革开放”为代表的改革精神、“有腐必反,除恶务尽”为代表的反腐败精神。斗争精神的创新实践,提振了全党的斗争意识、斗争立场、斗争底线,增强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坚持人民至上的恒心、坚守党性修养的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关于伟大斗争的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毛泽东关于伟大斗争思想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协同影响的结果。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斗争思想一脉相承,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斗争精神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斗争实践的理论升华,也是毛泽东本人不懈奋斗精神品格的充分彰显。毛泽东对伟大斗争进行了深刻论述,科学回答了“谁来领导伟大斗争”,“为了谁、依靠谁进行伟大斗争”,“进行何种伟大斗争”,“怎样进行伟大斗争”等问题,形成了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伟大斗争思想。这一思想的当代启示有：坚持党的领导是取得伟大斗争胜利的根本前提;以人民为中心是取得伟大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抓好主要矛盾是取得伟大斗争胜利的关键环节;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取得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保障。     

邓小平反倾向斗争思想的基本特征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防止"左"右倾错误思潮的干扰,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进行,邓小平从中国实际状况出发,积极领导全党开展反倾向斗争。本文从六个方面揭示了邓小平反倾向斗争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左”反右思想刍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党内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提出了许多光辉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是: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必须反“左”反右;反“左”反右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要反“左”反右更要戒“左”戒右。在新时期,我们要不“左”不右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反“左“的宣言书——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扎记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是既反右而主要是反“左”的宣言书。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反映。在南方谈话的文本中 ,加快发展是主题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是强调的重点 ,既反右而主要是反“左”是关键所在     

建国初期反腐蚀斗争的回顾及其历史经验

建国初期开展的反腐蚀斗争，绝非偶然。它是我国在建国后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场以“三反”为内容的反腐蚀斗争，历经三个阶段，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回顾和总结这场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深入持久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是一个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党内反倾向斗争与党内和谐的互动

对党内反倾向斗争与党内和谐的互动关系和互动状态进行研究是个很有意义的新课题。从理论上看,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是实现党内和谐的重要手段,而党内和谐的政治生活局面也能够有效规避党内错误倾向的产生;从历史上看,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历程承载着党内和谐的构建历程;从实践上看,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基本经验实际上指明了现实中构建党内和谐的路径选择。     

试析“反经济全球化”现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反经济全球化”斗争现象也更加突出。目前这一斗争现象呈现出力量构成复杂、发源地和中心主要在西方等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观点繁多、组织松散、运动无序等特点。它对国际局势、社会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与“思想封闭症”

“思想封闭症”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疾病,是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错误的直接产物。反右派斗争中所运用的对敌斗争的策略,造成一些知识分子不愿讲真话;反右派斗争由思想教育转化为一场阶级斗争,造成一些知识分子不能讲真话;反右派斗争中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处理,造成一些知识分子不敢讲真话,从而导致“思想封闭症”的发生。“思想封闭症”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彻底清除。     

《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别论

《三国演义》所表现的“拥刘反曹”思想倾向，一直有人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冠以“封建正统思想”而加否定。其实，这种“拥刘反曹”的思想，是三国故事长期在民间流传与演进和《三国志演义》日臻完善的过程中，伴随着我国内部反抗民族压迫的抗暴御侮的斗争而逐步萌生、发展、形成和强化起来的，而且这种思想曾在这些伟大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不应全盘否定。     

新时代领导干部进行伟大斗争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斗争”,要求领导干部要积极投身伟大斗争。在奋力实现伟大梦想的征程中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阻力,面对层出不穷的风险挑战,必须进行伟大斗争。领导干部进行伟大斗争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迫切需要,是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重要方式,是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基本路径。新时代,奋战在各个岗位的领导干部应当具备“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在实践中学会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善于胜利。     

川南僰人反明斗争述略

有明一代,川南少数民族僰人（又称“都掌蛮”、“都掌人”）,为反抗明王朝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曾一再掀起声势浩大、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在我国少数民族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文拟依据史料,对川南地区的这场僰人反明斗争作一简要介绍。 先秦之时,在川南一带活动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僰人。《华阳国志》卷３《蜀志》曰：“僰道县在南安四百里,距郡百里,高后六年城之,治马湖江会,水通越 ,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又《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取其作马、僰僮。”张守节正义：“今益州南,戌州北,临大江,古…     

必须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

在林彪、“四人邦”横行时,他们打着“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号,只能反右,不准反“左”。谁反“左”,谁就被认为是反对革命,反“左”成了禁区,从而取消了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样一来,林彪、“四人邦”就更加疯狂地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为了肃清林彪、“四人邦”的流毒,有必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过来,恢复两条战线的斗争这个科学概念,彻底清算林彪、“四人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批判极左思潮,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前进。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基本经验之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历史冤案:反"改组派"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开展的大规模反“改组派”斗争,杀害了大批优秀党政干部、红军指战员和革命积极分子。这场在革命阵营内部开展的反“改组派”斗争是一起历史冤案,它也是直接导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