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巫仪式中的礼乐因素

本文通过音乐起源这一角度作为切入点,论证了古代的礼乐文化在巫仪式中的产生与运用情况,及供奉神的实物的礼物最终演变为儒家的理性的礼即礼乐的礼,与以娱乐神灵的歌舞两者最终结合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主流--礼乐文化.     

远古巫仪式中的礼乐因素

本文通过音乐起源这一角度作为切入点,论证了古代的礼乐文化在巫仪式中的产生与运用情况,及供奉神的实物的礼物最终演变为儒家的理性的礼即礼乐的礼,与以娱乐神灵的歌舞两者最终结合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主流———礼乐文化。     

从《左传》看中国古代"礼"的演变

《左传》作为我国先秦时期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礼乐文化资料，显示出当时礼乐文化所达到的卓越水平。随着春秋后期宗法关系的变化、政治秩序的衰朽，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本文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从礼的重要性、礼仪之辨、礼法之争、从礼乐到礼政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春秋后期“礼”的危机和演变。     

“礼”以致“和”,“乐”以成“和”——浅析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古代文化是礼乐文化。本文考察了“礼”和“乐”的具体内容,探寻了礼乐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礼乐的精神及其在中华文化中的深刻影响。     

从礼教手段到娱乐方式——“投壶礼”解析

投壶礼是古代上至天子下至士大夫燕饮之后娱乐宾客的一种重要的礼乐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投壶礼历经增损变迁至今仍被人们传承。本文从《礼记》和《大戴礼记》的《投壶》篇入手，探讨投壶礼产生的原因与发展变化。     

儒学的正统化与宗教神学化

孔子是一个伦理本位主义者,所以当他创立儒家学派时,便对古代的宗教与礼乐文化传统进行了一次革命性的改造,即将祀神祭祖的宗教礼乐变为施行伦理教化的手段,从而建立起以伦理本位主义为中心内容的儒家礼乐文化传统。孔子尊崇古代文化的传统,也尊重社会普遍的信仰,所以他虽不言“怪、力、乱、神”,却并不否认宗教。因此他所主张的礼乐教化思想实质上即是以传统文化(《诗》、《书》、《礼》、《乐》)为基础,以宗教礼乐为形式,而以伦理教化为内容的人文之学。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一个精深广博的思想体系,它包容了古代的宗教文化,但并没有让宗教文化代替它。也就     

论早期中国文化的演进

西周礼乐文化是儒家文化产生的土壤,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主流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西周礼乐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探索早期中国文化首先要梳理“三代”文化的根源。夏、商、周作为三代文化的代表,其文化包容连续性的发展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演进的基本方式,同时三代文化从“尊命”“尊神”“尊礼”的发展,也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古代文化从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的漫长演进历程。     

哲学视域中的诸子礼学——读陆建华《先秦诸子礼学》

礼学研究是近期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坊间涌现了大量以礼为题的专著,如谢谦《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杨华《先秦礼乐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勾承益《先秦礼学》（巴蜀书社2002年版）,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先秦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有虞氏与“乐”的渊源研究

在儒家六经之一的"乐经"的考亡过程中,发现有虞氏与古代"乐"的渊源颇深,对古代"礼"与"乐"的内涵深化起着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有虞氏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源头之一,又以其揖让之功,更成为礼乐教化的典范。对有虞氏世系与"乐"教的渊源由先到后一一审视之,则明有虞氏世系对礼乐教化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浅析西周礼乐制度的变迁及礼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礼乐制度始于西周。礼乐制度作为政权统治力的体现对维护统治、规范社会行为起到了巨大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礼乐制度也随之变迁,其未曾消亡的社会规范作用与礼文化的发展始终推动着社会的前进。文章在阐述礼乐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的基础上,指出了礼文化所表现的社会规范思想及礼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作用。     

儒家礼乐观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的基本理念是礼乐,以礼乐育人并以礼乐治国。儒家的礼乐观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概括,是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意义。     

Gu Qin Carries the Hope of Principle and Li Yue Signifies One＇s Morality --Some Opinions of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 Yue Culture

中国传统礼乐文化多注重研究音乐的外部联系,注重音乐文本理论的著述和研究,而较少涉及、深入到音乐的形态和本体及其内部人文精神,进行审美观照。古琴寄寓了儒家深刻的载道、明志与修身、养性的愿望和希冀。道家所唱之情,佛家所唱之性,儒家所唱之礼,使音乐沦为礼的附庸、政治的奴婢 失去独立的地位和自由发展的可能。在中国传统儒家礼乐文化中,音乐的作用和功能只是停留在了经世致用和比附道德,服务政治的层面和狭隘的范围之内,而真正能体现音乐怡情、畅神、审美的功用和价值,却因此而几乎消弭殆尽。礼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肢解了音乐本体,最终显现为无情之礼乐之道。     

琴声载道 礼乐象德——摭谈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礼乐文化多注重研究音乐的外部联系,注重音乐文本理论的著述和研究,而较少涉及、深入到音乐的形态和本体及其内部人文精神,进行审美观照。古琴寄寓了儒家深刻的载道、明志与修身、养性的愿望和希冀。道家所唱之情,佛家所唱之性,儒家所唱之礼,使音乐沦为礼的附庸、政治的奴婢,失去独立的地位和自由发展的可能。在中国传统儒家礼乐文化中,音乐的作用和功能只是停留在了经世致用和比附道德,服务政治的层面和狭隘的范围之内,而真正能体现音乐怡情、畅神、审美的功用和价值,却因此而几乎消弭殆尽。礼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肢解了音乐本体,最终显现为无情之礼乐之道。     

儒家礼乐文化精神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

“礼乐”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论语》提出的“和为贵”是礼乐文化的根本精神，也是儒家思想的普世价值所在。它要求并引导社会各个阶层按照礼乐文化的规范和模式来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达到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目的。当前我们党和国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的状态，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3个方面的基本内涵。显然，上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与我国古代礼乐文化的“贵和”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因此，我们在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中有必要以批判继承的态度从我国古代传统的礼乐文化中发掘可资借鉴的内容。     

论先秦乐与诗之关系

诗歌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最初诗、乐、舞三者紧密结合而不可分割，共同在礼乐制度下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为彰显古代“礼”的内涵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诗乐关系中，既有服务于礼的内在统一性，也有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各自的独立性。     

古代的“五礼”

中国古代的礼很有特色,古代宫廷的礼最能代表我国古代的礼仪组成,我们现在所说的礼,也大多是从宫廷的礼仪中研究出来的。礼的起源有各种说法,《礼记》称它为“体”,意即没有礼便不会成其人;《左传》说礼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白虎通义》则认为“乐以象天,礼以法地”;而《周子通书·礼乐篇》更认为“礼,理也”。不     

论儒家礼文化的特点及内涵

儒家礼文化主要是对五帝时代的社会礼文化的继承,儒家的礼乐文明使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步入了伦理社会。儒家礼文化的特点是“仁”、基础是“中庸之道”、主要内涵是“礼”和“乐”。宽容他人、尊重他人,为他人考虑,是儒家礼文化的基本规范和标准,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是儒家礼文化的最高追求。     

礼乐与中和文化观新探

礼乐与中和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本文力图对这个老问题给以重新审视。从根本上说,礼乐之精神是中和的文化精神,但是,礼与乐在与中和的关系上则呈现出一定的分野。“礼”之功能在致社会之“和”,而社会之“和”又有赖于致个体之“和”的成功,这恰为“乐”在礼乐文化结构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前提。“乐”之主要功能则在成“和”,它以“攻心为上”为策略,在礼乐文化中发挥着准宗教的作用,把“中和”精神刻写在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灵魂上,使之成为摆不脱、丢不掉的文化信仰     

礼乐文化的层次结构及其方法论意义

本文解读了巫祝文化、礼乐文化、儒学文化中的礼乐关系,认为礼乐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其逻辑主体具有结构层次性,礼、乐作为思想及制度思维的工具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由于处境的不同,从礼乐之间寻找接近真理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完整地把握礼乐文化对当下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周礼乐文化及其意义

西周礼乐化是中国早期化经过了巫术和宗教阶段以后出现的，体现着人理性精神的化形态，是化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礼乐化包括礼和乐两个方面，其中，礼是规范当时社会生活的首要原则，乐则是礼的实践的必要条件和重要补充，礼乐并重，为社会角色提供了完整和自律规范，这是礼乐化的主要特色，礼乐化的社会基础是西周实行的宗法制度和农村公社制度，同时，礼乐化也是为这种社会制度服务的。礼乐化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上方面。第一，礼乐化是中国早期化达到理性化水平的具体形态，并且具有鲜明的特色，第二，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继承了其基本精神，从而为中国化基本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