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上访视角下的乡镇政府治理——浙东A镇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浙东A镇农民上访事件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以农民上访为主要形式的乡村冲突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压力型体制”是乡镇政府失范继而导致乡村失序的根源所在。解构“压力型体制”，构建多中心的治理体系，是乡镇政府化解乡村冲突、重塑乡镇秩序的根本出路。     

乡村文化治理

本文从文化的重要性入手,提出乡村文化治理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的乡村文化,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困境,并且得出城乡二元经济政策正是造成乡村文化治理困境的根源。最后,结合我国现实,为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这有利于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促进农村的长远发展。     

协商与合作:农民集体行动的历史逻辑与演进

克服狭隘的个体理性,达成集体行动,是公共治理的关键所在。在乡村公共治理中,一方面存在着大量小而分散的公共治理问题;另一方面,政权力量从乡村的退出导致公共治理出现真空。因此,构建以政府为引导,农民为主体的多元主体、多元中心的协商合作治理模式是摆脱农村公共治理困境的关键所在。构建这种多主体、多中心的合作治理模式,引导农民协商、合作,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制度供给与引导的功能,积极挖掘、利用传统的农村协商合作文化。     

传统家训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和伦理观,对现代乡村治理有重要借鉴意义。现代乡村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传统家训的道德教化作用、净化家庭环境以及维护乡村秩序的效用。通过提高农民自身的道德素质,增强村民对家园的认同,节约社会治理成本,构建乡村伦理共同体,提高治理的绩效和层次,达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乡村治理中农民参与问题研究 ——以甘肃榆中县为中心的考察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参与性、积极性和自觉主动性,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通过对榆中县农民参与当地村委会换届选举、参与当地公共事务管理、当地村务公开情况以及农民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和当地农民意愿进行现状调查分析,找出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因素,认为要从农民自身参与意识、政府宣传、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改进,提高农民参与的程度,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与未来路向——基于社会资本嵌入鄂西W村实践的考察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而“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治理有效”要求的重要方式。以社会资本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提炼政党领导、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的分析框架，立足鄂西W村“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地方实践，研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与未来路向：发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为乡村社会资本再造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生成提供条件，即基层党组织是“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生成的领导者，乡村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关系网络分别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生成提供基本前提、治理规则、厘定治理主体与治理内容。未来促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质增效，需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与行动提升乡村社会信任，以产业发展为主要载体创建互惠规范，以产业发展为主要依托构建致密、健康的关系网络。     

乡村社区教育赋能新乡贤的价值实现

新乡贤是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乡村社区教育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二者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目标诉求一致、角色功能重合、工作协同互促，这为乡村社区教育赋能新乡贤提供了必然性和可行性。基于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各种困境，从提升新乡贤治理资源的供给效率、优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模式、改善新乡贤与其他治理主体关系等三个方面，研究乡村社区教育通过整合资源平台、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发挥组织协调作用等赋能新乡贤的价值实现，提升新乡贤的参治能力，为推动新乡贤更好服务乡村治理提供新的有益思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研究综述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下,学界对乡村治理的研究范式开启了由外部型“国家视角”向内源式“农民本位”的转换进程。回溯关于农民主体作用的相关议题,发现既有研究从理论、历史及现实三个维度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内涵作出了深刻阐述,基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农民主体作用之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从宏观制度供给、中观组织体系、微观主体资质三个层面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现实困境予以了明确,并针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回归构建了路径框架,为实现农民主体的“赋权增能”与“身心回归”,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实现“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遵循。     

征地拆迁领域灰色势力的行为特征与形成机理探析--基于对H新区的田野调查

灰色势力介入征地拆迁领域谋取经济利益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它同时也诱发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通过对H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灰色势力主要从基层政府治理、乡村自主治理以及工商资本主体三个层面介入征地拆迁领域。在征地拆迁的利益分配中，灰色势力行为呈现出强制性、隐匿性、依附性、渗透性及掠夺性等特征。基层政府治理机制不健全和乡村治理主体虚化为灰色势力介入征地拆迁领域提供了制度空间和行为空间，工商资本和经济利益密集输入到乡土社会为灰色势力逐利提供了必要的利益空间，农民集体行动困境则使灰色势力行为难以受到监督和惩罚，为其成长提供了社会空间。因此，应从完善基层政府治理，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规范征地拆迁程序以及强化农民自主监督等方面遏制灰色势力介入征地拆迁领域。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人力资本提升的教育困境审视与突围

农民作为乡村建设过程中的治理与受益主体,其自身人力资本缺失或水平低下,成为当前阻碍我国振兴乡村的最大难题之一.通过教育手段增强农民人力资本积累与提升,坚持走人才振兴引领乡村振兴道路,是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要加大农民教育投入、加强育农工作内涵建设、均衡城乡农民教育资源、构建开放多元的育农体系以及激发...     

乡村善治与和谐乡村——我国乡村治理目标选择与路径依赖

运用治理与善治理论方法,从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起点及演进逻辑出发,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角度,探讨我国乡村治理的目标选择和路径依赖,提出"乡村善治构建和谐乡村"的理论设想。     

乡土文学对乡村振兴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的地缘边界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被压缩,很多传统村落的地理空间演进为城乡结合部。乡村既失去了传统的史地样态,又难以融入城市的高发展节奏。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治理目标。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重振乡村精神和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学可提供助力:一是乡土文学可展现乡村特色,传承乡村精神;二是乡土文学可回溯乡村历史,构建乡村文化;三是乡土文学可深挖乡村典型,讲好乡村故事。     

农村税费改革和乡村治理

农村税费改革是为了解决农村家庭承包之后的乡村治理中出现的农民负担过重、干群矛盾激化等突出问题,中央在试点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它并不是单纯的"费改税"或减轻农民经济负担问题,于是,开始了旨在调整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关系的综合改革。它为乡村治理的改善提供了机遇,也引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把握机遇和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是进行县乡村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和统筹城乡发展,当务之急是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妥善化解乡村债务。     

精准扶贫视阈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部分农民思想道德领域呈现出诚信缺失、"等靠要"、以贫困户为荣等新变化,警示我们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时刻不能缺位。新时代应将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培育新型农民,为促进乡村振兴、打好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高度认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夯实农村经济基础,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物质保障;加强农村基层干部教育,发挥基层干部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激发农民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动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培育农民崇尚劳动光荣的优良品质;发挥隐形教育作用,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精准扶贫各项工作之中。     

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

治理是多元主体对乡村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协同共治的过程。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方式的协同性、治理内容的公共性、治理目标的综合性,最终目标就是全面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一要衡量现行政策与体制是不是使农民减负增收;二要衡量乡村社会的公平分配状况;三要衡量农民公共参与水平及其权威认同;四要分析乡村社会秩序是否满足村民安居乐业的要求。     

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行动逻辑和范式转换——基于云南省景东县“六八四”治理模式的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必须克服法治乡村建设中系统化体系化不足、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为了有效回应这些问题,实现法治乡村建设的目标,云南省景东县构建了“六八四”治理模式,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的有益探索。该模式的生成机理是制度构建需要适应乡村结构性变化、基层治权下沉的客观现实,注重治理资源的资源整合、多元治理主体法治价值观的融合;该模式的制度架构是围绕法治队伍建设、改进法治宣传方式、构建“梯级”式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以嵌入“法治动力超市”为激励平台,实现了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为法治乡村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民的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7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农民的政治参与是乡村有效治理的前提。本研究聚焦于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农民媒介使用等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通过对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7数据中4328个乡村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报纸、电视的使用对农民政治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互联网使用却呈显著的负向影响。本研究认为,可通过充分宣传以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引导农民合理使用互联网、构建互联网政治参与渠道、加强互联网平台监管等方式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     

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实践体系探析

乡村治理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乡村治理问题的核心是基层农民的组织体系及其控制模式的建构问题。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实践体系是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乡村治理问题的历史延续,他把乡里体制、保甲制度同乡规民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集政治、军事、教育诸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社区共同体,形成了一套较前人更完备的农村基层控制体系。从思想倾向来看,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同民本思想和王权专制主义相结合的复杂混合体;从实践特性来看,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措施具有宽猛相济、恩威并用的特点,地方官僚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主导地位,广大农民则是被控制的对象;从阶级立场来看,王阳明作为官僚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关于乡村治理问题的思想与实践旨在维护岌岌可危的明朝专制统治,因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实践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与启示。     

从现代性质疑角度看我国乡村现代性的构建

已经历现代性洗礼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质疑现代性,这为正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我国乡村提供了前车之鉴。西方现当代对现代性所追求的主体性、同一性和消费主义的种种质疑,体现了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我国乡村现代性的构建应该突破这些局限,建设和谐乡村,保持乡村特色,引导农民追求和向往非物质化生存状态,以收获更具可持续发展意义的现代性。     

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理论逻辑及其治理路径

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是现代农业发展中乡村人才振兴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将大力提升乡村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和综合业务水平。我国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但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还面临诸多困境。文章以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的价值意蕴和理论逻辑为支撑点,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分析背景,以解决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面临的困境为出发点,从做好顶层设计、积极营造工作氛围、构建培育框架体系、健全评价与激励机制等四方面梳理了职业教育赋能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