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归义军时期的内宅司探析

晚唐归义军时期所设内宅司是一个比较庞杂的机构。它的长官一般由节度押衙或都头兼知,下设宅官、判官,其职能类似于总务机构。它负责着归义军节度使私有产业的管理,如牧群、碾硅、衙内财产等,还负责着节度使府衙内的内务,如从事府衙内的杂役、日常维护与防卫等,有时还兼管着与娱乐有关的乐营。因此内宅司在归义军政权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机构。本文对敦煌归义军时期的内宅司的设置和职能进行了探析。     

归义军时期敦煌的营田及其管理系统

归义军政权是晚唐五代宋初的一个特殊藩镇。它与其他藩镇一样,也设有“营田使”及其管理系统。归义军的营田使也由节度使例兼,并由中原王朝授予,但其主掌的营田既不是“营田务”之营田,也并非边境屯田,而主要是指经营土地,即境内土地的分配、授予、请射、对换等。除了归义军节度使例兼“营田使”之职外,其下各州还有具体管理营田的官员——“都营田”或“营田使”及其具体的主事者——“营田”。     

关于法藏敦煌藏文文书P.t.1097《官府支出粮食清册》 的几个问题

法藏敦煌藏文文书P.t.1097《官府支出粮食清册》应该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当地官府支出粮食等物品的账目记录清单,文书中记载的职官押衙(am va gav)、长史(jang shi,亦可译为长使)、人名ya ya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文书中已出现,并非只是在归义军时期才出现的职官,不能据此将该文书定为归义军时期文书。     

再析P.2945书仪的年代与曹氏归义军通使中原

归义军政权在张氏和曹氏统治时期 ,始终谋求中原王朝对其的承认和支持。敦煌书仪中保存着大量归义军官员迎接、参见、谢贺、宴请唐朝和五代中原王朝来使的仪目和口头用语 ,并有不少反映当时具体事件的真实信函。但是学者们对一些书仪或信件本身的年代、主属看法不一 ,由此影响到归义军与中原王朝来往的事实。本文试图通过P 2 945书仪形式和内容的再辨析 ,重新探讨这件书仪所反映的曹氏归义军遣使中原的年代史实以及灵武节度使的作用     

敦煌石窟的中心佛坛窟

本文对敦煌石窟的中心佛坛窟进行了调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内容对莫高窟各个时期中心佛坛窟坛上塑像反映的主题进行探讨.认为归义军时期的中心佛坛窟在规模、造像特征以及洞窟主题等方面与前代不同,归义军节度使与世家大族在修建中心佛坛窟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晚唐五代敦煌康氏家族与归义军瓜州刺史康秀华考

晚唐五代敦煌康氏家族是敦煌粟特人中势力很强的胡人,他们是唐敦煌从化乡的主体,从石城镇迁徙而来,成为敦煌的豪族,从事商业手工业经营,同时还在吐蕃及归义军政权中担任各种官职,亦官亦商是他们从政的基本特点,敦煌文书中留下了他们很多丰富的记载。康秀华就是他们中的代表,吐蕃统治时期出任吐蕃部落使,并经营胡粉等高级奢侈品生意,归义军时期出任归义军使衙判官,最后升迁为瓜州刺史。     

旧义军时期敦煌文献中的太子

作者对归义军时期敦煌各类文书中所记“太子”或与之相关人物事件的考察,指出太子一部分是于阗太子从德等人,另一部分是归义军曹氏府主太子。     

晚唐归义军人员任职凉州考

自咸通四年(863)至唐朝灭亡,曾有多位归义军人员在凉州任职。通过考察归义军任职凉州人员的具体情况,证明归义军人员任职凉州是唐政府为了解决凉州节度"僻在穷荒,官员多缺"而采取的特殊举措。     

1948年阿根廷铁路国有化原因探析

庇隆时期阿根廷工人阶级对铁路国有化的期待、阿根廷民族主义者及激进党对庇隆执政初期铁路政策的反对和20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对用英镑结余购买英资铁路的坚持,是1948年阿根廷外资铁路国有化实现的三个主要推动因素。因此,1948年铁路国有化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民族主义影响下的事件,同时也是阿根廷国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只有认识到这点,才能对庇隆经济政策给予客观、准确的评价。     

归义军时期敦煌文献中的太子

作者对归义军时期敦煌各类文书中所记"太子"或与之相关人物事件的考察,指出太子一部分是于阗太子从德等人,另一部分是归义军曹氏府主太子.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军事、畜牧业职官二题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在各地设立了扎论(dgra blon)之职,为军事官员,有不同级别,在汉文文书中被称为防城使,可能源于吐蕃本部,系吐蕃特有职官.吐蕃在河陇西域各地还设有上部、下部牧地大管理长(stod smad kyi phyug mavi gzhis pon chen po)、畜产大管理官(byang vtsho ched po)、副牧地管理长(gzhigs pon vog pon)、畜产小管理官(byung vtsho chung)等畜牧业官员,源自吐蕃本部,其中牧地管理长(gzhis pon)在汉文文书中被称为草宅使.归义军畜牧业职官受吐蕃影响甚深.     

论归义军时期敦煌道教斋文的演变

敦煌遗书有一批归义军时期的道教斋文,受佛教斋文和当地民俗的影响,这些斋文的文体形态和内容与当时中原地区的传统道教斋醮文书迥异。归义军时期的道教斋文充分展现了以生命关怀、伦理道德和祈禳信仰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内涵,揭示了道教文化在敦煌社会生活传播领域的另类生存状态。究其根本,归义军时期道教斋文的演变是宗教文化之间以及宗教与世俗文化之间依附共生的结果。     

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果为粟特后裔吗——与荣新江、冯培红先生商榷

荣新江、冯培红先生于《历史研究》2001年1期同时刊出大作,均认为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这一结论有商榷的必要.考之史籍早在秦汉之际中原曹姓就已入居敦煌,其子孙又在河西一带枝叶分布.据《曹通神道碑》等,唐初谯郡曹通家族又因官居于瓜州,且屡立军功,荫及子孙,遂成为瓜沙颇为显赫的大族.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很可能为其族属.此外从归义军曹氏之婚姻关系、曹氏统治时期粟特后裔的地位及其影响等分析,都无法证明曹氏为粟特后裔.莫高窟一些洞窟中绘有曹议金的大幅供养画像和题记,画面上曹议金丝毫没有胡人相貌特征,完全为汉族面貌.     

唐五代时期敦煌城外园宅地的空间布局

居民的住宅空间布局问题,是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敦煌文书和壁画,结合传世史籍,对唐五代敦煌百姓城外园宅地的空间布局进行了复原,揭示出百姓所拥有土地规模的大小是影响园宅地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唐前期均田制下因地块普遍较小且分散而为管理土地方便所修建的简易房舍,以及吐蕃、归义军时期,随着土地兼并与买卖的盛行,庄园式宅院的出现,皆是明证。而在一定的土地(或生产)规模下,敦煌百姓再依照地理环境、生产需要以及个人喜好等因素,进行具体的宅院布局。如吐蕃时期的两院式以及一院式,归义军时期的"前厅后舍"式。     

浅述日本在伪满洲国时期的劳动统制政策

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后,最具代表性的侵略就是劳动统制政策。其演变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劳动政策的形成期、战时劳动统制的展开期和战时劳动力动员全面强化即劳务新体制时期。研究日本在伪满洲国时期的劳动统制政策,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日本的侵略给我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归义军时期敦煌县诸乡置废申论

归义军政权建立伊始,即恢复敦煌等十乡,取消悬泉、寿昌、从化三乡,新建赤心乡,形成十一乡建制,持续到张承奉时代。曹氏归义军初期,沿袭十一乡建制规模。到十世纪三十年代,归义军势力趋于鼎盛,建立通颊乡。但退浑是否设乡？尚缺乏直接材料。到曹元忠时期,则又反省通颊、玉关二乡,成十多建制,直到归义军政权覆灭。     

论晚清时期的华侨教育

晚清时期华侨教育的发展分3个时期:19世纪70年代以前为华侨自发办学时期,该时期清廷在华侨教育上毫无政策可言;19世纪70年代起到19世纪末为部分清廷官员推进华侨教育的发展时期,该时期清政府的侨务政策发生缓慢变化,对华侨教育问题也渐渐重视起来;20世纪初至清末为华侨自觉创设新式华侨学校的华侨教育大发展时期,该时期清政府采取鼓励国内教员到海外任教、设劝学所、派视学员、制定华侨学堂规则、创立暨南学堂、推行“新政“广揽华侨人才等措施,使得华侨教育出现第一次兴学高潮.尽管晚清时期,清政府是在其思想、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利益驱动下才采取措施推进了华侨教育的,但是从客观上讲,这对华侨教育政策的转变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澳大利亚对华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只有二百年的历史,其人口的98％以上是欧洲人,这是它长期实施“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Policy)的结果。虽然该词在澳大利亚官方文件中从未出现过,但作为一种实际使用的政策却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白澳政策”的内涵是限制非欧洲人(主要是以华人为首的亚洲人)移居澳大利亚,以保持澳大利亚的“白色”种族特征。“白澳政策”的缘起、发展、解体和终结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澳大利亚对华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自由时期(1855年以前)、限制时期(1855—1900年)、禁止时期(1901—1958年)、甄选时期(1958—1973年)和平等时期(1973年以后)。     

归义军押衙兼知他官略考

归义军政权中，押衙可充任宰相、大内支度使、鸿胪卿、都虞侯、都兵马使、都押衙、镇遏使、都牢城使、游奕使、节院使、都头、将头、归义军诸司押行（直司、水司、羊司、肉司、酒司、宴设司、柴场司、军资库司、内宅司）、孔目官、州学博士、画匠（绘画手）、县令、乡官（耆寿）、都指挥使、玉门军使等官，押衙在归义军的军政、民事、外交、文化、宗教等方面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主要职责覆盖了归义军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因此，押衙是归义军职官系统的核心和基础。     

威廉·庇特

威廉·庇特(1759—1806年)是英国近代著名政治家。他不仅在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时期两次出任首相,推行一系列的重要改革,在海峡对岸点燃法国大革命烈火的时候,他又组织并领导了三次“反法联盟”,在英国及欧洲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