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关于死刑问题的基本观点

作为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的死刑观是对毛泽东同志死刑观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从四个方面概括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死刑问题的论述。这应当说基本上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死刑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涉及到了死刑存废、死刑价值、死刑适用等各个方面,是我国死刑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我国死刑立法的思想武器。     

论死刑司法限制中的法官理念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更新死刑观念已成为死刑制度改革绕不过的问题,也是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难点问题。崇尚死刑报应和迷信死刑威慑力的观念根深蒂固,阻碍着死刑观念的提升和现代化。死刑观的转变法官首当其冲。法官适应限制死刑的新理念的内涵应当包括：严格把握死刑适用标准;重新审视死刑案件公开审判的重要性;适应死刑复核案件裁判方式的改革,确立新型死刑复核的新理念;严格把握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树立死刑新理念在实践中遇到了人为的死刑束缚和体制内的羁绊,主要有三种错误观念：人为干扰,导致死刑的案外标准;漠视程序正义价值;司法中对死刑的依赖。法官死刑观念的更新直至定型化和成熟化,将有力推动我国死刑制度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感性执着中的理性超脱——论被害方态度与死刑适用

在死刑案件裁量中,被害方态度应否作为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的因素予以考量,理论界对此存在分歧。被害方态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可以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被害方谅解的态度对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独立性,被害方要求严惩的态度对死刑的适用影响具有依附性。被害方态度常与民意、被害人过错一起作为三种常见而又较为特殊的因素影响着死刑适用,法官应综合运用基准刑量刑方法与传统的一次性量刑方法进行量刑。     

关于我国死刑现状的思考

本文首先介绍了学术界关于死刑存废的主要观点及我国死刑的观状。然后论述我国应当保存死刑并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最后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中的死刑问题进行了评述并提出几点建议。     

论中国死刑适用标准及立法修正

中国目前的死刑适用标准还存在着诸多明显的不足之处,应将其与国际死刑适用标准相比较,根据中国的国情借鉴其可取之处,探索确定死刑适用标准的原则,根据该原则审视中国刑法规定之不足,对中国死刑立法进行修正,这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公民之福祉.     

论金融诈骗罪中的死刑

我国刑法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不适用死刑、有选择的适用死刑和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三个阶段。在我国,当前死刑存在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应逐渐限制并在将来废除是刑法学者的共识。对金融诈骗罪的死刑问题有废除论和保留论两种观点。对金融诈骗罪适用死刑,既不利于刑罚的报应功能的实现,也不能预防、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发生,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取消金融诈骗罪的死刑规定。     

论金融诈骗罪中的死刑

我国刑法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不适用死刑、有选择的适用死刑和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三个阶段.在我国,当前死刑存在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应逐渐限制并在将来废除是刑法学者的共识.对金融诈骗罪的死刑问题有废除论和保留论两种观点.对金融诈骗罪适用死刑,既不利于刑罚的报应功能的实现,也不能预防、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发生,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取消金融诈骗罪的死刑规定.     

论集资诈骗罪死刑制度的实质性改革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取消包括集资诈骗罪在内的九个死刑罪名,这一立法模式延续了《刑法修正案八》废除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的趋势,对于合理社会构建、加快我国金融改革步伐和法制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从罪质、舆情民意、体制缺陷来说,集资诈骗罪均不具备继续适用死刑的条件,废除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对于保障人权,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正当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未来我国的死刑改革,一要继续保持成批废除死刑罪名的步伐;二要对刑法第四十八条死刑的适用条件进行具体细化;三要积极探索死刑替代性措施的增设和运用。     

美国被害人经济赔偿制度对我国死刑适用的启示

美国与中国一样是保留死刑的大国之一,但其一直从宪法和司法层面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美国的死刑司法控制手段中,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和诉讼后均能获得经济赔偿,这种被告人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和国家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共同构成的对被害人保护的多元化方式符合国际趋势。美国多元化经济赔偿制度对死刑的量刑产生一定的影响,其对完善我国死刑适用理论具有启示作用。     

论死刑限制的刑罚哲学根据——兼论经济犯罪死刑的废除

中国刑法中现在还存在死刑。废除死刑是国际发展趋势。讨论死刑适用与存废问题,应该从刑罚哲学的角度加以探讨,才能把握问题的方向和本质,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刑罚的哲学根据,按照通说有报应论和功利论。从康德和黑格尔的报应论来看,死刑只能用于罪大恶极的暴力犯罪,适用死刑是出于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于经济犯罪适用死刑贬低了生命的价值。从古典功利论发展出的刑罚个别预防论也提出了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的主张。为此,以刑罚的哲学根据为视角,得出经济犯罪处死刑缺乏正当性基础的结论。     

论我国刑罚结构之应然选择——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的分析

受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和民众传统报应情感的影响,中国现行刑罚结构属于典型的重刑刑罚结构。而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对刑罚功能的反思,刑罚结构趋轻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刑法改革的方向。以死刑和自由刑为主导地位的重刑结构的中国刑法受到了质疑,应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大幅度地削减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提高罚金刑的地位和增设轻刑刑种等方面对刑罚的设置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论现行刑罚结构的立法完善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权意识的增强和刑罚人道性的认同,世界各国刑罚结构趋轻化的改革已成为主流。我国刑罚结构是以死刑和监禁刑为主导的重刑刑罚结构,这妨碍了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减少死刑、完善自由刑、提高罚金刑地位和增设相关刑种应是我国刑罚结构完善的方向。     

论死刑限制背景下死缓制度的完善

死缓,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我国独创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在当前我国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下．对死刑的司法控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也还存在法理观念不清、解读标准不统一、司法实践中被滥用、制度本身存在缺陷等问题。为此,需要从明确规定死缓的适用条件、将死缓期间“故意犯罪”概念具体化、增设死缓为新刑种等方面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死缓制度。     

试论我国“死缓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现实价值

死缓制度是我国的独创,它的理论基础是辩证的哲学理论和慎杀、少杀甚至不杀、防止错杀的刑事政策和刑罚观念.其有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发展和丰富刑事法学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附带民事赔偿对量刑影响的法理分析

一则题为《广东东莞尝试赔钱减刑抢劫犯赔5万获轻判死缓》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法院根据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民事损失的情况而酌情轻判的质疑和争论。附带民事赔偿是犯罪人对其犯罪行为所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刑法理论把犯罪人赔偿民事损失的情况界定为犯罪后的一种态度,属于酌定量刑情节之一。基于相关司法解释和刑事政策,法院根据犯罪人附带民事赔偿的情况作为其悔罪的一种事实情节而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已成为普遍的司法实践。附带民事赔偿引入量刑环节,既有积极作用,也有其消极影响。为使法律适用更具权威和防止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可以将附带民事赔偿确定为法定量刑情节之一,并设置相应的程序条件予以控制。     

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适用实证研究——以二次量刑理论为视角

从实证角度出发,将72例故意杀人罪死刑案件作为样本,研究了故意杀人罪死刑案件适用的现状、现存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大量数据,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情节在决定死刑案件是否适用死刑、死刑是否立即执行时的不同作用。根据这些发现,可以借鉴二次量刑的方法,规范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适用标准,尽可能提高司法的明确性,以呼唤死刑适用更大程度上向规范层面的回归。     

死刑执行救济程序研究

死刑执行救济程序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途径之一。我国的死刑执行救济需要在《刑法》中增设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有权请求赦免或减刑的条款,赋予救济的实体依据;《刑事诉讼法》中明确死刑执行救济的决定权主体和适用对象,明确特赦和减刑理由及其程序,明确死刑判决生效到执行之间适当的时间间隔。     

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看现今死刑的保留

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在我国现阶段保留死刑的合理性和应然性,并希望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研究,能对现代的刑罚体系构建有一些裨益。     

论中国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

在刑事司法中强化人权保障,可以切实贯彻刑法立法所确立的人权保障精神,促进刑法立法不断完善其保障人权的举措。为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贯彻人权保障原则,在宏观上应当树立人权保障理念,遵循和谐统一司法、公正严肃司法的原则,协调好“严打”政策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借鉴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合理内核;在具体刑事司法活动中,应当严格依法进行司法解释,慎重适用死刑,将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合理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正确运用量刑情节;在刑罚执行中应当贯彻人道主义原则,积极稳妥地开展社区矫正,文明地执行死刑。     

浅析我国死刑审判程序相关制度的完善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意义重大,但死刑审判程序的一些相关制度仍存在不足之处,为便于死刑案件的审理,贯彻“少杀、慎杀”的政策,充分保障人权,必须对相关制度予以完善。包括将死刑案件被告人集中关押、扩充死刑案件审判合议庭、实行合议庭的绝对通过原则、完善死刑案件的二审及复核程序的审理期限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