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传播的理论溯源、建构模式与现实考察

认知传播概念以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传播学,是应时代发展而提出.就“认知传播”这一全新研究范式而言,首要任务是明确其理论溯源;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关于“认知”思想的梳理,到德国哲学中关于传媒与认知关系的探讨,再到认知传播的神经基础,这既是认知传播的理论溯源,也是一种身份自觉;继而探讨认知传播的模式建构,回归到认知传播的核心——意义共享与互动关系;提出认知传播是具有现实属性的创新之举,其具有感知特性、注意特性以及记忆特性,在“互联网+”战略发展的今天,虚拟交互更是凸显关于“意识认知”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也是提升华人传播学研究影响力的有效路径之一.     

基于“双重起源”再探新闻传播中的框架理论

新闻框架作为新闻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不仅能够影响受众对新闻事件的认知、态度和判断,也是媒体机构进行舆论引导的重要手段。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框架研究成为了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不少传播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然而,随着新闻框架研究的不断增加,新闻框架的概念却变的越来越模糊。其结果使得新闻框架效应无法与其他说服效果相区分,丧失了其理论特色。厘清新闻框架的理论起源,坚持以“一般框架”为研究导向,是明确新闻框架的概念,推动新闻传播中框架理论发展的基本前提。     

传播学视角下对批判学派的研究——评《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

《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是针对传播学理论进行研究的书籍,该书主要内容包括传播的类型、传播模式、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材料和内容、受众、传播效果、传播的应用、媒介法规与伦理、传播学主要流派以及传播学研究方法该书筛选并收录了新出现的关键概念;力图在解释中尽可能涵盖相关概念的不同维度,同时兼顾释义的简约性,保持辞书的风格;加强互文参阅的“网络性”,帮助读者构建传播学的总体框架,并将“附录”中的书目进行了分类,使得读者可以以本书为原点延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当中。     

哪些传播理论是国际传播学界的“宠儿”

传播学术研究离不开传播理论,因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传播经验中的‘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国内的传播学研究者无不深谙此理。只要在学术期刊数据库以“传播学解读”或“传播学分析”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跃入眼帘的成百上千篇传播学研究论文的共同特点,就是借助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当下的媒介现象。那么,国际传播学界最“偏爱”哪种传播理论呢？最近,这个问题有了最新的回答。     

论固定报道框架下的新闻价值偏差

媒介通过对现实的认知来塑造新闻中的事实,媒介的认知活动并非无序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固定的模式,这种固定模式在新闻报道中体现为新闻框架,媒介就是根据框架来搭建事实的逻辑顺序。反映事实的整体性。框架理论起源于心理学中的基模概念,著名加拿大传播学者高夫曼认为“框架意指人们用以解释外在真实世界的心理基本模式,是人们认知、了解以及界定行事经验的基础。”     

认知传播学的研究路径与发展策略

认知传播学以“认知”作为新的理论框架与方法工具,是近年来传播学科进行内部自我反思所诞生的重要议题.由于认知科学多样化理论脉络之影响,不同传播研究者在引介过程中依据其各自偏向,呈现出结构交叠的知识背景.从认知传播学目前的对话进展来看,主要已形成本土化、交叉化、细分化、实验室以及科学化五大进入路径.考量认知传播学未来建设,需要厘清如何继承与拓展传播学在认知研究方面的前期优势,并通过为其他学科提供呼应支持,提升在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被容纳程度;同时,也应当重新检视认知科学为学科理论框架建构带来的挑战.除此之外,认知传播的平台建设与科技层面实践亦是后续不容忽视的基础面向.     

对构建“传播中心理论”的再思考

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关于构建“传播中心理论”的争论曾引起诸多著名传播学者的关注,也影响了对传播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认知.所谓“传播中心理论”是指统摄传播的所有过程,将传播现象进行普遍意义上归纳和揭示的传播理论.文章对其产生的历史进行溯源,指出构建“传播中心理论”的难处即范式的不同,在分析传播理论缺乏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传播中心理论”存在的问题,认为这是传播领域研究逐渐地“内眷化”和“窄化”的表现.     

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原点:由行业生发而来的学科

编辑出版学是由编辑出版行业生发而来的学科,回归到这一原点才能很好地回答“编辑的概念”、“孔子是编辑家吗”、“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如何”等争议已久的理论问题.编辑出版学应该在传播学的框架下开展理论研究,借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开展问题研究,伴随行业发展开展实践研究.     

作为新闻的框架：从贝特森到梵·迪克

框架理论在近些年越来越受到大众传播学研究者的关注,但把框架和议程设置混为一谈的现象相当普遍。考察概念、理论以及应用三个层面,可以看出框架理论是一个远比＂第二层面的议程设置＂更为庞杂而丰富的理论,不应把它矮化成只是从属于议程设置的一个子系统。     

论理论读者学

确定读者和阅读范畴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框架中的核心位置,对于纠正图书馆学的客观主义倾向具有积极作用。这一任务只有理论读者学可以完成。理论读者学的建立,要吸纳心理学、学习理论、传播学等对主体和阅读研究的成果、方法,总结情报学和网络技术中主体认知规律的运用经验,从而建立把阅读作为存在、命题和核心范畴的理论研究体系。参考文献22。     

传播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建立可靠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文化问题都不同程度关联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现象学、解释学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几种有影响的主体哲学通过社会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内在地决定了传播理论的框架和体系 ,因而 ,反思主体哲学根基的弊端 ,超越人类中心论思维的局限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客体的协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当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及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共同心智及社会知识型理论都提出了结构重于主体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而且对传播理论研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网络传播中的交往成本

网络传播以其实时性、非同步性、高速性、交互性、超文本、多媒体等特征将人类的信息交往成本迅速降低,且正在深刻的改变着社会的形态、经济的增长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然而,当前的网络传播学在研究网络传播中的交往成本时只停留在技术的层面,而忽视了人的因素——传播学的一个最根本的命题,也就不能就当前网络传播学的许多重大问题尤其是网络文化、网络传播制度与规制等问题作出令人满意地解释。但仅仅依靠经验的推理或传播学理论的演绎,要深入到“交往成本”概念的核心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弥补这一缺陷提供了新的视角。     

再议认知传播学的体认观

20世纪的社科研究主要经历了两大对立思潮“科学主义vs人本主义”,美国乃至全球的传播学也存在这两大对立阵营“经验学派vs批判学派”.这一对立也与雷柯夫和约翰逊所区分的“第一代认知科学vs第二代认知科学”相对应,从而学界出现了对“认知”的两种不同解读.我们在整合这两大学派(或两大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体认观”,且以其为基本原则来建构“认知传播学”.人类的思维、语言、传播之中既有“体”,也有“认”,前者提供“经验事实、数据分析”,后者体现“理论思辨、价值判断”.这两者也对应于政论文中两大要素“论点、论据”:理论思辨(认)产生论点;数据实证(体)提供论据.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将为认知传播学提供一条切实可行之道,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可靠的实践意义.     

西方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体系的构建——基于2015年《经济学人》中国专栏报道框架的分析

“框架”的概念来自于人类学家贝特森,①后被引入大众传播研究中.传播学家塔库曼提出“作为框架的新闻”,而我国学者周琳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新闻报道框架的“梯次模型”,②将新闻报道框架归结为一种报道价值取向,通过梯级议题框架建构展现出来,梯次由低到高排列,依次为修辞框架、话语框架、议题框架及价值框架.     

新媒介语境下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路径重构——基于认知传播理论体系之探讨北大核心

认知传播跨越认知科学和传播学两大学科的知识系统,其理论建基于两大学科知识结构关系的耦合处,这种耦合体现于传播学在社会实践经验方面与认知科学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中关注对象即主体人的心智活动这一交汇处,带来了当前传播学研究的"认知转向"以及认知科学研究的"传媒语境化"考量。当前广播电视研究面临现实层面和理论层面双重变革,认知传播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方法路径,以本体理论、内部关系理论和外部关系理论三大框架予以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整合视野,推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从传统偏重形而上转而突出广播电视本体的专业化分析,拓展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科学化空间。     

移动智能终端的范式转换与时空重塑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新的媒介环境中,手机已不仅仅是一个通信工具,它打开了一个通往新世界的大门,重新塑造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时空关系. 移动范式的崛起 “范式”这个概念最初是被用于社会理论的阐述,后来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被用来分析科学理论发展模式,库恩虽没有对“范式”下一个很明确的定义,但是范式常被用来作为“一套理论和方法的框架”或者“模型或模式”而被学界认可,它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认知框架,对于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与交互都有深刻的影响,我们依据不同的“范式”提供的认知框架来完成个体社会关系的构建以及人际互动.李明伟在其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中论证了技术研究学派成为传播学研究中一个合法研究范式而存在,于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学术研究一般被归为技术范式下的媒介研究.     

“西学东渐”后的理论衍变——对中国“议题设置”理论研究（1986-2008年）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中国期刊网上收录的1986年到2008年涉及“议题设置”理论的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试图细致描绘“议题设置”这一由西方舶来的传播学重要理论在中国的衍变轨迹。研究发现,“议题设置”理论被引入了中国后,一方面对中国学者如何认识媒体的社会角色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学术话语又使得“议题设置”理论在理论内涵、研究方法和适用范围上均发生了契合现实的实用性衍变,而这一衍变过程折射出的正是中国传播学研究以及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实践场景。     

从传统智慧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中国式“言-行”双轨传播观

西方主流传播学基于专业原则,将传播认知逐渐固化为一种“专业传播观”：传播专指传播主体通过诉诸媒介、符号来分享或交流信息的专门性活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言-行”传受智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传播实践,滋养、印证了一种发源于中国智慧、根植于中国经验的“双轨传播观”：在“言-行”双轨框架下,一方面基于专业原则坚决通过诉诸媒介和符号“以言语说话”,另一方面基于崇实精神通过诉诸行为和事实“以事实说话”。从“专业传播观”到“双轨传播观”的转向,具有一定程度的“重构传播学想象力”意义。     

“本土化”破产后传播学的进路

按学界的共识,中国传播学研究肇始于1982年施拉姆访华.施拉姆给当时的新闻研究界带来了具有启蒙意义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但是,师承美国传播学的中国传播学带有先天的不足. 从传播学理论“本土化”到传播学科危机 1.“本土化”由来已久.据孙旭培教授梳理,1994年前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对美国传播学理论“译介-研究-自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传播学理论“本土化”的问题被提出.1994年《新闻研究资料》更名《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便发布了“讨论传播研究中国化”的启事,“本土化”开始了系统性思考.同期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新闻学的学科建制.新闻学有容纳其他社会科学的宏愿,而传播研究被认为是其实现宏愿的路径.在此背景下,传播研究面临两个议题:“为新闻学服务”和“传播学理论本土化”.“本土化”有两个方向:其一是结合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建立本土理论框架;其二是以传播学理论回应本土问题(潇湘,1995).往后的“本土化”工作主要是沿着这两个方向推进,但这个夙愿至今仍没有实现,甚至面临困境.     

认知传播学研究对象探析

本文根据学科发展规律的基本要求和认知传播学的基本特点,在分析认知传播学形成的学理背景、经济社会背景和传媒背景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创建认知传播学的必然性,明确提出了认知传播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服务对象以及认知传播学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动力.同时,从理论的角度解读了认知文化的科学内涵、影响力以及认知传播学研究对象确立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