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有限责任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困境及解决办法初探

基础设施特许经营项目,多由数个股东组建项目公司运作。项目公司一般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其正常运营离不开股东之间的信任合作。股权转让会影响这种信赖关系。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作出了规定,但也有缺陷。此外,项目公司股东的股权价值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角度出发,探索通过在项目公司的相关合同文件中对影响股权价值的重要因素和股东优先购买权等方面作出规定,以提高股权价值的透明性,保护股东之间的利益。     

略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

通过对股东优先权的概念、制度和法律性质的分析,阐明作为一项民事特权,它通过对公司股东处分股权的限制来换取对优先购买权人特殊利益的保护。     

知识型公司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探讨

在知识型公司中,股东已经不再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所有权独享公司的剩余权,人力资本也凭借其产权特性参与公司的剩余利润分配,从而使得知识型公司的治理向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治理的方向发展,这一变化对现行的法律、法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主要根据知识型公司的特点研究其治理难点、模式设计及治理建议。     

股权分置改革对中国股市的影响

2005年9月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商机制,消除A股市场股份转让制度性差异的过程。股权分置改革问题的解决,将使大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同股同权,两类股东之间的利益格局将趋于一致,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将更加关注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从而积极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加强公司的经营管理,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的提升,证券市场投资价值的体现,投资者信心的恢复,将以更大的热情参与我国的证券市场。     

上市公司透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2001～2006年深圳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系统地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透明度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违规法律成本并不是抑制我国上市公司低质量信息披露的有效因素,管理者动机、财务状况、公司的环境和特质等是我国目前上市公司透明度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却很有限,其中机构投资者、独立董事、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制衡力、流通股等均尚未形成改善公司透明度的治理力量,管理者激励、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作用也不显著。     

上市公司透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2001-2006深圳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系统地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透明度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违规法律成本并不是抑制我国上市公司低质量信息披露的有效因素,管理者动机、财务状况、公司的环境和特质等是我国目前上市公司透明度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却很有限,其中机构投资者、独立董事、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制衡力、流通股等均尚未形成改善公司透明度的治理力量,管理者激励、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作用也不显著。     

CEO体制与公司治理

在美国,CEO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而主要是一个公司治理和管理实践上的概念。《公司法》中只有董事和经理(officer)的概念,CEO的法定权力则是在公司章程中确定的。公司治理的核心就是“代理人问题”,即如何选择、监督和激励公司的经理人员。公司治理结构关注的是股东会、董事会、经理班子的设置、组成和功能。从理论上讲,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当股东非常分散,且相当一部分股东是只有少量股     

论公司司法解散的适用条件

公司司法解散作为新公司法确立的一项新的法律制度,在实际运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对公司进行司法解散的过程中,除把握公司司法解散的适用条件外,为避免司法解散公司的负面影响,可判令公司或大股东收购小股东股权作为替代措施.     

股权激励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采用因子分析法,本文从科技创新的投入能力、科技创新的产出能力以及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能力构建了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指标,研究不同终极控股股东特征环境中的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匹配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可以提升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越大,股权激励对科技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大。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会抑制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越大,股权激励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抑制效应越强;而且,国有控股股东与企业家型的民营控股股东环境中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无显著性差异;但与企业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相比,资本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对股权激励抑制科技创新能力的加剧作用更大。     

后股权分置时代公司财务决策行为的探析

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给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奠定了制度基础。股权激励制度、市场化兼并收购与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实施从外部制约大股东和管理层的财务决策行为。同时,股权融资偏好将向债权融资转变,股利决策趋于正常化,经营投资决策也将更有利于股东利益和公司的长远发展。     

公司治理要素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2000～2007)

以2000~2007年沪深两市626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度量指标,采用最小二乘和面板数据两种计量方法,对公司治理要素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9个公司治理要素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管理层薪酬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持股董事比例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且持股董事比例可能存在区间效应;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持股比例和监事会规模与代理成本无显著相关性,不能有效影响代理成本。     

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治理基本命题影响的分析

不同的公司股权结构决定了一国不同的公司治理命题。在美英国家公司治理问题是管理者与股东利益的冲突问题,公司治理改善的讨论和政策措施也在于加强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督。美英之外的世界上的大型公司都具有集中股权结构的特征,它们的首要治理问题是限制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的盘剥。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由于股权分置的存在而被放大,出现异常复杂的情景。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消除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异化现象,推动股权结构改善,明晰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基本命题。     

香港上市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吗？——香港上市中资公司和内地上市A股公司薪酬机制的比较

以香港上市的202家中资公司(H股和红筹股)和配对的202家内地上市A股公司为样本,本文从高管薪酬一企业业绩的角度来研究香港上市是否能够改善我国公司的治理体系.研究发现,A股公司高管的现金收入对业绩的敏感度高于香港上市公司,而后者高管的持股比例时业绩的敏感度要高于前者.并且,大股东的存在会加大两地上市公司的差异.这意味着赴港上市能将高管激励从传统的以短期现金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长期股权激励为导向的体制,而且大股东在这种转换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数字金融、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投入

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数字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下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而且数字金融是部分通过影响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在民营企业和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股权结构与R&D投入的相关性检验——来自创业板市场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1—2014年创业板上市的281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股权结构与RD投入的相关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大股东具有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倾向,导致大股东的堑壕效应,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二到第五大股东能够对第一大股东实施有力的制衡,股权制衡度与RD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机构投资者能够理性投资,参与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RD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知情权视域下的投资者保护——基于中国公司自主性治理的研究

伴随着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转型,中国公司的投资者保护也不断得到改善。尽管公司的股东应该拥有平等的知情权,但控股股东利用其知情权优势对中小股东的权益进行侵害。在自主性治理中,公司与投资者之间是互动沟通的过程,公司向投资者传递信息,同时也从投资者收集反馈信息,在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和公司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使其对公司的相关信息具有完全的知情权。在完全知情权的基础上,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作出理性决策,并尽可能地避免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使其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统计分析与公司治理改革建议

本文采取了抽样调查方法，对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所具有的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国有股东居于控制地位、大多股东难以制衡少数控股股东等基本特征，根据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对公司治理模式选择与创新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方向和建议。     

两职合一、大股东控制与投资效率

本文研究了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大股东控制及其交互作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两职合一公司的投资效率显著低于两职分离公司;但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股权集中度较低公司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没有显著影响投资效率;相对于股权集中度较低公司来说,股权集中度较高公司的两职合一更能降低公司的投资效率;股权集中度较高公司的两职合一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此外,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公司中,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效率越高;相对于两职分离公司来说,两职合一公司的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更能造成非效率投资;两职合一公司的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本文既拓展了已有大股东控制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深化了两职合一的经济后果的研究。     

上市公司的成长能力与投资行为研究

以2000~2007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分组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上市公司的成长能力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成长能力对投资行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中成长性公司和高成长性公司的平均投资水平要高于低成长性公司。(2)大股东控制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就越高,投资支出与大股东控制程度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成长能力和大股东控制程度交互作用对投资支出具有逆向的抑制关系,二者交互作用越强,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就越低。通过营造和提升上市公司的成长能力,可以优化上市公司的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     

基于隐性终极控制权的上市公司换股并购分析——以攀钢钢钒并购攀渝钛业和*ST长钢为例

运用终极产权论对三家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通过追踪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分析了这三家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股东拥有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及其比例关系。同时,进一步对攀钢钢钒通过换股方式并购攀渝钛业和*ST长钢的案例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