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咏 比体抒怀——从左思、胡曾咏史诗看咏史诗的特征及与怀古诗的不同

左思有《咏史》诗8首,胡曾有咏史诗150首。朱自清曾云:“咏史之作以古比今,左思是创始人。”胡曾的咏史诗作为唐诗顶峰之后的余波,虽无太高的思想和美学价值,但它们大量评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常为后世讲史演义小说所引用。这就是我选它们作为突破口,探讨咏史诗的特征及其与怀古诗之不同的原因。     

咏史始于辞赋说

除了《诗经》里作为歌颂祖先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文王》等颂诗之外,真正抒情言志的咏史诗,始于班固的《咏史》。但它“质木无文”(钟嵘《诗品》语),可见是呀呀学语的习作。此后很长时间绝无嗣响,直到魏晋时期才风气渐开,出现如阮瑀《咏史》、曹植《咏三良》、左思《咏史》八首,陶渊明《咏荆轲》、《咏三良》之类作品。但仍未成气候,咏史诗的成熟繁荣要到中唐时期。咏史诗不仅起步较晚,其发展成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而我们如果反观辞赋对这类咏史题材的描写,     

再论左思《咏史》诗创作时间

钱志熙在《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中认为,左思的《咏史诗》是其晚年退居宜春里的回忆之作。但《咏史》八首复杂的思想、中古诗人诗句的对比、《咏史》的流传都说明左思的《咏史》诗并非晚年回忆之作。     

论左思《咏史》诗的变体——兼论古代咏史诗的文化内涵

诗歌以题材区分而发展形成类型,并具有相应的社会功能,是古代文学中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如山水诗多抒写逸世之志,游仙诗多抒发愤世之情,咏物诗多寄寓人格象征之意等等。咏史诗是这些类型之一,而具有鲜明的现实批判性。左思是西晋太康文坛上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在他存留的十三篇诗歌中,《咏史》占了八首,也正是这八首《咏史》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从钟嵘《诗品》以来,左思《咏史》一直享有赞誉。但有意思的是,人们既推崇他的《咏史》,又认为他的《咏史》不是咏史诗的正体。胡应麟曰:太冲《咏史》,骨力莽苍,虽途辄稍歧,一代杰作也。”(《诗薮·内编》卷2)何焯云:“咏史者,     

李白的咏史诗及其审美价值

诗中咏史,滥觞于先秦,《诗经》中的五首史诗叙写周朝先祖开国的历史,屈原的《离骚》历数夏商二代人君败亡的事迹,都带有咏史的成份。不过完整的以古人古事为吟咏对象的咏史诗当始于东汉班固的《咏史》,尽管此诗被后人评为“质木无文”,但首创“咏史”诗之名目,实在功不可没。班固以降,迄至隋代,咏史诗的创作好似稀疏之晨星,诗作寥寥,未成大观。到了唐代,这类题材诗歌的创作才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经笔者粗略统计,李白诗集中完整而成熟的咏史诗便有七十多首(尚不包括部分章句咏史的诗作),超过先唐咏     

试论左、陶咏史诗的历史地位

<正> 左思以《咏史》著称,陶渊明的咏史诗虽只有十多首,却代表着他诗歌创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容忽视。钟嵘在评陶诗时说“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①,而他所举五言之警策者中,于陶诗仪取《咏贫》,可见他已认识到二人咏史诗的联系,因此我们将二人的咏史诗放在一起讨论。咏史诗作为诗的一个支流,它的发展当然要受整个诗歌发展规律的制约,但它还应有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前人虽对咏史诗的源流有零星论述,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至今仍是个薄弱环节,深入不够,推考亦非无误,当然难以揭示其发展规律。而揭示咏史诗的发展规律亦非本文所能担当得起的任务,本文仅试图从咏史诗发展的角度,对左、陶咏史诗的历史地位作一些探讨。     

咏史:个体抒情在时间上的扩张——中古咏史诗抒情分析

中古咏史诗以《文选》诗“咏史”类所录为代表，大致分为三种形态：直接咏史、因它事而咏史、因历史地理景物而咏史。咏史与典故的区别在于，历史人物在诗中是否有主体地位。当时时代与社会对咏史诗的期望，即是写出诗人自身的感慨，诗人也是往这个方向努力的。中古咏史诗所咏人物有五类：传统题材所咏者、建功立业者、贫寒寂寥而有作为者、近代有超绝风度者、陪衬者。左思《咏史》为中古咏史诗佼佼者，其特点：以组诗的形式使自我咏怀合理化、多种多样的对比、不重事迹而强调境遇、个体抒情在时间上的扩张     

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

左思的《咏史》诗,悲歌慷慨,高旷雄迈。名为咏史,实乃抒怀,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就左思《咏史》诗的思想性与独特的艺术成就作论述,从而管窥左思咏史诗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贡献和它应有的地位。     

从《载芟》《七月》《公刘》看周祖在北豳的创业

夏商时期,周先公不窋、鞠陶、公刘迁居犬戎豳地之间,以农立本,繁衍生息。《诗经·周颂·载芟》《诗经·豳风·七月》《诗经·大雅·公刘》三首诗全面描述了不窋三代在北豳艰苦创业、积蓄力量、奠定基础、不断壮大的过程。《载芟》主要描写了周人窜于犬戎,伐木开荒的艰难立足;《七月》主要表现了周人因地相宜,取材而用,最终形成了农业为主、畜牧为辅的综合农耕经济,极具豳地特色;《公刘》则反映了周族武装迁徙、军队垦田,在豳地建国的壮举。笔者认为这三首诗完整展演了周人在北豳立足、发展、壮大,创业成功的全过程。     

谈《豳风》之特色

《诗经·国风》是十五个地方的民歌。《豳风》是十五国风之一,豳,地名,在今陕西省(彬)县。周人的首领公刘曾经带领他的族人从庆阳迁徙到豳地,在这里,周人的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豳风》中共七首诗。这些诗歌都比较注重农事,各篇都或多或少出现了与农事生活有关的事物或意象,     

龚自珍《咏史》新解

《咏史》这首诗,收入作者自编的《破戒草》,写于清道光五年十二月(1836年1月)。当作者客居昆山,目睹东南地区形形色色的“名流”们的卑劣行径,和清朝社会政治的黑暗,深有感慨,便以《咏史》为题,写下了这首讽刺现实的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以《咏史》名篇的,始于东汉班固;至晋朝左思,咏史诗有了新的变化。明朝胡应麟《诗薮》称: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魅力诗人左思

左思在魏晋文学中的地位不可小觑。他的《咏史》八首开拓了咏史诗的题材,借咏史以抒己怀。在其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的思想变化和复杂矛盾的心理。特别是所表露出的自信、自悲和自欺的心理从另一个角度呈现给大家一个真实而富有魅力的诗人形象。     

论《昭明文选》中的咏史诗

一 咏史诗,顾名思义,即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诗歌。最早以“咏史”题名的诗,是班固的五言诗《咏史》,写的是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为赎其父之罪而自愿没身为奴的故事。自此以后,咏史之作代不乏人,且不断繁盛,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百花园中引人注目的一簇奇葩。《昭明文选》(下称《文选》)选录诗434首,分为23种类型,其中就有“咏史”一体,说明萧统对“咏史”诗的重视。《文选》“咏史”诗类共选录诗歌21首,它们是:王仲宣《咏史一首》,曹子建《三良诗一首》,左太冲《咏史八首》,张景阳《咏史一首》,卢子谅《览古一首》,谢宣远《张子房诗一首》,颜延年《秋胡诗一首》、《五君咏五首》,鲍明远《咏史一首》,虞子阳《咏霍将军北伐一首》。从诗体看,这21首都是五言诗;从顺序看,这些诗基本上按作者年代先后排列。就诗题来说,其中仅4位作者标题为“咏史诗”,但就内容而言,这21首诗,都是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题材的。这说明萧统并不单纯以“咏史”名篇与否作为入选标准。     

浅论左思与陶渊明咏史诗的异同

咏史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重要的一个类别，在汉魏六朝这一特定的大动荡时代，左思的《咏史》诗和陶渊明的《咏贫士》可谓是这一阶段咏史诗的突出代表，基于此，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故本文分别从思想、内容和用典三方面对其比较。     

徐钧《史咏集》考述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文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咏史怀古之作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诗经》中就有歌咏古代先王事迹的诗篇,经过历代诗人的不断实践探索,咏史诗创作取得了不俗的艺术成就。宋代咏史组诗徐钧《史咏集》,作为一部独立具体的咏史文本,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     

《七月》:周族的农业史诗

《豳风·七月》是《诗经》中一首十分特别的诗,因而它有一系列的难解之谜.本文从土家族史诗《摆手歌·农业劳动歌》入手,获得一种理解《七月》的新的理论视角:农事诗是东方农业民族农业开创史诗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因此,《七月》当与《公刘》同一机杼,当是周人在豳地时以农业兴国的历史的记述,它应当是周人农业史诗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七月》的一系列难解之谜都容易理解了.     

左思《咏史》诗简论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的重要类型,西晋时期左思的《咏史》(八首)成为咏史诗成熟的标志,给后世咏史诗极大的启发。这组咏史诗借历史史实描述自我情感发展的历程,将史实和咏怀结合起来,借古喻今,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是咏史诗的一种创新,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左思《咏史》诗简论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的重要类型,西晋时期左思的《咏史》（八首）成为咏史诗成熟的标志,给后世咏史诗极大的启发。这组咏史诗借历史史实描述自我情感发展的历程．将史实和咏怀结合起来,借古喻今,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是咏史诗的一种创新,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光辉篇章——学习《贺新郎·读史》

用诗词形式歌咏伟大祖国悠久的历史,自东汉以来,代不乏人.明胡应麟说:"'咏史'之名,起自孟坚(班固)"(《诗薮·外篇·六朝》).魏、晋之际,杜挚、王粲、左思、鲍照等人接踵而来.梁萧统主编《文选》,将咏史诗单列一门,至唐,胡曾更以《咏史诗》名集,从而使咏史题材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的主题之一.以往的咏史诗词,或则缅怀历史的陈迹,评说古人之功过(如李白的《秦王扫六合》);     

左思《咏史》诗中艺术形象的意义

左思的《咏史》八首打破了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的特点,首开以咏史而咏怀的新路。诗作在借咏史以咏怀的过程中,引入了一系列历史名人。作者将这组历史形象转化为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倾注了自己的感情与人生思索,使这组艺术形象既充当倾吐情感的载体和现实批判的工具,又为其开启人生遣怀之门,成为其精神慰藉的主要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