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仲裁案件述评

国际体育仲裁院在温哥华冬奥会上设立的特别仲裁机构共仲裁了4起案件,这些案件都涉及到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在这些案件中,特别仲裁庭对有歧义的参赛资格规则采用的是严格的字面解释原则,对参赛资格决定做出的程序进行了审查,仲裁机构明确了自己无权直接修改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参赛资格条款.温哥华冬奥会体育仲裁的实践,为今后奥运会参赛资格纠纷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际体育仲裁裁决司法审查标准及其发展趋势

作为体育组织自治解决争端的重要方式,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在解决与体育有关的争端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是保障体育仲裁裁决公正的必要手段,主要包括撤销仲裁裁决及承认与执行裁决两种形式。考察实践可见,国内法院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充分尊重体育仲裁裁决,限制司法审查的事项和内容,这一趋势充分体现了体育行业的自治特性。体育仲裁裁决司法审查标准的完善,尚需在司法介入与体育自治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司法审查,推动体育自治规则法律化的进程,增强体育争端解决的公正性。     

国外体育仲裁范围与模式对我国体育仲裁立法的相关启示

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导致体育纠纷的解决缺乏公平高效的体系保障.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体育争端解决过程的公平效率.对比国外体育仲裁制度和国际体育仲裁法院有关仲裁范围的规定,结合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和体育运动体制,科学的划分我国体育仲裁的仲裁范围,可以有效处理我国体育仲裁程序与其他程序的衔接问题.     

我国足球劳动合同争议的司法处理

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的背景下,探讨我国法院能否处理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劳动合同争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仔细分析晚近的司法实践,无论是《体育法》第33条的现行法规定,还是《国际足联章程》《中国足协章程》等体育组织制定的规则,抑或当事人同意提交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裁决的约定,都不妨碍民事法院对此类争议行使管辖权。然而,考虑到体育行业以及体育争端解决的特殊性,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仍存在受案范围以及法律适用上的不足,影响审判的效果。基于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先进经验,我国应建立专门审理竞技体育纠纷的体育仲裁机构以解决足球劳动合同争议,既要实现司法处理的终局性,又要避免对体育自治的过分干预。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体育仲裁实践述评——兼论《亚奥理事会章程》中争议解决规则的缺陷与完善

国际体育仲裁院特别仲裁处（CAS AHD）在雅加达亚运会期间仲裁了3起案件。特别仲裁处仲裁庭通过合理运用解释方法填补了《亚奥理事会章程》中争议解决规则的漏洞,对仲裁庭自身管辖范围进行扩大,保障了未取得正式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和国家（地区）体育协会的诉权。但仲裁裁决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有缺陷的争议解决规则。这种有缺陷的规则不符合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善治的趋势,应参考其他区域性大型体育赛事的经验进行修改。第三方体育仲裁机构通过发挥准司法能动性,能够帮助完善体育自治。     

纠纷的“可体育仲裁性”——以CAS仲裁规则为视角

纠纷的“可体育仲裁性”是指相关纠纷是否可以交由体育仲裁机构管辖。因欠缺可操作性，CAS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并未获得重视。我国“阿尔滨案”和比利时“Seraing案”等案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忽视纠纷“可体育仲裁性”的现实争议和潜在问题。考虑到体育争端解决机构的定位，为更好地保护弱势当事方的利益，促进世界范围内体育仲裁体系的发展完善，实践中应以纠纷的可仲裁性为基础，将纠纷的体育专业性、体育规则适用的一致性、体育自治利益的相关性作为纠纷“可体育仲裁性”的认定要素，以完善CAS的相关规定，从而促进“可体育仲裁性”规则的适用。我国同样需要借鉴CAS经验，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纠纷的“可体育仲裁性”规则。     

日本体育仲裁制度初探

日本在2003年建立了自己的体育仲裁组织日本体育仲裁机构(JSAA)。JSAA制定了自己的章程和仲裁规则,在实践中,JSAA已经受理了几起案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JSAA能够迅速地解决体育纠纷,最大程度地维护运动员的利益。JSAA的制度设计和运作值得我国在建立自己的体育仲裁制度时学习和借鉴。     

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今国际，体育仲裁正成为最为经济、有效和便捷的体育争端解决方式之一。国际体育仲裁院（CAS）是国际上著名的体育仲裁机构。体育仲裁对我国体育事业和仲裁法律制度来讲，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通过借鉴国际体育仲裁院体育仲裁制度的成功实践，对体育仲裁的理论和实践操作进行全面的考察和阐述，旨在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国际体育仲裁制度，以便为我国建立体育仲裁制度提供参考与建议。     

2014 年索契冬奥会仲裁案件述评

国际体育仲裁院依据《奥林匹克宪章》及相关规则在索契设立特别仲裁庭,负责解决与奥运会有关的一切争议。运用文献分析和逻辑分析法, 对2014年索契冬奥会特别仲裁庭处理的5起案件进行述评。结论：特别仲裁实践尊重体育自治的发展趋势日渐明显,表现为仲裁庭审慎对待体育组 织的决议,除违反体育法基本原则、程序正义外,不予轻易改变,导致裁决结果中“驳回类”案件比例较高。仲裁庭明确自身与体育组织间的职能分 工,审慎对待比赛结果,尊重裁判权威,且不擅自修改体育组织制定的规则,最多只是提出修改建议。仲裁员严格依照文义对规则进行解释,并适当 考虑规则制定者的意图。在今后的仲裁实践中,运动员应当充分熟悉具体项目提起申诉的规则,还需结合项目规则中的争议解决程序,确定纠纷的 最优解决途径。体育组织应当创制明晰的内部章程和规范,完善内部机制,尤其是内部争议解决庭的构建。各国家奥委会应当重视奥运会等大型赛 事期间的参赛选拔工作,创设独立仲裁庭,或在一般仲裁机构内设立体育仲裁庭等内部救济机制,解决运动员不满选拔决议的纠纷,还应树立充分保 障本国运动员参赛权益的理念,杜绝一切基于种族、宗教、性别等因素的歧视。     

国际体育仲裁院《体育仲裁条例》的发展演进

国际体育仲裁院《体育仲裁条例》经过25年的发展,经历了多次修订,已日趋成熟和完善。体育发展的现实需求是其演进的基础,典型案件是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体育仲裁条例》的发展演进,体现了国际体育仲裁院不断增强独立性和公正性,提升仲裁效率,增加透明度,加强平等保护和强化管辖权的发展原则;展现了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机制和规则,并逐渐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权威机构的发展路径。     

体育仲裁的适用范围分析

体育仲裁是国际体育领域解决体育纠纷的重要途径。运用文献资料等方法,对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进行论证。首先,对体育仲裁及体育仲裁权的来源进行了阐述。其次,对体育仲裁适用范围的内涵及条件进行分析和论证,认为：体育仲裁的适用条件主要是体育纠纷必须发生在竞技体育活动中或与竞技体育活动相关的事务中;体育纠纷应具有可仲裁性;体育纠纷当事人应具有处理体育纠纷案件的民事实体权利;体育纠纷当事人必须具有仲裁协议;强制适用体育仲裁解决的体育纠纷。最后,结合相关案例对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具体适用进行分析和论证。     

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的合法性论证——CAS仲裁条款的效力考察兼及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体育仲裁是消解体育争议的有效方式,其运行基础完全决定于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包括IOC、NOCs、各IF等在内的主要体育组织都习惯于在其章程规范中插入CAS仲裁条款,此种做法使体育仲裁协议表现出强制性,并因直接冲犯仲裁自治精神和仲裁协议自愿原则而产生了合法性危机。附意合同理论、正当性补充理论、预期利益赠与理论、有效解释规则和严格解释排除规则,以及有利于有效的原则为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的正当性提供了坚实辩护。中国各体育协会的内部强制性仲裁条款因缺失基本的正义观念,无法通过这些原则予以正当化。CAS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启示。     

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研究

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是指体育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的范围。与普通仲裁相比,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有其特殊性。我国正在制定体育仲裁条例,而确定其受案范围则是仲裁条例中的首要问题。笔者从介绍国外及国际体育仲裁中关于仲裁范围的规定入手,提出我国体育仲裁的范围应当满足3个条件,即争议必须是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的争议、该争议必须具有可仲裁性及必须有仲裁协议或属于强制仲裁的范围。根据以上条件,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包括注册、流动、转会等身份争议、参赛资格争议、纪律处罚争议及合同争议,而裁判员的临场裁判争议及体育行政争议则应排除在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之外。     

建立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研究

对建立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与基本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在对体育仲裁进行界定和对国外体育仲裁情况进行介绍的基础上 ,对建立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指出了建立制度的有关原则 ,重点对有关法律依据 ,体育仲裁性质、范围、机构设置、程序和效力以及涉外体育仲裁等难点问题进行了法理分析 ,并提出了建立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体育纪律处罚研究

采用调查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对体育纪律处罚进行研究。通过分析体育的特点和体育组织的特点，指出在体育纪律处罚中要正视体育的特殊性与法律的一般要求。对体育纪律处罚的各要素和相互间关系加以分析，提炼出体育纪律处罚机制。提出在体育纪律处罚的规则创设、处罚实施和救济3个环节中既维护项目的健康发展，又保护相对人权利应采取的措施：利益各方要直接或间接参与规则制定，公平分配各方权利义务，规则严谨合法；处罚实施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严格依法行使体育纪律处罚权；为相对人提供必要的救济手段。对我国体育纪律处罚现状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我国体育纪律处罚存在下列问题：未形成良好的自治模式；未形成纪律处罚法制化的氛围；缺乏程序保障；自设内部程序最高效力而外部救济缺失。为了完善我国体育纪律处罚机制，应增加相对人对规则创设的参与；统一体育纪律处罚机制；完善程序保障制度，实现“最低程度公正”；增加法律专业人士对处罚的参与，提高立法技术，改善执法素质，逐步完善规则；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确立司法审查制度。     

我国体育仲裁性质有关问题探讨

从界定体育仲裁的性质入手，分析我国体育仲裁性质。研究认为，公平原则决定了体育仲裁的民间性质和自愿属性，而这种性质定位必然将体育仲裁的范围由竞技体育拓展至整个体育领域。同时，为贯彻体育仲裁的自愿性，对体育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强制性体育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依法建立相应的效力审查标准的观点，并就建立我国体育仲裁制度提供若干立法建议。     

强制体育仲裁之合法性要素探讨

在土耳其足球运动员和裁判员起诉土耳其政府的两起体育纠纷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土耳其政府败诉,法院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否定了土耳其足协强制体育仲裁制度的合法性,维护了运动员和裁判员寻求司法救济和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该判决与此前该法院在佩希斯泰因诉瑞士联邦政府案中认可国际强制体育仲裁制度的合法性并不矛盾:设置强制体育仲裁制度本身(perse)并不违法,但如果该制度中的仲裁机构和仲裁员未能满足独立性和中立性要求、仲裁程序的公正性得不到保证、仲裁裁决不能接受国家法院的司法审查时,强制体育仲裁制度可能会侵犯当事人的诉权,而国家政府会因为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而承担法律责任。参考该案判决,根据中国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在目前中国法院不愿意受理竞技体育纠纷案件、独立的体育仲裁制度并不存在的情势下,应当对以中国足协内部仲裁机制为代表的强制体育仲裁制度进行机构设置和程序规则方面的改革,保障其裁决机构的基本中立性以及裁决程序的公正性,并加快中国外部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构建,避免李根案之类的尴尬局面再度出现。     

国际体育仲裁制度与中国体育法治发展

摘要：在全球法治化和体育现代化的发展中,以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为代表的国际体育仲裁制度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得到了正在加强体育法治建设的中国的密切关注和主动借鉴。文章通过中国对其吸纳在《体育法》中设立仲裁条款、以其为参照探索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在北京奥运会等多方面与其进行积极合作以及广泛开展国际体育仲裁的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了中国与国际体育仲裁制度的紧密联系和互为关系,揭示了国际体育仲裁制度在中国影响的日益扩大和对促进中国体育法治发展的重要意义。     

体育仲裁制度在中国的社会性功用

自国际体育仲裁制度建立以来,在体育全球化和奥林匹克运动与国际体育的健康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在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对建立体育仲裁制度进行了从理论研究到立法实践的多方面探索,但这一制度至今尚未建立起来。本文透过没有出现大量体育纠纷外显并激化而威胁正常体育秩序的困局这一表象,分析创建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现实压力与动力不足的实质原因,是在高度行政化的体育体制下缺乏各权利主体的自治空间,消融着依法维权的意识并掩盖着利益博弈的纷争。本文认为当下中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的新发展,为建立体育仲裁制度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重要的机遇,同时本文对积极进行体育仲裁试行实践和加强多个方面立法提出了有关建议。     

国际体育解纷机制的复级化及其正当性——基于CAS仲裁体制之研析

体育争议因其时效特性尤其强调争议解决机制应具有高效品质。以CAS为典型的体育解纷体制却以复级化为普遍态势,它位于各体育组织之外构成其内部解纷机制的二级延伸,这对体育解纷机制的高效性造成了负面影响,对解纷效率有所贬损。效率的局部丧失辩证地为体育争议的复级解纷机制带来了积极补偿。以CAS为顶点的复级伞形解纷机制有利于公正、中立地化解体育争议,并通过CAS发挥裁决优化和规范统一的功能。我国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的复级化重构或者以CAS为复级管辖机构,或者以中国专业体育仲裁机构为复级管辖机构,后者更符合中国体育发展的独特规律。尽快建立《体育法》上专业体育仲裁机构成为该方案的前提与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