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约利用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探讨——以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为例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热点问题.本文假定农村居民点用地像一个工厂或是农场,农村居民点用地是均质分布的.在这里,农村居民点用地是与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相互独立的生产要素,都被转化成产出.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C-D生产函数修正模型,运用该模型探讨近郊区和远郊区(农村腹地)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的最佳人均投入量估算,并以湖北孝感市孝南区为例进行实证,估算了在现有经济与技术条件下,其近郊区代表--新铺镇的最佳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量,为86m2,这个标准远远低于现状水平,由此可见.新铺镇农村居民点用地仍有较大潜力可挖.从调查获取信息得知.基于农户意愿的人均居民点用地的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为50m2,从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角度上看,新铺镇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的潜力释放工作也有较大的可行性.     

京郊不同城市功能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度的比较研究

选择北京市海淀区、顺义区和平谷区三个处于不同城市功能区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典型区县,采用单因素目标比较法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从用地强度、用地结构和用地布局三个方面进行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度的测算,然后比较分析了研究区之间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度的区域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为加快首都郊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结果表明,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度存在着区域差异,在综合集约度上,海淀区>顺义区>平谷区,这与区域宏观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但差异性表现不显著;在分项集约度上,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度的区域差异显著,但具体表现有所不同,由宏观区位条件和小尺度微观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加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与布局调整、加快企业用地向工业园区转移和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容积率应是今后北京市不同城市功能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基于集约利用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探讨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热点问题。本文假定农村居民点用地像一个工厂或是农场,农村居民点用地是均质分布的。在这里,农村居民点用地是与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相互独立的生产要素,都被转化成产出。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C—D生产函数修正模型,运用该模型探讨近郊区和远郊区（农村腹地）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的最佳人均投入量估算,并以湖北孝感市孝南区为例进行实证,估算了在现有经济与技术条件下,其近郊区代表——新铺镇的最佳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量,为86m^2,这个标准远远低于现状水平,由此可见,新铺镇农村居民点用地仍有较大潜力可挖。从调查获取信息得知,基于农户意愿的人均居民点用地的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为50m^2,从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角度上看,新铺镇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的潜力释放工作也有较大的可行性。     

黄淮海平原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研究

科学划分农村居民点类型,深入挖掘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的差异性,是农村居民点差异化管控的基础,有助于乡村转型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本文以黄淮海平原为例,基于遥感解译获取了农村居民点空间数据,采用空间叠加的方法,从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形态和分布三个方面划分了2015年农村居民点的类型,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规模、形态和分布组合下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水平、用地变化等的差异性。结果表明:(1)2015年黄淮海平原农村居民点可划分为12种类型,并以小斑块较规整高密度、小斑块较规整中密度和中斑块不规整低密度三种类型为主。(2)相比于黄河以南地区,黄淮海平原黄河以北的县域内农村居民点斑块规模较大、密度较低。(3)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和密度对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的影响较大。在小而密集的分布状态下,农村居民点用地较为粗放;在大而疏的分布状态下,农村居民点用地较为集约。(4)农村居民点数量增加较多的县域,多为小斑块类型;而农村居民点数量呈减少趋势的县域,多为中大斑块与中低密度的组合类型。(5)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和形状与农村居民点面积变化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形状不规整和小斑块组合类型的农村居民点面积增加较为显著,而形状较规整和小斑块组合类型的农村居民点是面积减少的主体。     

基于“五量”协同模型的山东省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及障碍调控

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是一个动态提升的过程,深刻认识其过程性内涵、特征及变量关系,对于创新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五量"协同概念模型,界定了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内涵,构建了"总量规模(T)、增量效应(I)、质量弹性(Q)、存量潜力(S)、流量效率(F)"五位一体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和多因素加权求和、多边形面积求算与障碍因子诊断的综合测法,通过山东省17地市实证分析,提出了区域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五量"协同调控方法与对策。结果显示:(1)山东省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T、I、Q、S、F分值整体差异显著,变异系数分别为19.81%、18.23%、21.13%、20.84%和16.78%,但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局地相似性;(2)建设用地综合集约度分值为2.05~7.77,对应"五量"分值的协调性逐渐提升,但"极值互补"集簇现象更为明显;(3)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五量"障碍因子具有较强的区域主导性和相似性,在总量规模和增量效应方面表现为单因子强势影响,在质量弹性、存量潜力和流量效率方面则表现为双因子均衡影响;(4)山东省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的核心在于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和增量规模,应沿着存量优化、减量增效和质量提升的路径,逐渐降低年度增量计划,实现规划总量控制的目标。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建设用地评价指数探讨

本文通过对城市化内涵的分析和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资源利用问题的研究,发现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并不会对耕地带来威胁,而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保护耕地的有效途径.因为世界经验表明,城市化水平越高,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越高.我国当前土地资源利用的问题在于,农村人口非农化的过程中,城镇规模扩大,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并没有减少,部分地区反而呈现出快速增加趋势,而且"两栖"占地、空心村现象严重.同时,我国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总量规模很大,是城镇用地的建设用地规模的6倍以上,如果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积极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减少两栖占地现象,农村居民点整理必然为城镇扩展提供动力.当然,有农村居民点作为城镇扩展后备土地来源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盲目地扩展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了,由于农村居民点整理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是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目前最为关键的解决途径是提高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建筑容积率.而发展农地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此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文章尝试定义了土地利用城市化指数:LUUI=(城镇用地 工矿用地 交通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并验证其可行性,旨在倡导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减弱城镇建设与耕地保护的矛盾.     

生态刚性约束下的山区农村居民点整治与调控——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

在城镇化进程中,协调好农村建设用地与地域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推动低效农村建设用地的有效整合,是土地整治工作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通过构建国土空间生态重要性评价体系,将门头沟区国土空间生态重要性划分为极重要(458.00km~2)、重要(611.37km~2)、一般(379.86km~2))三个级别,以此作为识别门头沟区国土生态安全的健康底线。依据农村居民点综合发展程度评价体系,将门头沟区农村居民点发展程度划分为高发展程度(433.91hm~2)、中发展程度(448.63hm~2)、低发展程度(169.51hm~2)三个级别。通过搭建互斥性组合矩阵,结合不同发展程度的农村居民点所处的生态重要性区间,将区域农村居民点归并为积极发展、限制发展、转型发展、退出利用四种类型,提出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的调控发展方向。最后,依据退出利用农村居民点的景观格局特征和空间邻接特征分析,提出山区废弃农村居民点的"精明退出"路径。研究结果有助于实现山区村庄的合理布局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促进山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时空特征及优化布局研究

农村居民点的优化布局必须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按照农村产业发展规划目标,针对不同类型进行分类调控,科学评价农村居民点的综合发展潜力是村庄量化分类的基础,也是协调推进村庄整治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利用2004年、2009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研究了平谷区2009年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2004年-2009年间居民点用地的变化情况.结合山区和平原区的不同发展条件,分别制定山区和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的综合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IS的地理空间分析功能,对评价要素的空间叠加、计算,评价村庄的综合发展潜力.并将评价结果与城镇发展规划相结合,针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区位条件,提出居民点用地调控的类型及区域产业发展布局的方向.研究结果体现了土地利用的现状及适宜性,对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特征的区位分析

农村居民点作为一个具有复合功能的用地载体，对其内部结构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更好的了解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与功能的演变规律。本文结合GIS技术使用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区位条件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特征演变的区位特点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的地域分异规律。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特征具有区域差异性。在众多区位要素中，农村居民点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是刻画这种分异规律最为突出的，而由于北京市乡镇层次上交通道路完备程度分异性不强，因此距交通道路的距离的影响则并不太显著。随着区位条件逐渐外推，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的多样性指数逐渐降低，集中性指数则在增加；生产力水平的不同使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形成不同的地域特点。同时，随着区位条件的改变，农村居民点内部不同用地类型的区位意义指数也在发生规律性变化。文章认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将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的调整纳入到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内容之中。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统筹城乡发展，着力于合理安排城乡产业用地布局，并体现土地集约利用的方向；同时，还应根据区域特点的不同采取不同村镇规模控制标准，提出各自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调整模式与途径。     

南通市城乡建设用地演变时空特征与形成机理

本文选择东部沿海"国家两大发展战略"交汇城市——南通市作为研究区,面对其新形势下的用地需求与矛盾,综合运用建设用地变化测度指标、城乡建设用地协调评价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了2001-2011年南通市城乡建设用地演变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南通市城镇用地扩张速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与波动性,空间分布呈现"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沿江高于沿海"的特征,同时其扩张弹性系数总体处于较高水平,未达到理想集约利用状态;②南通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在城镇化推进下并未与农村人口非农化减少相挂钩,在研究期内基本处于加速增长态势,空间分布表现为"中部沿海扩展、南北沿江减少"的特征,过半数区、县(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模式属于人减地增粗放型;③全市城乡建设用地变化不甚协调,多数区、县(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量大于城镇用地增加量,且城镇发展不能较好满足城镇人口增长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镇化质量;④城乡建设用地变化形成机理差异显著,城镇用地增长受控于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力最高的为城镇居民社会生活状况,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则更多依赖于区位因素条件的影响,表现出其用地变化的先天依赖性与变化单一性。     

文登市农村宅基地整理潜力调查及类型划分

宅基地整理的潜力测算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必要环节,也是顺利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重要前提。在实地调研和对大量相关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文登市农村宅基地利用现状的特点为农村宅基地闲置总体比重偏高、宅基地密度低和一户多宅现象普遍,并对其闲置状况的成因机制进行了分析。据此,将文登市农村宅基地整理的潜力类型分为人口减少型、居民点粗放型、一户多宅型和宅基地面积超占型等4种类型;再通过选取可能造成农村宅基地闲置的10个因素,运用因子分析法,将文登市各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划分为其中的一类或两种类型结合的混合型。结果显示：在18个镇（办事处）中, 1个镇属人口减少型,3个镇属居民点粗放型,3个镇属一户多宅型,2个镇属宅基地面积超占型,剩下的9个镇属复合型;在文登市宅基地总闲置面积的比例中,单因素型镇所占的比例为61.15%,复合型镇的比例为38.85%。这种区分宅基地整理潜力不同成因的方法,可以为居民点整理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山区农村居民点区位影响因素识别与测度——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镇为例

为识别影响山区农村居民点区位效用水平的特征区位因素并测算其影响程度,以区位效用水平最大化为假设前提构建特征区位模型,并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个乡镇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特征区位模型可有效地识别影响山区农村居民点区位效用水平的特征区位因素并测算其影响程度;2通过以居民点人口为因变量的对数模型显著性检验的特征区位因素有8个,其作用方向、弹性系数和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3对山区农村居民点区位的优化调整应当着眼于为农户提供更多的偏好效用。本文定量考察了各类环境因素对山区农村居民点区位效用水平的影响,可为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和布局优化提供科学决策。     

农户分化、代际差异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基于宅基地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自愿性原则是当前宅基地退出制度的重要实施基础,引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对于实现耕地保护目标、推动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武汉城市圈483个实地调查样本为例,通过考察农户分化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系,以及宅基地价值认知、代际差异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探究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路径包括直接正向影响和通过宅基地价值认知产生的间接正向影响,直接效应占总效应48.54%,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51.46%;②代际差异对宅基地价值认知在农户分化与宅基地退出意愿间所扮演的中介作用起到了调节效应,新生代农户受到的宅基地价值认知中介作用更加强烈和显著,而老一代农户的宅基地价值认知中介作用被削弱并趋于不明显。因此,提升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应从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与引导农户形成合理的宅基地价值认知两个方面着手,并对不同代际农户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推进宅基地有偿退出。     

空间统计视角下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以鄞州区滨海平原为例

农村居民点分布变化研究是优化农地利用、村庄规划的基础,以空间自相关等为核心的空间统计方法能定量刻画居民点分布演变的态势,成为当前学界探索热点。本文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标准距离与标准差椭圆空间统计方法、密度分析方法,分析了鄞州滨海平原咸祥镇、瞻岐镇2005年、2011年的农居点分布特征及变化和驱动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点分布由2005年的空间随机分布演变为2011年的集聚模式,农村居民点分布呈现向外扩张的态势,分布区域、尺度扩大;2农村居民点主要以西南-东北轴为布局方向,东北、南、东三个方向为2005-2011年重点发展方向,其中东北方向最为突出;比较2005年,2011年农村居民点分布出现了多个密集中心,新增农村居民点密集核心分布于滨海平原东北部与南部;3政策和规划因素,包括鄞州区滨海投资创业区块、象山港大桥、交通线路规划等工程项目,以及高程、河流等自然因素是其分布特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滁州市南谯区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潜力测算

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是解决区域发展中建设用地指标约束,提高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本文以滁州市南谯区为例,通过构建集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等手段的综合研究方法,在影响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的指标主成分提取、区域内部分级基础上,提出不同等级、不同时段的人均居民点占地标准并应用于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潜力测算研究,将测算结果与根据村庄布点规划确定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论主要有:南谯区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人均占地标准设置第一等级乡镇2010年、2020年分别为150m2/人、130m2/人,第二等级乡镇2010年、2020年分别为175m2/人、150m2/人,第三等级乡镇2010年、2020年分别为200m2/人、180m2/人;南谯区2010年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潜力为4576.34hm2,可置换比例达57.64%,2020年置换潜力为5488.17hm2,可置换比例达69.12%;测算潜力值高于根据村庄布点规划标准确定的农村居民点置换潜力,认为在同样的人口统计口径标准下,本文测算的置换潜力值的可实现程度更高。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生活能源消费与收入的关联及其空间差异分析

生活用能是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影响生活能源消费量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地理和生活方式等。文章以中国28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分为北方城镇、北方农村、南方城镇、南方农村四组,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1997-2011年间各省区人均生活能源消费与人均收入的关系。结果显示:①人均生活用能与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②由于加热和制冷是居民生活用能的主要方向,收入与用能的关联表现出有趋向的空间差异;③北方高纬度区域和南方低纬度区域人均生活用能受收入的影响最大。在农村地区二者的关联性普遍比城镇地区大,其中北方城镇化水平高的省份二者关联性更强,而在气候温和的南方,二者的表现较为复杂;④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单位收入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更大些。由此建议,要通过清洁能源的开发、科技进步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合理配置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     

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差异及其驱动力研究——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视角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抽样调查,采用农户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法和Logistic分析方法,从家庭生计资产评价入手,探讨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宅基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农村宅基地流转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农户生计资产的视角,对宅基地流转农户家庭资产进行量化分析,将农户划分为资产缺乏型农户和资产均衡性农户;②当前农户流转宅基地的意愿仅为24.66%,资产均衡型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比例高于资产缺乏型农户;③宅基地属性、农户对住房满意度、户主年龄及受教育水平对资产缺乏型农户流转意愿有显著性影响,而影响资产均衡型农户流转意愿因素依次为宅基地属性、非农收入比例、宅基地财产经营性收入、家庭生计资产值。基于农户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和福利改进,提出了相应对策:完善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允许宅基地有限度的流转,保障农户宅基地权益;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差异化的流转保障、扶持政策;开展宅基地福利水平的评估,给予流转农户足额福利补偿,确保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得到逐步提高。     

中国地级市城乡建设用地与人口增长脱钩分析

本文基于脱钩理论与方法,以中国地级市为研究区,对中国各地级市城镇、乡村、城乡人地脱钩状态及特征进行分析,并构建了基于脱钩类型的土地利用分区模型,探究了不同用地分区模式下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策略。研究表明：①国家尺度下,中国城乡人地关系整体处于不协调状态,城镇建设用地与城镇人口同向增长态势相对稳定,乡村建设用地显著扩张和乡村人口快速持续减少的反向两极分化日趋严重。②市级尺度下,不同维度各地市的人地关系脱钩类型各有不同,74.2%地市的“城-乡”人地关系处于不协调状态;36.2%地市的“城”人地关系处于不协调状态;81.6%地市的“乡”人地关系处于非常不协调状态。③中国土地利用可以划分“城-乡”双集约、“城”集约、“乡”集约、“城-乡”双控4种类型区,“城”集约和“城-乡”双控两种类型区地市个数占到97.9%,不同类型区土地集约利用调控方向和措施存在差异,但其最终目标均是要通过对人口、产业和土地利用的科学合理引导和管控,实现“城”、“乡”以及“城与乡”的人地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