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媒体及公众赋予报道的道德之重

由新闻报道产生的舆论效应是由媒体和受众共同造就的。“道德事件”容易催生非理性的报道和公众意见,引发道德审判。笔者由媒体对北京大妈“讹”外国小伙的乌龙报道出发,联系过去一系列的相关事件如彭宇案,从媒体标签化报道使得公众产生的先入为主和刻板印象,到公众对此类事件妄下的道德判断,对媒体对“摔倒讹人”事件的一再关注以及由此引发非理性道德审判的原因进行分析,最终回归媒体应恪守新闻的道德规范和舆论应保持的道德理性。     

社会公众利用微博非理性地自我赋权的治理策略研究

信息是信息社会最为重要的资源,权利意味着对社会最重要资源的获取和占有,微博出现后,信息的轻松易得为社会公众进行自我赋权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但是由于公众被网络媒介分割在屏幕前,其媒介接触行为呈现出个人化的特点,导致其容易进行碎片化、非理性的思考。因此,当社会热点出现时,公众容易利用微博等、自媒体进行情绪的宣泄以及非理性的观点表达。这一现象冲击着健康的社会秩序和舆论环境,因此有必要对公众利用微博进行非理性的自我赋权行为加以引导。笔者在探讨这种非理性自我赋权产生的原因和机制的基础上力图探寻加以引导的基本途径。     

关注时代 把握导向——文摘类杂志的办刊思路

所谓舆论,就是公众对社会的评价、对事件和人物所表达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度和持续性,舆论是自发产生的,带有非理性的成分,它在表达公众意志的同时,也集中了各种短见和偏见。众所周知,杂志,特别是文摘类的杂志,同其他媒体相比,时效性差,深度加工才是优势,因此在吸引受众,引导舆论方面,尤其要注意扬长避短。     

关注时代 把握导向——文摘类杂志的办刊思路

所谓舆论,就是公众对社会的评价,对事件和人物所表达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度和持续性,舆论是自发产生的,带有非理性的成分,它在表达公众意志的同时,也集中了各种短见和偏见.众所周知,杂志,特别是文摘类的杂志,同其他媒体相比,时效性差,深度加工才是优势,因此在吸引受众,引导舆论方面,尤其要注意扬长避短.     

互联网时代社会舆论新特点及社会管理机制初探

互联网时代社会舆论表达及治理成为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影响公民社会生活的普遍话题。本文希望通过对互联网时代社会舆论生成环境、表达渠道、传播方式等进行研究,探索互联网时代社会舆论的新特点,并试图找到一套能够有效治理非理性社会舆论的机制,使公众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得到保障,公众舆论表达渠道更加畅通,众声喧哗的社会舆论更加规范合理,新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步伐更加一致,从而使我们这个社会更加和谐安定。     

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表达及其特点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网络已逐渐成为当今时代公众利益表达的重要平台,网络舆论也随之出现。本文将天涯论坛中网民对四个热点事件的回帖作为分析研究对象,归纳出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表达的四种表现,并且从回帖的内容、表达方式和主题三个方面总结出非理性表达具有三大特点：情绪化表达方式、非逻辑的思维方式和二元对立的道德审判。     

从华南虎事件看网络的力量

从互联网走进我们生活开始,每年都有相当多的网络事件吸引大家的眼球,成为坊间一直关注的热点。本文以“华南虎事件”为例,剖析一下网络表达的非理性情绪的表现和自媒体时代下网络传播的扩散性。     

自媒体表达对媒介公共性的疏离

新媒体融合开创了自媒体时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也初见端倪。新媒体技术优势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自由,实现了多元价值和利益诉求,同时也对媒介的公共性产生破坏。自媒体技术的限制,非理性的话语表达,对媒介公共性产生了疏离。     

自媒体时代地方政府的网络舆情应对——以承德市为例

舆情是社会的"晴雨表",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自媒体作用下的媒介环境成了一个:人人即媒体、处处是现场、时时可传播的时代。自媒体所提供的开放平台,公众可以就某特定话题展开讨论,形成意见公开表达的自由市场。"网络问政"、"网络反腐"、"网络监督"互联网赋予每一个公民前所未有的知情权和话语权;随着网络舆情的升温,一些非理性、情绪化"伪民意",带有目的性"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群体极化"、"舆论审判"现象屡见不鲜,这些给地方政府的舆情应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媒体理性与公众理性

中国具有理性传统,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尤其需要强调理性,需要培育自信、从容的理性社会心态。在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时期,面对自媒体快速膨胀带来的非理性挑战,主流媒体应先于公众培养起理性自觉,克服内在偏见、坚持理性追求、储备理性能力、丰富理性实践,用真知、真实、真情的理性态度引导舆论、化解矛盾、弘扬正气、凝聚共识,逐步培育公众理性,推动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的构建。本文将以媒体一线从业者的视角尝试讨论这一问题。     

失真、非理性与主体失落: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失范现象——以江歌案为例

本文探讨了网络舆论在"后真相时代"中的失范现象。通过对个案的梳理分析表明,在后真相时代公众意见和网络舆论的表达路径和指向,具有深层次、多方面的生成根源,该过程深刻地体现了"后真相"时代中网络传播的情绪化、社交化特点,同时也暴露出网络舆论的一系列伦理问题——信息失真、主体失落、非理性与群体极化、网络暴力与舆论审判等。对此,网络舆论的规范需要从媒体、个体、传播环境和传播技术多个角度进行切入,以实现网络传播的高效性和规范化。     

“掏鸟案”微博舆论中公众同情的影响——基于“@新浪河南”微博文本的分析

随着媒体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的出现,公众对社会公共事件的参与度大大提高。在"掏鸟案"中,闫啸天形象的变化引发公众情绪的转变,进而影响到微博舆论进程。事件引起关注后,公众大多从道德层面出发,认为闫啸天是无知者,表达了对其不知情而受罚的同情。随着事件的发展,公众由"掏鸟案"联想到司法制度和社会现实,在社会大环境下闫啸天变成弱者。公众借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表达了对司法不公、社会不公的不满。在事件大白后,公众才知闫啸天是玩鸟者,因此纷纷同情受害动物。     

生态学视角下的和谐网络舆论构建——兼论捐款门事件

互联网凭借其交流的自主、匿名以及快速传播等特性,已成为公众表达民意、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生活的一个主要舆论平台.然而,非理性和偏激的网络舆论也会给客体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影响公众认识和政府决策.本文试图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汶川地震"捐款门"事件中网络舆论的表现探索构建和谐网络舆论的方法.     

公共议题的舆论引导策略和优化措施

公共议题作用于公众的自发性和动员性参与,为多方利益群体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议题共同发声,兼具争议性和公共性。目前,我国正逢社会转型期,只有做好公共议题的舆论引导,才能避免公共事件发生时非理性与极端化舆论出现,让公众的情感表达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媒体:可能与限度

从足球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来,它就始终是媒体的焦点,也同样是公众关注的中心。足球的市场化程度和对于足球报道的开放程度似乎都是中国各个社会领域中最高的。足球在带来巨大的自身市场成功的同时,也给媒体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这里我们所说的媒体就是特指那种主流的大众媒体。在球迷和公众与俱乐部和足协之间,媒体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一方面表达     

微信情绪化表达的传播诉求

针对微信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号在社会热点事件上引发的情绪化表达,从传播诉求的角度分析当前微信情绪化表达的社会背景和表达诉求,得出微信情绪化传播是公众现实诉求、社交表达诉求和自媒体行业利益诉求三者的共谋,而其背后是国民理性言说素养的缺乏和新媒体共同体在达成共识上的偏差,文章认为只有通过从“制造共识”走向“创造共识”,才能使微信规避情绪化表达,走向理性言说.     

社会突发事件的公众舆论反应及对新闻媒体的警示--以北京女法官马彩云遭枪击身亡为例

2016年2月28日,一则北京昌平女法官马彩云遭歹徒枪击身亡的消息,迅速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随着媒体对事件的持续跟进报道,公众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中,出现了一些非理性的群情激昂、对事实真相的漠视、甚至对暴行喝彩的现象或态势。这些舆论反应让人感到愕然,也对新环境下的新闻媒体有着深刻的警示。     

原则与路径：融媒体视域下的舆情研判研究

融媒体时代,社交媒体以及短视频的发展降低了公众参与话题讨论的准入门槛,给了公众话语表达的机会,公民的监督权和话语权得到了一定的释放。同时,一些网络事件呈现出突发性、难预测性等特征,对现有的舆情治理体系提出了挑战。网络舆论引导的科学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本文从融媒体时代的舆情生态变化、舆情研判的原则以及路径优化三个方面对科学有效的舆情治理展开研究。     

记者的灵魂和社会的灵魂——媒体道德与伦理经典案例评析(二十八)

记者该不该救人是一个典型的媒体伦理议题或话题,而不属于媒体道德问题,因为它充满了争议性.随着外部事态的发展和记者内心世界隐秘信息的披露,“剧情”还可能出现反转.另外,有些似乎有定论的案例其实是大有疑问的,而多数公众则是随着媒体的报道,人云亦云,根本不去关注后来被披露的更接近于真相的事实.许多公众也不去了解记者纠结不堪的内心世界.在人们因记者首先去记录新闻事件而似乎没有救人行动、怀疑记者有无灵魂和良知之际,我们也有理由去怀疑为数不少的非理性的信息消费者的社会灵魂安在.     

政务新媒体在政府公共关系中的应用

在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主要依托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途径进行信息传播,公众很少有机会通过这些媒体表达自我诉求或影响政府公共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公众间的关系多是呈单向性的形式,而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信息的公开方式和透明程度受限于客观因素,公众也无法进一步了解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