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与重玄学

全真道与重玄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首先，全真道对重玄学有无双遣、病药双遣、“不知而知”、“得无所得”的方法论作了继承与发挥。其次，全真道对重玄学在整合传统的老庄道家、玄学、佛教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以道性论为标志的心性哲理，也进行了继承与发挥。它不仅从静态的层面运用重玄思维规定形上性体与心体，并且在动态的修炼过程中仍然表现出重玄之姿态。再次，全真道并非只是对重玄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消化、创新、拓展。全真道对重玄学的超越表现在神仙意涵的精致化、修炼工夫的落实、“真行”的突显等方面。     

成玄英道教哲学认识思想研究的新成果——罗中枢教授《重玄之思——成玄英的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研究》读后

《重玄之思——成玄英的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研究》是一部系统探索成玄英重玄思维与认识论思想研究的专著.本书将重玄学置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加以考察,在历史脉络和学术交融中挖掘其重玄之思的哲学蕴涵;作者着重从方法、境智、智慧、境界四个方面,深入勾勒了成玄英的认识思想精髓及其特质;最后,作者还从思维方法与思维模式的向度,对成玄英重玄思想的现代性意义尤其是认知理论的价值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评价.     

西华法师成玄英及其重玄思想探微

成玄英是唐初杰出的道教学，其道教思想以远肇玄学、近揉佛理之重玄学见长。在中国道教史上影响十分深远。道教重玄学自东晋孙登肇始，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至初唐而大盛。唐末五代杜光庭总结历代注老之家，其云：“梁朝道士盂智周、臧玄静，陈朝道     

唐五代巴蜀地区神祇的地域分布

唐五代是巴蜀地区民间信仰的大发展时期,民间信仰崇拜的神祇大致可分为先贤、自然、创世神及其他共四类.神祗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巴蜀"重淫祀"的民俗文化氛围,神祗祭祀与经济活动及教化相关,所崇拜的先贤大都活动于经济发达地区.     

唐五代巴蜀地区神祗的地域分布

唐五代是巴蜀地区民间信仰的大发展时期，民间信仰崇拜的神祗大致可分为先贤、自然、创世神及其他共四类。神祗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巴蜀“重淫祀”的民俗文化氛围，神祗祭祀与经济活动及教化相关，所崇拜的先贤大都活动于经济发达地区。     

论李荣的中道思想

隋唐时期以双重否定为特征的"重玄"思想兴起,"重玄"思想是继魏晋玄学之后兴起的道家哲学.李荣是"重玄"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李荣的"重玄"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修养论几个方面分析了李荣的中道思想,并分析了中道思想对李荣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盐业生产述论

中国古代盐业产区中,巴蜀地区是井盐的重要生产地。以井盐为代表的食盐生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巴蜀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盐业生产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食盐产量都较秦汉时期有着较大发展,在当时整个国内井盐产区中都位居前列。文章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井盐的生产与产能、运输与管理等角度,考察了巴蜀盐业的发展特点和对地区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作用。     

白酒文化原生带与大巴蜀旅游

大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爱酒的浓厚氛围中酿造出闻名遐迩的众多名酒,形成了与酒有关的独特的民风民俗.结合大巴蜀地区几千年来各种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打造出远胜于法国波尔多地区的大巴蜀白酒旅游文化原生带是非常必要的.     

贵州夜郎地区出土的巴蜀式铜兵器

本文研究贵州赫章可乐夜郎时期民族墓葬中出土的巴蜀式柳叶形铜剑,反映从战国早期开始,巴蜀铜兵器就不断输入到夜郎地区,并稳定地融入到当地民族文化中,发展成为当地有代表性的兵器系列。其传输路线对于南夷道的研究将具有重要意义。而巴蜀式长兵器在当地的阙如,可能是巴蜀地区曾实行过特殊的兵器禁运政策的反映。     

巴蜀文化研究课题规划

巴蜀地区是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化中心，巴蜀化在中华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长江上游开发史和西部经济化发展史上影响十分深刻而巨大，长盛而不衰。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巴蜀化，对于继承发扬巴蜀化优良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现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巴蜀化研究中心制订的《巴蜀化研究课题规划》(讨论稿)发表，诚请海内外有志有识之士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共同开创巴蜀化研究新局面。     

巴蜀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

巴蜀地区是中华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明中心，巴蜀化是中华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化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而且对于继承发扬巴蜀化优秀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

巴蜀文化是先秦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域文化,它通过"西南夷"地区众多的文化地理单元向南传播。穿行于川西南山地的"零关道"是巴蜀文化向南传播的主要通道。     

略论巴蜀画派

四川(重庆)古称巴蜀,自来山水雄秀俊奇,人杰地灵.巴蜀画派在历史上曾光彩叠现,影响中国画坛格局.元明以后(包括新中国时期),尽管有张大千等大师出现,但巴蜀地区的国画体系整体上处于式微状态,长夜无歌,暗淡了巴蜀画派的色彩.当代中国艺坛推陈出新,巴蜀艺术应有新的光辉闪耀.     

四川酒文化考古新发现述析

近年来四川酒文化考古捷报频传,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和泸州老窖酒具窑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巴蜀酒文化传统历史悠久,酿酒科技基础雄厚,并且经常与外地进行科技交流活动,巴蜀又是道教发源和道教活动盛行的地区,道家炼丹术的发展与蒸馏技术的发明和演进又有密切关系,巴蜀大地可能是我国较早掌握蒸馏酒技术的地区.巴蜀大地早在唐宋时期的酿酒生产就已达到了较高的专业分工协作程度,到明代更是出现了具有较大规模的白酒生产活动及工艺,走在了全国前列.     

徐中舒先生的“两论”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徐中舒先生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中国古代史和巴蜀文化史研究。基于1949年以后巴蜀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徐先生运用新的史学观,于1959年和1960年发表了《巴蜀文化初论》和《巴蜀文化续论》。在"两论"中,徐先生论述了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紧密关系,梳理了巴蜀民族、部族之间杂居迁徙与相互融合的历史轨迹,进而得出中华各族"原来就是一家","中国"是因文化而立国的结论。徐中舒先生的"两论"与同期蒙文通、缪钺、冯汉骥、任乃强、邓少琴等先生关于巴蜀文化的研究争鸣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巴蜀文化研究热潮。     

论唐代《易》、《老》兼综的道教学风

论唐代《易》、《老》兼综的道教学风卢国龙唐代道教的思想发展，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经历了一次大的转折，即由重玄之道转向内丹道。重玄与内丹，在心性修养的层面上是相通的，但二者又有差别。前者是一种思辨哲学，即从本体论的高度思考性灵超逸等问题，又因宗承老子学...     

略论巴蜀考古新发现及学术地位——《三星堆考古研究》序

巴蜀化研究已成为考古学、历史学领域最热门的课题之一，在其间起了关键性的突破作用的，是广汉三星堆的重大发现。对巴蜀古代历史化的认识，由此全面改观。中国明系由各民族、地区人民共同缔造。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化求得解决。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从 2 0世纪 30年代至今 ,学术界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研究已有 70年了。 70年间尤其是近 2 0年来 ,由于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推动 ,使学术界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研究不断取得重要进展 ,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族属、地域和迁徙 ,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 ,文明起源与形成 ,文化交流与传播 ,巴蜀文字和符号 ,宗教 ,艺术 ,科技等等。同时 ,在若干问题上还存在着相当的分歧。本文从学术史的视角 ,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内涵、主要成果与分歧予以了分析论述 ,并对其未来走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先秦巴蜀手工业研究概述

自20世纪40年代学术界开始研讨巴蜀文化并最终确立巴蜀文化命题以来,巴蜀经济一直都是巴蜀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在巴蜀经济研究中,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巴蜀手工业是最"热门"的课题,甚至在整个巴蜀文化研究中,巴蜀青铜器的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成果颇丰的课题。本文将以学术史的角度,对学术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巴蜀手工业中巴蜀青铜业、巴蜀金银制造、巴蜀玉器制造、巴蜀纺织业、巴蜀矿业、巴蜀建筑等方面研究的进展、成果与分歧,作出概述。     

论巴蜀体育的文化诉求

本文从区域文化角度入手,分析了巴蜀地域文化圈的特质对体育理念多元化的影响,探讨了巴蜀地区体育多元表现形式及其多元体育理念的表现特征,论述了体育的工具性和体育的文化诉求,对巴蜀体育文化诉求的内源性、外源性及其对整个体育文化目标建设和体系构建的作用和意义作了前瞻性的思考与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