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的权力——从几本著作看大众文化与国家政权的关系

西方历史学家自1960年代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的影响下开始关注底层大众的历史,“文化转向”又使史学家越来越重视文化现象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两相结合产生了大批重要的有关大众文化的历史著作。本文主要从近年来在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的海外历史学家的著作来探讨大众文化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提请关注普罗大众的权力及其对国家政权这一宏大主旨的影响。     

"形异质同"与殿观重建中的国家/社会关系

殿观重建作为改革后出现的社会事实,是民间信仰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湘中农村甘泉山的民族志,本文展现了民间殿观重建中一种“形异质同”的独特现象,并在“民族国家～基层政权一行动者”关系的框架下,剖析了重建过程及殿观的空间秩序中所呈现出来的权力关系和民众的行动策略,揭示了国家制度和基层权力在实践中遭遇的现实困境,最后讨论了殿观重建中民族国家、基层政权与地方民众之间的复杂关系。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在新时期角色转变的问题探研

目前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仍属于传统的以管制为本质特征的全能统制型的政府行政范式,其单向度功能表现强烈,而且在市场经济中出现谋利倾向或行为。为适合时代要求,新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角色必须从单向度功能向双向度功能转变,全权全能体制向有限型体制转变,同时还有赖于各级政府职能的转变。     

苏维埃政权成为“套中人”的几点思考

十月革命胜利,俄国即刻确立了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苏维埃政权。列宁当时对此赞赏有加：“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①因为它采取了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三权分立”原则相反的、从理论和规范层面上更能体现人民主权的“议行合一”原则。在“议行合一”体制下,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关系是同一的而非多元的,是单向的而非双向的。立法权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可以绝对地、无条件地领导和监督行政权,而行政权却只能完全地无条件地服从于立法权,没有也不允许有抗衡立法权的法律地位、资格、力量和手段。苏维埃制度,得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确认。从理论架构上说,它确实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理念,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     

民族权利与国家利益:中美民族教育与国家政权互动及其比较研究

每个国家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提供教育并将之视为共同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就决定了各国民族教育和国家政权之间互动关系的存在是必然的。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在明晰界说“民族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以这两个概念为基本主线,分析了中美少数民族教育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并从互动过程、互动结果和互动前景等三个方面对这种互动关系进行了学理上的比较。     

论县级政府职能及其转变条件——“国家政权建设”分析视角

自清末到民国以至新中国,县级政权组织建设并不是“国家政权建设”规范性内涵的完整意义,它所完成的主要是两个功能：一是社会整合和动员能力;一是财税汲取能力。转变职能的更为实质性的内容是：治理原则的转变——基于市场、民主和法治理念的行政功能配置和治理方式,这包括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制度化;确立公民与政府的财政契约关系,以达成国家与公民之公共事务的制度化。 由此,建构一个公共性、合法性、服务性的政府职能转变条件。     

政党执政后的存在形式

政党执政后有两种存在形式——国家政权体制内的政党和国家政权体制外的政党。在政权体制内党最活跃的地方是议会;在政府中有的政府与政党重合（两党制）,有的由数党代表政府（多党制）;党对司法的影响具有分散性和间接性。在政权体制外,党组织有自己的组织和工作,在合法的前提下可依党章活动。政权体制内、外的政党间的组织关系有三种：体制外党组织领导体制内党组织;体制内党组织领导体制外党组织;体制内、外基本不存在领导关系。     

当前乡镇基层政权职能弱化的原因及对策

我国乡镇基层政权,是沟通国家和农村基层的桥梁,在农村政治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某些体制安排和政策因素,制约着乡镇政权职能的发挥,造成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中乡镇职能弱化的倾向。如何正确认识这些倾向,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成为在广大农村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建设快步发展的关键。     

赐予与回报：唐代国家与父老

唐代父老作为基层社会的重要力量,对国家政权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从“赐予与回报”的视角解读唐代父老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的互动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礼物”交换.     

中国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略论

政权组织形式是构成国家权力的核心部分立法、司法、行政等要素之间以及公民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及其组合问题,其要旨在于哪个部分的权力处于国家权力的中心或者国家权力如何组织,决定整个国家权力的运作及其过程。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四个方面。     

“公仆”异化“权仆”问题的思考

公务员为得到晋升机会制造假政绩,有的甚至脱离社会实际情况,片面追求高目标等“权仆”现象,直接影响着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公仆”异化“权仆”危害极大,应遏制“权仆”现象的蔓延,通过加强廉政建设、完善现行公务员制度等措施确保公务员队伍的良性发展,使公务员更好地为公众利益服务。     

浅论明朝中后期度僧制度的转变

明初建立的试经度僧制度在明朝前期有效地限制和管理了全国的僧人队伍。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军费开支、自然灾害、统治阶级奢侈浪费等多种因素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明朝政府为了筹集资金缓解危机,以鬻牒度僧制度取代了试经度僧制度。     

青藏高原地区生态保护的法制建设

法治是制度发展中的最高境界,就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的选择即立法权、决策权来说,仅是在法律制度保障层面上。当前虽然我们已初步确立了可持续的生态公平理念和科学发展观思想,但在整个国家法律框架内仍然对人口、生态文明等方面规制不足。因此,在生态法律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应融合中西法律中的先进理念,体现更广义的生态文明。     

共和制的源流与本真

共和制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共和政治的基本含义是,国家和政府是公共的而非私人的,国家和政府应当为公共利益而努力而非为一己之私;共和制要保障的不只是公共利益,还须有少数甚或弱势群体的利益。对＂共和＂正本清源、求其本真,对求解当下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意义重大。     

基于模糊分析的战略成本视角下的政府绩效评价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客观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把更多的精力与力量投入到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是深化我国政府体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内容和必然要求。从战略成本管理的视角看,政府绩效的评价因素主要有：财务水平、内部流程水平、服务水平3个一级指标和各项行政成本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等12个二级指标。本文应用模糊数学原理,得到战略成本管理视角下的政府绩效数量和质量评价模型,为构建＂服务型政府＂,以及为政府绩效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王安石的以义理财论及其实践

北宋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主要表现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费"。这是王安石以义理财论及其实践的主要社会历史条件。他的以义理财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内部理财和外部理财两个方面。内部理财的实质是调整财富结构布局,加强中央政府对财政权的控制,把落在富人手中的巨额资金收归中央政府,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利民的目的。外部理财是通过发展农业,改造大自然来创造社会财富。他的以义理财论及其实践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加强财源建设的对策——以云南德宏为例

造成德宏州财政困境的成因主要是＂中央请客,地方买单＂使地方财政背上沉重包袱;同时由于长期存在的＂小地方税,大转移支付＂的格局,极大地弱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加之德宏州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投入不足,广大山区贫困落后,经济发展后劲弱,传统型工业结构在新旧体制下对财政的贡献形成鲜明反差。因此,德宏州应从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多渠道筹措资金,优化服务质量,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减轻财政支出压力等方面加强财源建设。     

中央苏区乡村政权制度建设探析

通过实行代表会议制度、选举制度和新的行政区划制度,中央苏区政府在乡村地区创造了一个与旧政权迥异的新政治天地,有力地推动了苏区的政权建设。     

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建设服务型政府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服务于经济的理论;论述了目前政府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是公共服务滞后、“官本位”观念和强制管理;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建议,是重定政府职能位、重视公务员教育和提供公共服务。     

中国红色政权照搬俄国苏维埃政权模式的教训

照搬俄国苏维埃政权模式,给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留下了一些沉痛的教训,如效仿苏联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导致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照搬苏联的政党制度,造成苏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严重后果;照搬苏联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有可能加剧民族分裂活动;照搬俄国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关系模式,使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富农在很长时期被当作革命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