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当代小说中的叙述接受者

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是小说的重要因素,但以往的小说家和读者并没能正确认识文本中的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当读者阅读小说时,往往认为自己就是文本唯一的叙述接受者。随着叙事学的发展,当代维吾尔小说家已深刻地认识到叙述接受者与读者的区别,他们在作品中想方设法制造各种叙述接受者,使文本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     

小说翻译中叙述视角的传递与作者意图的传达

叙述视角的选择和变化暗含着作者特定的意图。自20世纪以来,在叙述学和文体学领域,叙述视角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兴趣。然而在翻译研究领域,叙述视角的传递问题仍然缺乏关注。认知文体学丰富的理论有助于我们通过细微的词汇或语法标记辨别原文和译文中的叙述视角变换情况,探讨作者和译者对文本世界的建构。《愤怒的葡萄》及其五个汉译本的对比研究揭示了小说翻译中叙述视角的传递与作者意图传达的关系:翻译时叙述视角的变化会影响原文作者意图的准确传达,因为叙述视角的变化会影响意义建构的方向,进而影响准确传达原文作者的意图;对原文叙述视角的准确判定有助于译者构建原文文本世界;译文越贴近原文叙述视角,越能准确传达原文作者的意图。     

试析盖斯凯尔夫人《克兰福德镇》的叙述声音

《克兰福德镇》的叙述声音具有明显的女性标记，其小说文本对男性霸权进行了严厉批判。这些女性主义观点有些是出自作者的声音，但大多数并非如此，而是表现在人物的个性话语中。小说文本中还存在着个人叙述声音与集体叙述声音混合交融的特点。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是结构上“优越的”声音，它统筹着其他人物的声音。盖斯凯尔夫人在建构女性群体的情况下还建构了集体叙述声音，文本中以单言、轮言和共言模式实现了集体型叙述，形成了带有政治意义的女性集体的声音。     

罗兰·巴特"零度写作"浅议

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建构了"零度写作"的概念,即零度、透明、中性、非感情性的写作,以此来挽救写作受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观念控制的危机,从而张扬语言、语言结构的自由."零度写作"在实际写作中具有难以实现性,"零度"语言只是对语言本体建构的一种理想描述,但巴特提出"零度写作"并非毫无意义,"零度写作"可以达到文学语言和写作主体的自由,同时对于中国当代作家创作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叙述中的流动与迷幻——论海男诗歌语言的先锋性

海男是当代诗坛中较为独特的诗人之一,其文本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语言的与众不同。在以"先锋性"命名的指向下,海男诗歌的语言特征既包括"词与物"的对应关系,同样也包括叙述中的流动和"想象的写作",此外,还包括语言先锋的独特指向。上述几个方面不但包括海男诗歌观念的历史构成,而且,还在具体描述中,揭示了海男诗歌的地位和意义。     

罗兰·巴特“零度写作”浅议

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建构了"零度写作"的概念,即零度、透明、中性、非感情性的写作,以此来挽救写作受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观念控制的危机,从而张扬语言、语言结构的自由。"零度写作"在实际写作中具有难以实现性,"零度"语言只是对语言本体建构的一种理想描述,但巴特提出"零度写作"并非毫无意义,"零度写作"可以达到文学语言和写作主体的自由,同时对于中国当代作家创作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谈英语求职文书的撰写

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来分析面临求职的大学毕业生撰写英语求职文书中遇到的问题。指出求职文书的叙述者应从充分了解叙述接受者,充分考虑叙述接受者的需求和正确看待与叙述接受者的关系三个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达到求职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有效的交流与合作。     

自传叙述评论与身份建构取向——《富兰克林自传》中的父型形象管窥

叙述评论或评价是作者入侵的文本标识之一,往往反映了作者或叙述者特定的意识形态。在自传文类中,叙述评论则更多地服务于自传者的理想身份建构。文章运用自传叙述评论理论聚焦《富兰克林自传》中的叙述评论模式、结构特点及其所蕴含的身份建构取向,以期揭示富兰克林的父型形象是如何从＂家族之父＂升华为＂隐喻国父＂的。     

叙述策略的悖论:华语文本中“他者”的地位与价值

华语文本中"他者"的因素相对于其他语言的文本来说,出现较晚成熟也较晚.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华语文本中的"他者"本身就带有一种较为强烈的"晚熟"现状.在很多文本中,这种带有特殊叙述策略的"他者"形象说到底,就是一种不成熟的符号与象征在现代文本中的时隐时现.如何解构这种悖论?需从叙述策略这个大问题出发,解构文本中"他者"的叙述地位与价值.     

奈保尔《河湾》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从新历史主义审视奈保尔的《河湾》,作者自我文化身份的复杂“自我塑造”对该文本的建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奈保尔在叙述策略上采用异乡人视角和西方意识形态立场,使文本叙述陷入分裂和自我悖反的尴尬境地.作品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有意选取非洲民族革命中一些负面历史作为“故事”链元素,建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模式,在客观上去除了非洲民族解放的革命性和神圣性,成为其备受争议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