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扩散与城市体系的空间关联机理及实证

城市体系具有规模--等级分布特征,创新在城市体系中的扩散表现为多种扩散模式。关联分析表明,创新扩散系统的四大要素与城市体系构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空间关联机理。基于回归、聚类、典型相关等方法的实证分析发现,长三角城市的创新能力与城市规模都具等级特征,两者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创新在长三角城市间的空间扩散次序与城市等级结构具有一致性,呈明显的等级扩散特征。     

城市网络激发技术创新的机理及证据

城市相对于乡村的诸多优势使其成为创新中心,城市间联系的网络化趋势对创新网络形成、创新主体间知识流动及创新扩散模式与效率产生影响,有利于激发城市技术创新。依据中国城市之间的航空流数据,利用复杂社会网络分析法,测度城市网络的整体特征及个体特征,进而考察城市网络对技术创新的实际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市网络绝对密度扩大及城市间关联度的增强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城市间强联结影响知识流动并促进技术创新;网络中心性水平决定着城市间连接的分布,影响网络内创新扩散和知识流动的潜力;度中心性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创新潜力和创新绩效,介中心性高的城市节点拥有对知识和创新成果扩散的较强控制力。结论对于明晰网络时代的城市发展动力及方向、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具有启示意义。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流潜力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旅游流潜力格局是影响城市群旅游空间竞合关系协调与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基础。基于旅游供需系统视角,利用GIS和改进的旅游流潜力模型研究2000年、2010年两个时间点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流潜力格局的空间变化特征,利用离散指数和Zipf分维数研究旅游流潜力格局变化的等级秩序特征,并利用积矩相关与秩相关系数分析不同因素对旅游流潜力格局变化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流潜力格局整体呈现出以扩散为主的等级结构均衡化演变特征,上海、杭州的扩散特征显著,长三角中心区域的苏州、嘉兴、常州、无锡等城市的旅游流潜力集聚提升明显;②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流潜力分布具有非均衡、多层极核的结构特征,核心-边缘模式是解释长三角旅游流潜力格局的基本模式;③旅游流潜力格局的等级秩序存在幂律分布和分形特征,进一步证实说明旅游现象中可能普遍存在幂次法则和分形发育;④旅游业水平与旅游流潜力的等级相关性和影响程度最高,人口分布、时间距离的影响程度一般,但都呈现出不断增强趋势,影响因子体系之间的紧凑性和结构效率整体增强,说明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发展的整体服务效率和旅游流竞合格局趋于优化;⑤旅游流潜力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并随时间变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增强趋势,证实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城市旅游流潜力的重要变量,也相应说明了本文旅游流潜力模型具有有效性和实用性。     

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特征及协同度研究

国家绿色发展视域下,城市绿色创新能力逐渐成为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点。如何突破长三角地区体制机制问题,减少协作壁垒,形成联动和协同效应,是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亟需共同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在构建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协同模型进行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特征分析和协同度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城市绿色创新能力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影响城市绿色创新能力水平;城市绿色创新“虹吸”和“溢出”效应影响城市间协同发展;城市间创新人才投入差距较大,产学研协同创新潜力大。最后,从人力资本、资源投入和政府支持等方面提出长三角地区城市协同创新对策建议。     

中国三大城市群城市韧性时空演进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多维视角下,运用熵值法、ESDA等方法剖析三大城市群内55个城市的城市韧性时空演变特征,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查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三大城市群城市韧性呈持续增长的态势, 2016年城市群城市韧性排名:长三角大于京津冀大于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城市韧性等级结构:京津冀以京—津市为支撑呈双核心驱动模式,长三角呈橄榄型结构,珠三角呈金字塔式结构;长三角城市韧性呈正空间集聚,京津冀与珠三角城市韧性呈空间负相关;财政风险与金融效率对三大城市群城市韧性的本地效应整体影响为负,市场、技术、开放性因素及金融规模对三大城市群城市韧性的本地效应整体影响为正;各因素对三大城市群城市韧性空间溢出特征差异化明显。     

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基于产业转移视角

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背景下,城市间产业转移频繁,伴随经济和碳排放的连接,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的影响成为区域低碳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战略问题。本文采用动态偏离-份额模型测度城市间产业转入和转出量。基于空间全局自相关、反距离空间权重和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2005—2017年26个长三角城市的产业转移动态、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在空间溢出视角下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②长三角城市群内频繁转移的产业多数为非能源密集型产业,产业转移并未产生显著“碳减排”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转移的经济影响开始显现,产业转移实际上不利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碳排放量减少。③人均GDP与碳排放强度呈现“倒U型”,技术水平与碳排放强度呈现“U型”,存在“技术进步的反弹效应”,人口数的增加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二产比重正向作用于碳排放强度。因此在制订碳减排计划时,需要考虑不同区域生产效率、能耗强度、人力资本等因素,做好产业转入、转出的碳排放强度监测,避免盲目进行产业转移;壮大优势产业,改善产业结构,培育新增长点,发展符合城市自身禀赋的低能耗产业。     

长三角都市圈城市空间经济关系研究

本文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使用1981—2010年长三角16个城市的GDP数据,分别构建了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考察长三角都市圈城市间的空间关系。结论认为,长三角都市圈城市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竞争合作关系,形成"两线两圈"式的空间效应体系;此外,上海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不足,与周边城市的竞争效应多于合作效应。     

长三角城市创新联系的边界效应空间计量分析

针对区域创新联系的边界效应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测度和分析其城市创新联系的边界效应,为加强长三角城市创新协同、优化创新空间结构提供决策支持。在分析城市间创新联系边界效应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将传统β收敛模型和基于Barro公式的边界效应模型拓展构建新的空间计量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的27个中心区城市为对象,对其2010—2019年的创新联系边界效应进行空间计量分析,揭示其内在形成机制及转化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且创新能力趋于收敛,创新联系趋于紧密,创新一体化态势明显;（2）城市创新联系的省际边界效应表现为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创新联系的核心与边缘边界效应则表现为显著的屏蔽效应,且屏蔽效应呈现减弱态势;（3）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经费投入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城市创新联系发挥着正向作用,且能够提高省际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削弱核心与边缘城市边界的屏蔽效应。根据研究结论,从利用好创新活动的各类空间效应、发挥好不同类型城市在创新联系中的作用、推进创新联系边界的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网络关联特征与形成机理研究

采用超效率EBM模型对2013 － 2019年长江经济带36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通过构建修正引力模型得到城市间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矩阵,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QAP分析法从网络化视角探索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网络关联特征和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关联强度处于下降趋势,等级结构特征比较明显;②长江经济带下游城市在空间网络中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而中上游城市处于相对劣势地位。③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集聚板块特征：板块内集聚,板块之间存在一定空间关联。④城市环保、科研投入差异有利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网络的形成,城市距离、开放、创新水平差异则对其有负向影响。     

我国城市创新规模的分布及结构特征——齐夫定律视角下的定量研究

我国城市创新发展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为了找准以何种规模的城市为下一阶段创新政策的着力点,有必要总结前一阶段城市创新发展的成绩和经验。利用1995-2018年的城市数据定量研究我国城市创新规模的分布特征和结构特征,有利于了解城市创新规模的演变规律,掌握其内在机制。三参数齐夫模型与城市创新规模数据较好的拟合效果说明我国城市创新规模的分布在总体上符合齐夫定律。城市创新规模分布的规模指数呈上升趋势,显示不同规模城市的创新规模生长出现差异化,且这种差异逐渐扩大。城市创新规模等级结构模型的拟合情况说明我国城市创新规模有明显的结构特征。而齐夫模型平移指数的变化和等级结构模型的拟合情况说明,虽然我国城市创新规模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类型等级结构,但是长期来看,我国城市创新规模等级结构具有扁平化的趋势。     

Adopters build bridges: Changing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for more sustainable cities. From action to workset to practice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velop a model of change in urban context to map key steps towards changing an institutional logic: How can new ideas that aim at changing the dominant logic become practice in a city? To this end,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innovation process of institutions, thereby bringing together areas of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processes, and transformation. Our model interlinks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adoption of new institutions to achieve a new institutional logic for mo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city. We introduce ‘workset’ as an interim step between action and practice and identify local adopters as key for diffusion. We illustrate our framework using a case study of urba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 of a German city.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roles of local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and local adopters partly overlap, that worksets are crucial for broader diffusion of new institutions, and that a robust design supports the adop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苏南城市制造业创新职能演化与优化

基于城市创新职能指数和创新区位熵研究方法,利用苏南5市统计年鉴制造业经济数据和中国专利信息服务平台苏南制造业专利授权数据,分析2007、2010和2013年苏南城市制造业创新体系与分工演化特征。结果发现,苏南城市制造业创新职能经历2007年的创新极化和2010年的创新扩散效应后,逐渐形成以苏州为中心,南京、无锡为副中心的三级塔形结构。苏南创新中心南京不断向外分化制造业创新职能,苏南城市制造业各部门创新分工明显。针对以上研究规律,提出将苏州打造成区域综合性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优化苏南制造业创新分工结构的建议。     

我国城市创新规模的分布及结构特征——齐夫定律视角

为了解我国城市创新规模的演变规律及其内在机制,找准以何种规模的城市为下一阶段创新政策的着力点,利用1995-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科学支出前100位城市数据,采用三参数齐夫模型定量研究城市创新规模分布和结构特征。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创新规模分布在总体上符合齐夫定律;城市创新规模指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创新规模出现差异化且这种差异逐渐扩大;城市创新规模具有明显的结构特征,但不同规模阶段的等级结构类型不一样,长期看我国城市创新规模等级结构具有扁平化趋势。研究结论对我国城市体系发展的启示意义为:城市发展不仅要注重自身规划,还要与其他城市形成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城市创新体系;政府制定区域空间战略和地区发展规划必须尊重现有城市创新规模体系;要客观认识导致“城市病”的原因,顺应城市创新发展规律建设区域性创新规模首位城市。     

中原城市群产业技术扩散机制与创新协同效应研究

为促进和发挥中原城市群创新协同效应,打造高水平城市群,基于产业复杂网络视角提出赋权区域产业技术流树(RITFT)模型,并基于RITFT对中原地区的产业技术扩散结构机制与创新协同效应进行研究.首先提出区域产业技术相关度测量系数,在产业技术流网络(ITFN)基础上提出RITFT建模原理及方法,构建中原地区RITFT,并从干流、支流等产业技术流分布特征上揭示中原城市群产业技术创新与扩散的核心结构机制;进一步基于对个体产业承载、中介与扩散的基础效应和技术外溢、吸收强度与乘数效应等方面的分析,对中原城市群创新协同效应进行评价.研究发现:中原城市整体技术扩散协作效率较高,产业创新存在省内大协同、区域内小协同及空间支撑互补性强等特征.最后提出中原城市群应不断强化区域创新政策供给、完善产业协同创新体系,以综合科技服务平台为支撑建立新型的产业创新治理体系,打造区域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     

智慧城市政策推进城市技术创新的机理研究--基于演化特征与传导效应的双重视角

政策形态是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基于城市应用服务的智慧城市政策推动了城市技术创新。应用核密度估计与核函数分解，分析智慧城市引导型、支持型与均衡型政策的动态演化，明晰异质引导与协同溢出两个演化特征阶段，基于政策传导领域因素构建智慧城市政策推进城市技术创新的机理模型，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智慧城市政策演化具有阶段差异，智慧城市政策能够促进城市技术创新且产生技术正向外溢；智慧城市物联网络基础设施结构嵌入与城市技术创新呈现正相关关系；信息服务价值嵌入、智慧应用资源配置与智慧产业结构性竞争呈现正相关关系；智慧产业结构性竞争在信息服务价值嵌入与城市技术创新、智慧应用资源配置与城市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理论导向与实践参考价值。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与城市产学研知识流动———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DID 模型分析

文章使用2004-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双元性视角采用超效率DEA模型分别测度了产学研知识研发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并基于空间DID模型研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长三角城市群产学研知识流动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长三角城市群的产学研知识研发效率均值整体高于知识转化效率均值;（2）创新型城市试点对城市产学研知识研发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的政策效应均表现为促进作用;（3）城市创新氛围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产学研知识研发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的影响机制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4）使用动态网络DEA模型重新测度城市产学研知识流动效率并再次进行空间DID模型回归,其结果验证了主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产业高级化及多样化

研究运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时空修复理论、演化经济地理理论,从时间修复、空间修复两个视角由宏、中、微观三个维度对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产业高级化及多样化的关系展开理论构建及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非线性模型考察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产业高级化及多样化的U型关系,进一步创新性的使用历史维度工具变量（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中国古代城市城墙数据）对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展开内生性检验识别,再运用门槛效应、调节效应模型对中心城市科技创新的结构变化点作用机制进行探寻。研究发现：第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产业高级化与多样化发展呈现U型作用,说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的产业升级高级化与产业多样化发展起到先抑制再推动的作用关系,当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发展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1 442项,会对城市群产业高级化及多样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第二,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产业高级化及多样化的影响受到科学支出水平的约束限制,科学支出水平的提升能够进一步扩大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产业高级化与多样化的边际作用效果。     

城市创新能力实证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城市创新能力反映一个城市对各种资源要素进行重新整合的能力。城市创新能力的强弱与创新水平的高低不仅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发展速度以及城市综合竞争力,还将直接影响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实力。在有关区域创新和城市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对城市创新能力进行了新的界定,设计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河南省各地市城市综合创新能力进行综合比较,找出河南省各地市之间在城市综合创新能力方面的差异,分析原因,为各地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城市群创新协同网络模型构建及结构特征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研究建立一套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模型的构建与结构分析方法.首先基于城市创新能力结构耦合视角,采用系统耦合模型描述创新要素的动态结构匹配作用关系,测度城市创新协同度,直接刻画创新协同启动方与创新协同匹配方的内在二元性关系结构,构建城市群创新协同网络模型(UA-SIN).UA-SIN为有向网络,包括拓扑与赋边权,内协与外协网络等模型形态.进一步基于UA-SIN的城市中心性、聚集性和相关性等复杂网络分析技术,分别研究城市创新协同能力(包括发起、匹配和中介能力)、城市创新协同集群和城市创新协同模式等网络结构特征.最后以中原城市群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UA-SIN能够在构筑区域经济循环体系、优化城市创新链分工、规划城市群创新平台布局、定位科技服务业重点推进领域与方向等方面,为城市群创新发展战略优化提供决策方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