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论之"醇雅"与"风雅"

"醇雅"和"风雅"是清代典型的词学主张,它们分别代表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尊"雅"观."醇雅"与"风雅"皆是以"雅"为基础,要求词作音律规范,语言典雅.但目的和方法各异,前者复兴词体,后者推尊词体.对词作的风格要求也有很大不同:前者重"清妍""清空";后者提倡"深美闳约、深隽柔厚".     

宫体诗与萧纲的"文学放荡论"

作为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和类型,宫体诗从产生至消亡,至少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宫体诗学则延绵数世纪,其内涵伴随中国诗学的发展已成为其中不可缺或的审美要素.它的产生、发展、繁荣,绝对有理论的支撑和思想的指导.但现在的宫体诗理论,似乎只是一些任人掇拾的书信和理论的碎片,这其实是一种 误解.作者以萧纲的"文学放荡论"为核心,结合萧绎和其他宫体诗人的序跋、书信、言论,从整体上考察萧纲的宫体诗学理论,包括诗歌的发生论、本质论、创作论、功能论和新变论.考察宫体诗创作和"文学放荡论"之间的互动关系.把"立身"与"文章",把身边真实的世界和文学幻想的世界截然分开的"文学放荡论",既是宫体诗审美意识新变的产物,反过来又指导创作,促进审美意识的新变,在中国古代诗学上,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     

论辛弃疾词的“经济之怀”与“陶写之具”

辛弃疾在词的创作方面具有非凡成就,但在词学理论方面的材料却留之甚少,而辛词之创作确有其词学思想作为背后依据。辛弃疾的词体观念涉及风格论、功能论等多方面。就其功能论,围绕"经济之怀"与"陶写之具"开始研究,将其溯源与分类、研究承袭与新变、并探寻其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     

谈朱彝尊的醇雅词论

词至明代,渐趋表微。为此,朱彝尊提出了醇雅词论。所谓醇雅,即斥淫哇、抑豪放、崇雅正、偏清空,以南宋姜夔为宗。朱彝尊的词论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清初词的创作方向,但崇正抑变、独取一端,也未免失之偏狭。     

论王昶词学理论的新变及其影响

乾隆中后期,王昶将“格调派”诗歌理论融入“浙派”词学理论当中,强调词的“醇雅”风格,淡化朱彝尊、厉鹗词学中的“骚雅”精神;强调人品对词品的影响,淡化遭际境遇对词人创作的影响。他的理论,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和审美情趣,偏离了厉鹗词学抒写寒士悲情的基本特色,将“浙派”词学带到更加注重形式的道路上,是“浙西词派”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     

朱彝尊经师身份对其词论的影响

朱彝尊是浙西词开派宗主,清代词坛大家。他论词以醇雅为最高标准,醇雅是针对词的语言和风．格而言的。朱彝尊的经师身份、诗文理论,对这种词学观念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力求醇雅,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体现。     

论田同之的词学思想

田同之出身诗学世家,自幼秉承祖父田雯教诲,习学声诗。晚年致仕归乡后,转而致力词学,著有词论《西圃词说》和词集《晚香词》。他的词学观,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以王士祯为代表的广陵词人群的词学主张,一是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两派词学理论。其词论要点是：为词尊体,批评和否定填词为小技的传统观念;辨析诗、词的不同,以“真多假少”、“文生于情”,和“假多真少”、“情生于文”来断说诗、词之别;论述词的创作风格,主张风格多样,不拘一格,兼收并采;结合自己的填词体会,学习、借鉴别人的理论主张,多角度的阐明了填词的规范、要求、方法。田同之的九十三条词论,多为“采择”和转录别人的论述,很少自己理论建树,但也应当包含有他自己的体会和领悟,也体现了他的词学思想。     

中国现代诗学的可能及其限度

“诗学”一词,源于亚里斯多德《诗学》,本是以古希腊戏剧艺术为对象,从创作论的角度来谈戏剧尤其是悲剧创作技术的一部理论著述,后来在西方引申为探讨所有文学艺术之基本特征和规律的理论,相当于今日高校通行的“文艺学”。1980年代以后,“诗学”之名始通过比较文学研究引入汉语知识界,有了“比较诗学”、“中国诗学”、“中国现代诗学”之名。故此,“中国现代诗学”的命名,包含着如下知识学假定：亚氏从创作论的角度出发,以古希腊戏剧为经验对象而获得的结论,具有超越具体的艺术门类和思想范式的普世性。     

简论黄庭坚诗学对姜夔词的影响

南宋姜夔,诗法江西黄庭坚,其词也颇受黄庭坚诗学的影响。擅于字炼句琢,并以清劲瘦硬的江西笔法改造词体,同时追求自然高妙,从而形成了清刚醇雅的审美风格。     

从《论词绝句》看厉鹗论词“雅正”说

以朱彝尊、汪森“醇雅”说的论词理论为参照系，论述了厉鹗词论的“雅正”说的特点：一是重寄兴托意，重作家对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感发；一是维护词固有的审美特质，即“格高韵胜”、含蓄瘟籍的审美风格。交指出厉鹗“雅正”说是对朱、汪“醇雅”说的积极发挥和必要补正。     

从《人间词话》看李煜词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不惜笔墨地推崇唐五代词,对南唐后主李煜更是偏爱有加,对其词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从李煜词的内容、贡献及艺术品位三方面来说,李煜词不仅是一部血泪史,其词宏大的取材、阔大的气象,更使其词注入了强烈的士大夫意识,使得词坛上"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为词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李煜词之神秀亦为之添砖加瓦,增色不少。这就是《人间词话》里所展现的李煜词。     

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从《贺新郎》词调看稼轩词之“雅”

韩愈评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辛弃疾以文为词,无事不入,亦有＂雄深雅健＂之风。本文试以《贺新郎》词调为例,分析稼轩词＂雄深雅健＂之＂雅＂。稼轩词,气度宽宏,情致高雅,绍《诗》之雅正;承＂经＂＂史＂＂子＂之古雅。     

试论北宋词学批评中的诗词分体意识

北宋文人延续了花间词人“诗庄词媚”的词学观念，以婉约为正宗的主流创作思想在词学批评领域的集中反映便是诗词分体意识的逐步加强，和对传统词风的维护与坚守。虽然一代文豪苏轼力主词之诗化，开创豪放向上一派。但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的理论认可。     

《梦桐词话》的词学思想

唐圭璋先生一生致力于钻研词学,他的词学思想既发轫于前人,又独有创新,归纳如下：一方面,词的创作旨法上,主张雅、婉、厚、亮,注重词的谋篇布局、用词下字,强调词作的真情实感以及音乐性;另一方面,词学研究方法上,重视运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文献意识很强,主张品读优秀的选本,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进行词学研究,做到实事求是。     

论《梦桐词》的“高境”表现

唐圭璋先生将"重拙大"等词学理论自觉运用于词的创作尤其是小令的创作中,其《梦桐词》诸小令景真情挚,成就尤为卓绝,雅婉厚亮之风,淳朴浑化之境,几可与唐五代北宋名作相颉颃。     

“身世寄沧州,幽微出通侻”——石铭吾《慵石室诗抄》宋调风神探赜

石铭吾与侯节、刘仲英等一道私淑“同光魁杰”陈衍,又与饶锷、杨光祖等潮汕诗家结壬社,诗酒目和,并继饶锷之后任第二任社长,对晚近潮汕诗坛的多元化探索起到了关键作用.石铭吾终其一生研读杜诗,以为诗学底色,进而遵奉宋诗派与同光体,又能自具面目.但凡歌哭国殇、关心民瘼、体味生命、游览风景、送别亲朋、赏析字画等等,皆深挚沉着,音节弘亮,使人味之亹亹不倦,颇可觇近世潮汕诗坛风气转移的消息.     

论六朝小赋对柳永词的影响

柳永前期的艳词和歌妓词多是对下层歌妓的美丽姿色、气体、高超的歌舞技艺的描写和对她们内心情感和愿望的揭示，从审美水平、表现手法和创作技巧上都受了汉魏六朝小赋的沾溉。后期的羁旅行役词则从题材到创作方法都是从六朝纪行小赋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柳永将赋体学所擅长的铺叙手法引入倚声填词之中，为慢词创作开辟了新途径。     

纳兰性德词风辨

纳兰词之所以动人心弦,主要因为其词以情感内容的真切和艺术表现的哀婉取胜,展示人间的至性至情,体现了悲剧美,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哀怨伤感与真切自然是"纳兰词"的整体词风。本文将着重论证其词风的这种兼容性,并进一步分析其边塞词及咏物词所蕴含的哀愁意蕴。     

平生山水最多缘，独此相逢容有数——王阳明九华山山水诗论析

王阳明九华山山水诗的精神内核是：山水情怀、“圣贤”人格、归隐情结和“乐境”追求。九华山诗就其思想内容而言,表达了诗人在自然万物中寻找“自我”人格的精神风范;就其审美价值而言,集中地表现了九华山的神灵之奇和佛国风光,力透九华山水的性灵与神韵,努力发现九华山“深藏不露”、“空灵清静”的朦胧之美;就其艺术构思而言,多采用组诗的形式,表现出阳明诗风飘逸俊爽的风格。     

一半是空中传恨--论张炎艳情词的新变

宋亡前张炎唱的是爱情欢歌，宋亡后吟的是充满沧桑之慨与禾黍之悲的苦情离绪，词作情调的变化依稀可见词人那难以与人言说的深悲巨痛，于是，张炎的艳情词为传统情词注入了新的因素，赋予了情词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