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官说"质疑兼论"小说起源于《左传》"

对中国古代小说起源的研究，歧见很多，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是“稗官说”，但是“稗官说”并不能说明小说的真正起源。古今探讨小说起源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争议，主要是对“起源”的认识不一致造成的，另外对小说起源的探讨，应该放在“作为书面作品的小说”这一点上来探讨，从这个角度出发，小说起源于《左传》，因为《左传》是最早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叙事作品，它所创立的叙事规范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所应该有的文体特征。     

文言文中常见的几种文体

1.说古代的一种文体,可以叙事,也可以发表议论,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它与“论”无大异,故后来把说理辨析一类的文章,统称为论说文。它与现代杂文或杂感在某种程度上相似,变化有致,写法不拘一格。如《马说》、《师说》、《爱莲说》、《捕蛇者说》、《六国论》、《过秦论》等。2.表表是古代臣子向帝王上书言事或陈述某种意见的一种文体。此外还有一种专门议论朝政的文体叫做“疏”,另有一种文体用于回答皇帝对政事的询问,叫“对”。如《出师表》、《陈情表》、《论积贮疏》、《隆中对》等。3.记古代的一种记叙文体,叙事、写景、状物成份较多…     

《文选》六臣注的文体论与《文心雕龙》异同

唐时有李善及五臣给《文选》作注，其注在文体下及文体的类别下、在文章题目下、在作者名下有文体论述说。而《文心雕龙》是当时文体论的集大成者，《文选》注的文体论述说，或与《文心雕龙》有相同、相似之处而又繁衍出新的内容，或与《文心雕龙》有不同之处，或有《文心雕龙》未述者，从比较中可见《文选》六臣注的功能与崇尚。     

读有关《暗示》的批评

《暗示》的批评文章,首先涉及的问题是“文体”。在并不深奥的层面上,它最受注意,也最引起争议。具体说到《暗示》究竟“是什么”,不同文章有不同理解,有时同一文章也经常出现判断上的犹豫。在“文体”上,《暗示》的评论提出的另一问题,是它的出现能否看作“传统”小说艺术形式疲惫、衰落的一个征兆?答案似乎是,《暗示》于小说整体变革之间的征兆式关系是否能够成立,现在还不得而知。如果说《暗示》是一种“新的”文体,那么,对批评者来说,就需要寻找文本中的“新的”元素,观察各种元素如何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在一些批评文章中被提到的几组关系有：“叙事”(具象描述)与说理,“真实”与“虚构”,片断与整体等。《暗示》的出版似乎意味着一个“事件”,原因是出于《暗示》本身的力量,部分则由批评的合力所促成。     

《捕蛇者说》的“说”

《捕蛇者说》的“说”,是什么意思?《古代散文选》(中册)这样讲:“说说捕蛇人的事”。(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湖北省编高中语文这样讲:“‘说’,是一种叙事兼议论的文体,题目的意思是:说说捕蛇人的事。”我有点不同的看法:     

佛教与初唐小说探说大纲

佛教之于小说,由来已久。自汉以来,佛教佛经入主中原,逢盛世则偏隐,在儒道之下;后天下三分,自周以来的儒士系统则始有自觉与道佛双向涵摄。此后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分别受其深刻影响,其艺术旨趣与本土异殊,形成独特的表现形态。本文选取初唐人唐临《冥报记》,主要就《冥报记》的流转、汉译佛典的主要文体类型特点、以及其对唐临《冥报记》产生影响的文体进行说明,通过解读具体的篇目来指出作为文人笔记的《冥报记》的叙事怎样受到佛教文体、思想影响。     

谈谈散文与美文

在古代,散文是与韵文相对的散体文字,包括了许多文体。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将各种文体合并归类,尚有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古文中文体甚多,这在现代散文中也颇有延续,比如日记、书信、游记、传记等。有的则是变了名称,如序跋变成前言后记。但现代散文也催生了富有时代特征的文体,主要就是小品、随笔、杂文和报告文学等。小品与随笔,古时也有,但多指短小的篇章。现代小品文主张抒写性灵,颇有个性解放之义。随笔不同于古来的笔记体,还接受了外来影响,尤其是英法随笔的参照。再如杂文,也叫随感录、杂感等,因鲁迅的倡导而形成一种文体。报告文学,也是新兴的体裁。孙犁说：“文艺通讯,包括了通讯、速写、特写、访问记、印象记,以至报告文学,这些文学上的短小形式。”报告文学,也就是一种文艺通讯,但更讲究文学手法或表现。散文中不只是一体,而是多体共存。就此而言,散文颇有母体之义。不仅催生出许多子文体,本身仍是一体,一种富有弹性的文体。散文的文体,相对于诗歌与小说及戏剧来说更难界定,或者说更具弹性。散文的另一种区分是着眼于表现的,可分为抒情散文、叙事散文、说理散文等。朱光潜认为“宇宙间一切现象都可以纳到四大范畴里去,就是情理事态。”而在《情与辞》中又这样说：“文字有言情、说理、叙事、状物四大功用,在文学的文字中,无论是说理、叙事、状物,都必须流露一种情致。”这里首重情致,显然是着眼于文学意味的。余光中在《不老的缪斯》中则分了六项,即抒情、说理、表意、叙事、写景及状物。若加上写人一项,就齐全了。     

“因文生事”：金圣叹的小说叙事特质论

“因文生事”是金评《水浒传》中提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在中国古代的小说叙事理论史上有重要意义。虽然金圣叹没有摆脱“拟史批评”的影响，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小说独特的文体特征。《水浒传》是金氏极力推崇的“才子书”之一，因此，“因文生事”与他的“才子”说有密切关系。这一命题不仅揭示了小说叙事的虚构性，也强调了“文”是小说叙事的生命力所在，“因文”是小说叙事所遵循的潜在原则。     

论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发育与成熟

经过几十年的发育,小城镇叙事小说于20世纪90年代末显现出稳定的文体形态,分蘖为一种文体亚类.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的成熟有着明显的标志物.文体成熟的内在标志物是：在政治、历史、文化等三大领域内确立了特定的叙事板块,塑造个性独特的“小镇人”或“小城人”,演绎小城镇变迁史以表达独特的主旨.文体成熟的外在标志物是：小城镇叙事拥有相对稳定的“核心作家”群体,出现了大批以小城镇为直接审视对象的作品.小城镇自身的发展和叙事主体的小城镇意识的深化,促进了小城镇叙事小说文体的成熟.学界忽视了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文体归属和文体成型.     

我国古代的文体

【论】 是通过说理、举例来阐明论点,作出论断的一种文体。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一理者也。”如苏洵的《六国论》就是这种文体。 【说】 作为文体,有不同的内涵:①同“论”一样,是议论文的一种,如韩愈的《师说》;②是一种就事论理,夹叙夹议的散文,写法比较灵活,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③是解释经文的一种文体,如《诗》有《鲁说》、《韩说》等。     

《东方朔传》考论

《东方朔传》是中国古代杂传中较早出现的一部散传作品，其成书年代当在西汉末至东汉初的一段时间里，当是汇集民间流传的有关东方朔的传说撰写而成，从散见于古献神征引的《东方朔传》佚看，其人物形象与叙事建构的虚构性说明该书具有了一定的小说品格。据此，我们认为，以《东方朔传》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杂传孕育了小说的胚胎，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史上，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王朔小说创作模式的当下文学意义

王朔的小说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新的小说叙述模式,以迎合大众的“媚俗”性心理在社会上显示了它独特的价值,成为当时人们喜闻乐道的小说样式之一,也为当代通俗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书写模式。尽管文学界和评论界对于“王朔现象”的评论褒贬不一,但王朔的创作对于当下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论老舍的中国历代“文说”观

《文学概论讲义》是老舍三十年代初教书时写的教材, 他以开放的眼光, 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指出了中国历代“文说”缺乏科学性。突出地表现在: 论说的主要对象不是“文学”, 而是大而泛之“文”; 主要目的不在“文学”, 而在如何利用“文学”; 论说的态度上有盲目崇古排外倾向, 不太注意语境的时空变化。     

《世说新语》叙事对时间的模糊处理

《世说新语》叙事对时间进行了模糊处理,使时间的表达人文化、情感化,成为写意性叙事的一部分。     

“流氓”的悲歌——浅析王朔作品和王朔现象

王朔作品和王朔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无法忽视的内容之一,拟通过对王朔作品和王朔现象的分析来揭示他们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启示。     

处于边缘的女性：王朔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原型探析

通过深入考察王朔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不难发现其小说内部蕴涵着丰富的神话原型,由此可见,一向以反传统的文化姿态出现的王朔不可能割断传统,在王朔的潜意识深处还遗留着男权的思想,残留着女色祸水的观点,因此可以说王朔的小说是在本土化的情境之中向旧传统的皈依。他的陈旧腐朽的意识以及小说所表达出来的创作视野表现出了他的文化精神的滞后性。     

论《虚字说》的理论价值

清袁仁林的《虚字说》在我国虚词研究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也具有相当的实用价值,本文试图从其"气"范畴理论、词义演变规律及相关语法问题几个方面分析《虚字说》的理论价值.     

李阳冰刊改《说文》之统计分析

中唐时期李阳冰曾刊定《说文》。就徐铉《说文解字》和徐锴《说文系传》中所引李阳冰之说,可以对李之刊定分为刊定字形、别立新解、刊定字形兼别立新解等若干类,分析其对《说文》的刊改情况。通过量化分析可知李阳冰之刊定主要是定为会意字,其次为象形字;李阳冰对有些字的刊定突破了传统六书的构造方法;徐锴、徐铉对李阳冰有些字的刊改是肯定的,但同时又极力维护了许说。     

《世说新语》对艺术创作的评论

南北朝时,南朝的刘义庆带领他的一些门客,集体编著了<世说新语>,主要内容是评论士大夫的言行,同时也对艺术创作进行评论.<世说新语>对艺术创作的评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重视"俊逸"、"神骏",强调以形写神.其次,论曲折含蓄之美.再次,反对芜杂不裁和事事模拟的做法.     

唐修《晋书》取材《世说》的是非得失

唐修《晋书》取材《世说》,一直为人诟病。其立论标准,分别基于史料采集与史传编著两个视角。但是,就前者而言,唐修《晋书》取材《世说》,恰恰不是“做错”而是“做对”了;就后者而言,它却是做得“不够”、“不好”。究其原因,在于“诠次旧闻”有余,“裁成义类”不足,因而见事不见人,有史而无传。作为“史家极则”,“传以志人”,必须传人传神,唐修《晋书》取材《世说》,以其成功与不足,为后世留下了双重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