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背景下运动员生物识别数据权益的保护

运动员生物识别数据不仅具有敏感性,也具有很强的商业利用价值。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比较研究和案例分析等方法探讨商业化背景下运动员生物识别数据权益的保护。研究认为:运动员生物识别数据的商业价值应该归属运动员而非公共所有或者体育组织(俱乐部)所有。但是现有的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制度立足于数据主体的人格尊严与自由,忽视了数据商业价值的实现,知识产权对运动员生物识别数据保护也存在较大局限性。在商业化背景下,运动员生物识别数据权益保护要在规范运动员人格利益的前提下充分释放数据的商业价值,因而可以考虑引入数据财产权理论,赋予运动员生物识别数据财产权,在具体实现形式上,可参考知识产权“使用许可”规则,并结合体育领域集体治理机制探索“数据信托”之模式。     

量化的规训：运动员生物统计数据的法律保护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探讨运动员生物统计数据保护的法理基础和制度构建。运动员生物统计数据处理既存在技术固有缺陷所引发的数据和算法风险,也存在其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被滥用或恶意利用,从而造成侵害运动员隐私权益、劳动权益和公平竞争权益的风险。相较于一般的数据保护,运动员生物统计数据的敏感性和商业性、运动员身份的公众性和雇员性、体育行业的竞技性和自治性,以及算法规制理念的转向性使之面临着多方面的特殊考量。建议围绕告知义务的规范、最小必要的优化、安全保护的履行形塑开发行为规范,立足于数据同意权的设计、数据财产权的享有、合理推论权的引入构造运动员主体权利。可以研制“职业体育条例”“体育赛事活动管理条例”“体育俱乐部条例”等为契机完善相关立法,推动我国体育领域集体协商机制的构建和行业自治的完善,从而形成体系化的运动员生物统计数据法律保护机制。     

冲突与平衡：反兴奋剂治理下运动员数据权利的克减与保护

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与数字中国的背景下，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是反兴奋剂治理工作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该研究运用文献资料、规则分析等方法，以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为出发点，对国际反兴奋剂规则进行了梳理，探寻了新时代反兴奋剂治理下运动员数据权利的克减与保护。研究发现，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治理活动中应享有知情同意权、隐私权、拒绝权和被遗忘权等数据权利，但权利的实现却因克减边界的模糊性与反兴奋剂治理产生冲突。研究认为，通过坚持遵守反兴奋剂的基本原则及相关规则、规范运动员数据收集采集的操作程序和完善监管救济与相关技术等措施，可适当平衡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与反兴奋剂治理之间的冲突，推动实现反兴奋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反兴奋剂活动中运动员的个人信息保护——2021年《保护隐私和个人信息国际标准》述评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十分重要的话题。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为了保障运动员等反兴奋剂活动参与者的个人信息权制定了《保护隐私和个人信息国际标准》。该标准从信息主体权利赋予,反兴奋剂组织义务承担两个方面对反兴奋剂活动中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对该规则的考察是运动员等信息主体在反兴奋剂活动中维护其个人信息权利的基础,也是保障反兴奋剂组织涉个人信息工作合规开展的前提条件。同时,该标准仍存在运动员个人信息处理过度、个人信息安全保障欠缺、个人信息权利行使困难和信息处理者责任后果缺失的问题,相关规定有向反兴奋剂组织过度倾斜之嫌。应当对该标准的不足之处进行完善,以期实现运动员与反兴奋剂组织间的利益平衡。     

兴奋剂仲裁案件中认定运动员无过错的考量因素探究

当前对无过错条款适用的认定因素研究较为零散,全面阐述这些因素有助于增强无过错案件仲裁裁决的权威性。体育仲裁机构在决定是否适用无过错条款减轻对运动员的处罚时,首先会考虑运动员在主观上是否是故意的,其次对于兴奋剂物质进入运动员身体的结果,体育仲裁机构会考量是否具有客观归责于运动员的可能性,也就是运动员是否尽到了极为谨慎的注意义务,同时还会考虑违规运动员长期实施某种合法行为的信赖利益。除此之外,先前判例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反兴奋剂机构自身的过错也会被考虑在其中,运动员自身的经验同样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无过错条款是无重大过错条款适用的基础,二者考量的构成要素本质上相同,区别在于运动员履行的注意义务程度不同。     

竞技体育中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行为分析

运用博弈论分析竞技体育中运动员兴奋剂策略选择的有关问题,指出：在单人博弈模型中,运动员的兴奋剂策略选择除了受信息收集程度的影响外,还会受运动员风险态度类型的影响;在“怕吃亏”心理的作用下,个体项目运动员之间博弈的结果是服用兴奋剂对自己是较好的策略;集体项目运动员的兴奋剂策略选择过程较复杂,但在严格的约束条件下,完全理性的运动员不会使用兴奋剂。     

职业体育俱乐部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及协调研究

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和界定了职业体育俱乐部核心利益相关者,职业体育俱乐部核心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管理者、运动员和教练员。对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进行理论剖析。在此基础上,探讨职业体育俱乐部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表现及其成因,从完善利益界定和表达机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强化利益引导约束机制角度提出职业体育俱乐部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协调机制。为我国职业体育发展过程中利益冲突的解决和协调提供参考。     

运动员兴奋剂违纪重大过错的认定——以莎拉波娃案为例

体育仲裁院（CAS）仲裁庭认定俄罗斯著名运动员莎拉波娃的兴奋剂违纪行为并非故意,且不构成重大过错,将她的禁赛期由2年减缩到15个月。但该案的裁决存在若干问题。运动员在没有医药专业背景或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自行核对兴奋剂禁用清单存在重大风险。适用于马术案件的“委托理论”对其他体育项目内的兴奋剂案件并不合适,代理人的错误应当由运动员本人承担责任。运动员在兴奋剂检测时故意隐瞒自己的药物使用情况可能构成重大过错的证据之一。由于运动员有义务知悉禁用清单的内容,体育组织未能即时告知禁用清单新修订的情况并不能减轻运动员兴奋剂违纪的过错。违禁物质的代谢时间长可能会对判断运动员的过错程度产生影响。在认定运动员兴奋剂违纪的故意时,以客观主义的解释方法代替主观主义的解释方法,来分析运动员对兴奋剂违纪高风险的认知程度,更有利于打击兴奋剂违纪行为。     

体育强国视域下的体育数据开放：内涵、价值、镜鉴与路径

作为数据开放的子集,体育数据开放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助力数字中国、体育强国建设,实现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必然选择。体育数据开放包括内容、使用、管理“三大主体”,涵盖跨部门、跨领域、跨国界“三个层次”,呈现涵盖内容复杂、涉及领域多元、触及隐私敏感“三项特征”。体育数据开放对推进全民健身战略、提升竞技体育实力、加速体育产业转型、增强体育治理能力具有战略意义。目前,北美、欧洲、亚洲、大洋洲等地区的部分发达国家已纷纷制定与体育数据开放相关的国家政策,以期通过体育数据开放破解体育发展矛盾、突破体育发展瓶颈和完善体育治理。我国体育数据开放应着眼于数字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在构建政策体系、完善平台建设、注重隐私保护、加强人才培养上精准发力,确保体育数据开放事业顺利推进,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对运动员进行兴奋剂危害性教育的思考

由于现代体育向商业化、名利化和职业化方向发展,运动员在金钱、名利的诱惑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滥用兴奋剂,成为现代竞技体育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通过分析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根本原因,发现运动员对兴奋剂危害性的认识和教育不足,针对这种现象,对兴奋剂的危害性进行分类描述,提出了加强兴奋剂危害性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旨在为中国和世界体坛反兴奋剂提供强有力的措施和手段。     

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的性质分析

我国运动员的人力资本投资多元化,使得运动员的人力资本产权呈现混合制性质.提出基于混合制产权下的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管理策略:确定运动员的合理分配地位,改变利润分配结构;加快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走职业体育俱乐部道路;完善立法,有效保障投资各方利益;完善人才管理体制,实行激励制度.     

运动员操守条款的人权法审视

运动员操守条款记载于运动员聘用合同,体现于体育组织规章中,用以约束运动员可能影响雇主利益以及体育利益之行为的条款或规则。这类条款包括片面保护雇主利益,限制运动员言论自由、职业自由、流动自由,涉嫌侵犯隐私等基本人权,构成对运动员的不公平。这类条款的正当性传统上在于捍卫体育的特殊性这一公共利益,但晚近以来西方开始基于人权法对此类条款效力加以审查,并坚持比例原则。中国长期的"举国体制"导致运动员权利保护意识淡薄,在体育职业化发展进程中,应当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构建运动员权利保护机制,加强对不公平操守条款的合法性审查。     

我国学校体育开展反兴奋剂教育的策略研究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反兴奋剂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运动员群体中逐渐树立起了“拿干净金牌”的意识。但学校体育的兴奋剂违规问题频现,青少年学生的兴奋剂使用问题亟待解决,兴奋剂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该研究对我国学校体育中学生兴奋剂使用现象进行全面分析,梳理总结使用兴奋剂的原因,指出学校体育中存在的反兴奋剂教育的缺失问题,详细阐述了学校体育中开展反兴奋剂教育的重要作用。提出加强学校体育的反兴奋剂教育;实施兴奋剂检查,强化威慑作用;完善未成年人、学校体育等的反兴奋剂立法等应对策略,以期为我国学校体育的反兴奋剂工作提供最佳实施路径。     

大数据背景下商业竞赛对城市马拉松赛事的推广启示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已经成为时代尖端技术,其应用和影响广泛深入到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城市马拉松赛事是商业竞赛的一个主要形式,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城市体育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很多城市纷纷进行城市马拉松赛事的推广项目。为此,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等,在介绍大数据背景下商业竞赛的主要特点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商业竞赛对城市马拉松赛事的推广启示。     

由禁用兴奋剂引发的思考——兼与徐勤儿,高晶两位老师商榷

研究认为《论竞技体育的游戏本原回归--由禁用兴奋剂引发的思考》由分析使用兴奋剂的危害入手,进而提出"竞技体育的本原是游戏"这一论断缺乏逻辑推理.研究指出,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不能将使用兴奋剂对身心健康的危害与竞技体育对运动员身体、心理、道德等方面的伤害放在同一层面讨论,也不能将使用兴奋剂给体育健康发展带来的危害与竞技体育发展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科技使竞技体育的"异化"现象相提并论;禁止使用兴奋剂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竞技体育的公平竞争精神.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案法律解读

孙杨拒检案经过国际泳联和国际体育仲裁院两次听证,成为国际反兴奋剂领域的经典案例。本文回顾了案件的基本情况,对案件在国际泳联和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两次听证中运动员、国际泳联、国际泳联听证专家组、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并对其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运动员必须明确了解自己是被谁检查的,参加样本收集活动的每位官员都应经过样本收集机构适当培训、任命和授权。反兴奋剂规则不仅仅规范运动员,也规范体育组织,对运动员的严格要求同样适用于体育组织。兴奋剂处罚有类刑罚性,规则不够清晰导致争议的时候,应该仿照刑事处罚"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立法不明导致解释不清的后果不应由运动员承担。虽然客观困难存在,但既然反对在体育中使用兴奋剂是奥林匹克大家庭的选择,那么体育组织就必须为此政策买单,外包兴奋剂检查并非最佳选择。     

意大利体育肖像权制度初探

意大利法律对运动员肖像权的保护来自于意大利民法典和版权法的规定,使用运动员的肖像必须经过肖像权人的同意,但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除外。运动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肖像权,包括赞助和营销协议、运动员的个人许可、其所属体育俱乐部的使用等。当运动员的肖像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对造成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同时,可以诉请法院停止滥用。对我国运动员的肖像权问题有借鉴意义。     

“WADA诉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案”评析与启示

“WADA诉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案”作为史无前例的“史诗级”案件,值得深入研究。通过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该案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WADA诉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案”在仲裁庭组成、仲裁庭审查权行使、签约后果性质、运动员权利保护、比例原则、集体惩罚等方面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同时,该案也暴露出体育仲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仲裁庭的审查程度及审查内容等。最后,结合案件情况与反兴奋剂领域现状,提出该案对未来完善兴奋剂治理体系和签约方合规方面的启示     

论兴奋剂违规处罚抗辩中的非故意证明新路径

2021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认可了自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判例中发展出来的、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路径之价值。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时,不要求运动员说明禁用物质来源,只要证据所反映的相关事实能够证明运动员既不是为提高竞赛成绩而故意使用兴奋剂,也没有无视可能存在的违规风险,就可以推翻故意推定从而减免禁赛处罚。通过对《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相关规定变化的梳理,以及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代表性案例要点的整理与归纳,可知该路径仅在无法说明禁用物质的确切来源且案件特殊的前提下适用,适用时运动员要根据实际情况说明可反驳故意违规的情形、对禁用物质的可能来源作出合理解释并举证证明自己的说法。考虑到食品安全状况,运动员和体育组织应当从不同角度关注非故意证明新路径实施方式的具体变化,以便在反兴奋剂实践中积极运用。     

澳大利亚反兴奋剂政策研究

研究目的:体育运动中泛滥的兴奋剂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世界体育可持续的重要问题,各国纷纷启动对反兴奋剂政策的立法问题,研究澳大利亚反兴奋剂政策具有一定的比较借鉴意义。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结果和结论:澳大利亚反兴奋剂政策得到了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支持,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体育和休闲内阁会议,进一步支持澳大利亚反兴奋剂组织的政策立法活动,建立澳大利亚国家精英运动员药检机制,对涉及体育运动中的兴奋剂问题实行严厉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