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及政策启示

随着工业化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环境规制及导致经济方式发生根本改变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研究热点.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排污税、排污许可证、统一的排放标准三种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程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当传统技术和绿色减排技术的边际减排成本(MAC)曲线存在交点时,三种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影响模式相同;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程度与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呈现“倒U型”关系.若考虑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等异质性,则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程度与环境规制政策之间的关系会呈现更为复杂的非单调关系,可能存在“倒W型”.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配合适度的严厉性可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基于企业态度的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以企业的实际排污量、谎报量和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程度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企业对环境保护持有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两种状态下,正向激励型和负向惩罚型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当企业持消极态度时,实际排污量与政府的排污税率、减排补贴水平呈负相关,并且当排污税率等于边际减排补贴时,达到最优排污平衡点,此时负向惩罚和正向激励型环境政策的效果相同;(2)当企业持积极态度时,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程度与政府的排污税率、减排补贴水平呈正相关,并且当减排补贴收益等于不同政策下创新增加成本的差额、减排节约成本的差额与税收收益三者之和时,达到最优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程度平衡点,此时负向惩罚和正向激励型环境政策的效果相同。     

产品异质、R&D激励与环境规制工具选择

建立双寡头Bertrand序贯博弈模型,比较均衡时四种环境规制手段的厂商RD激励大小。认为排污税和拍卖RD激励最高,在异质产品市场上,使用简单排放标准比排污权交易更能激励企业从事环境研发投资,获得动态效率提升。在环境治理方式选择上,切忌政策"一刀切",要充分考虑市场结构、规制目标和需求函数等诸多因素影响。     

政府质量、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提质增效与保护环境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技术创新理论,选取我国30个省2000-2011年面板数据,研究政府质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及交互效应。通过运用Stata12.0实证研究得出：地方政府质量与环境规制均显著影响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地方政府质量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与制订合理的环境政策,对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等重要。     

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2003—201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国内外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研究成果,以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强度作为解释变量,行业规模和创新人力资源投入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面板数据模型,并选取我国16个污染密集行业2003—2010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行业规模和创新人力资源投入两个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政府制订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可有效促进污染密集行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但未考虑以上两个控制变量时,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则产生了负效应.这一实证结果验证了“不完全环境规制”现象的存在,也证实“波特假说”成立的条件性.     

董事会治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面对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有效整合内部治理和外部规制,直接关系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基于制度规制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以2009-2014年45家重污染行业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董事会治理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本身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正向影响,董事会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正向显著影响,且董事会治理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呈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面对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的客观现实,并举外部环境政策落实和提高董事会治理水平,对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提质增效和减污排污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考察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及路径选择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实施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本文使用2013—2017年中国30个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将企业技术创新分为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探究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均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且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和时序特征,部分验证了波特假说“弱”版本。具体如下：命令控制型工具在2016年新一轮“环保风暴”后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工具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呈现作用随年递减的趋势;相较于企业技术引进而言,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激励效果更大;在市场激励型工具中,碳交易市场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发挥了促进作用,且主要体现在外部引进方面。②分地区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结果与全国的结果呈现出相对的一致性;西部的结果符合波特假说“狭义”版本,即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西部工业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大。本文创新性地在环境规制中引入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和碳排放交易制度,细化了波特假说的内在作用机制,为国家进一步优化环境政策体系进而激励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科学依据。     

主观规范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以高端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将主观规范分为企业环境伦理和政府环境规制两个维度,分析了主观规范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伦理和政府环境规制均能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但政府环境规制发挥的作用较大;绿色技术创新意愿能积极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并在企业环境伦理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政府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及其比较研究

在创新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选择低碳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其收益大于其他类型的创新活动。本文在传统的A-J模型框架内,引入低碳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系统分析了碳排放税、碳排放标准、减排补贴和碳排放许可四种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选择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每一种环境政策工具都存在一个最优水平,但其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和经济效益有所区别。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市场机制完善的环境政策工具更能促进企业选择低碳技术创新;而鼓励导向的环境政策工具更能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经济效益。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工具组合,提供理论指导。     

环境政策工具组合、环境技术创新与绩效

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与命令控制型工具往往相互结合起来共同影响企业环境创新行为乃至企业绩效,因此有必要验证市场激励型与命令控制型工具的组合对环境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应用调查问卷数据建立完整的模型,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了环境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环境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与以往大多数产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及其效应研究不同,本研究充分考虑了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和管理者环境意识等变量从而降低了遗漏变量偏差。研究表明,命令控制型政策有利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部分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如排污收费制度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和排污收费制度、政府补贴的交互项有利于企业环境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并促进企业绩效。环境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在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工艺创新在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环境税与企业技术创新：促进还是抑制?

以新古典经济学和波特假说为理论基础,选取2007-2015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即环境税有效地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研发投入）和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发明专利申请量）;（2）环境税的企业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滞后性特征,即当年环境税有效地提升企业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技术创新投入（研发投入）,当年环境税有效地提高企业第二年的技术创新产出（发明专利申请量）;（3）环境税的企业技术创新效应呈现高质量化特征,即环境税并不能显著地提高企业非发明专利申请量,却能显著地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这些结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不变。研究结论为新时期完善中国环境税以及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难以为环境规制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本文通过剖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Sys-GMM估计法测度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均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曲线关系；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企业生态创新，产业结构和教育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间接作用受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影响，其中，环境规制通过FDI、研发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通过要素结构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负向作用。     

研发补贴还是税收激励——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实证分析

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但目前的学术研究并不能够回答“哪种支持方式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政府税收优惠和直接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影响。采用505家高新技术企业2011-2013年调研数据为样本,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和高质量创新产出的提升;相反政府的研发补贴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均具有挤出作用;同时,对于技术能力比较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将越弱。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已有创新政策的研究,实践中为政府更有针对性的实施创新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无米下锅抑或激励不足？政府补贴、企业绿色创新与高管激励策略选择

绿色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制造业转型的重要路径。过度依赖科技政策的外生冲击而忽略企业内生激励机制,容易造成创新平滑失效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扭曲。本文从财税政策与公司治理双重层面,重点探讨政府补贴与高管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整合影响。研究显示,薪酬激励的创新补偿效应能够提升财税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平滑效果;相比之下,声誉激励对财税补贴与绿色创新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薪酬激励与声誉激励的互补关系催生了激励组合的创新补偿效应,在薪酬激励强度适中的条件下,财税补贴能够实现对绿色创新的最优驱动作用。本文能够从公司治理视角揭示财税补贴创新悖论的成因,并为优化政府财税政策和企业创新激励机制,推动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环境规制工具、区域差异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系统GMM和动态门槛的中国省级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6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系统GMM和动态门槛模型,验证了直接管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针对不同地区,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东部地区而言,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单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显著。同时,公众参与对各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均不显著。     

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对专利质量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基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既是推动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世界各国扶持幼稚产业的重要手段。本文选取2010—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在考察两种财税政策对专利质量影响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政策工具组合使用绩效分析的视角,检验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组合使用时对专利质量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两种政策均对专利质量产生了正向的激励作用,且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更胜一筹;第二,补贴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存在一定阈值,在该阈值范围内时,税收优惠作用最佳;第三,同样,税收优惠也存在相应的阈值,当优惠超过该值时,更有利于显现政府补贴的作用,识别并充分利用该阈值,才能实现两种政策工具的最优组合。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了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四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基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激励的环境工具设计

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是评估环境政策工具的重要标准。但是以往文献主要针对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激励效果进行研究,忽略了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的绝大部分,因此对中小企业进行相关研究非常必要;同时以往文献也没有对企业的清洁工艺和末端治理技术做出明确区分,而这两种技术创新对企业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有鉴于此,本文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中小企业出发,将环境技术创新严格区分为清洁工艺和末端治理技术,并通过构建企业利润变化模型和社会福利函数,得出了排放标准、排污费、补贴和排污许可证价格的临界值,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水平;同时,本文还为企业在四种环境政策工具下灵活选择技术创新方式进行了区分与比较;最后本文对四种环境政策工具的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做出了排序。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为政府选择环境政策工具提供政策建议,同时能够为中小企业在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下灵活选择环境技术创新方式提供参考意见。